本文基於新出土的考古遺址材料和舊材料的統整出版所釋放的器群訊息，
對漢中盆地用銅文化的器物進行分期，並細緻化建立每一期的變化，討論的變 化面向包含器群的特色、當地製作銅器的器類變化、進口物品的來源變化。金 一步透過這些層面建構漢中盆地用銅文化的鑄銅產業成形和與周遭用銅文化之 間的關係。
第一章分析器物的組合變化、分布特性，嘗試從「儀式」的角度來討論漢 中銅器群的性質。地點、組合具高度的規律性，代表社會形成一套相當規範 化、正式的活動，反映「儀式」特性。進一步，組合的變化反應儀式從早期是 掌握在特定的群體中，到中期舉行次數變得更密集，或者有更多的群體能夠參 與。儘管過去學界對漢中銅器群的性質已提出祭祀之說，但本文從儀式的角度 更進一分析銅器群背後反映儀式參與人群和儀式舉行頻率變化，試圖描繪出更 具體一些漢中「用」銅文化。
第二、三章主要從銅器的形制來討論漢中銅器群和其他區域的關係，過往 學者研究重「形」和較忽略「制」的層面，故本文結合成分分析數據，以及對 於修補、打洞等鑄造技術的觀察，從鑄造技術的角度來討論漢中當地鑄造的可 能，以解決漢中銅器群的來源問題。目前漢中地區尚未發現冶礦、鑄造遺址，
討論當地鑄造的可能性尚缺乏直接證據，在過去對外形風格分析的成果之上，
鑄造技術的分析角度或能不同的思考角度。甚者，以往學者甚少提及的修補、
打洞這些二次加工的現象，事實上反映漢中銅器群作為銅器消費地的性質，是 當地用銅文化重要的面向之一。
整體而言，本文嘗試從儀式和鑄造兩個以往較少討論的分析角度來討論漢 中銅器，藉此揭開漢中用銅文化的一部分面貌。過去已有學者以儀式的分析角 度來討論長江中游的器物群和三星堆器物坑，但漢中銅器群並沒有納入討論
中。264基於本文對漢中銅器的分析，未來或可從儀式的角度進一步分析三地之 Bagley《盤龍城》266一文，將商文化擴張的時間拉到了二里崗時期，並認為至 少到殷墟初期各地銅器已出現鮮明的地方特點。其說法為後來很多學者同意，
(increasing or increased interaction with cultures with regionally varied substrata in the south)。269而淺野達郎在討論蜀式兵器源流時，引述張光直的說法，但實際 上他對於各地銅器的地方特色興起的解釋與 Bagley 更一致，只是對於擴張背後
264 Rowan K Flad, “Ritual Topographies: Sacrifice and Division”, Ancient Central China: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09-85.
265 黃銘崇稱青銅鑄造技術研究邁入「極盛相」。參見：黃銘崇，〈邁向重器時代：銅器技術的輸 入與中國青銅技術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85 本 4 分(2014)，頁 576。
266 Robert W. Bagley,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39, no. 3/4 (1977)., p.210.
267 同上註，但作者在更晚的著述有清楚的闡述：Robert W.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8-80.
268 李伯謙，〈從對三星堆青銅器年代的不同認識談論到如何正確理解和運用"文化滯後"理論〉，
《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1998），頁 303。
269 Kwang-chih Chang, Shang Civiliz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21.
的原因並沒有深究。270
不過，漢中盆地出現製銅的時間並不晚於二里崗風格銅器進入當地的時間 (表 11)。漢中盆地出現含二里崗風格容器的銅器群的時間約在殷墟早期，但是 開始製造一些小型銅器類的年代，至少可以回溯至二里崗上層晚期，未來也可 能發現更早的青銅製造例證，但至少可以確定二里崗上層晚期漢中盆地的青銅 鑄造仍處在相對原始的階段。
漢中盆地此時期的當地製品以紅銅的小件器物為主。與鄰近區域中的三峽 地區銅器產業大致處在同樣的發展階段，三峽地區也魚鉤、鏃、刀等簡單小件 器物，其中魚鉤更是反映當地漁獵經濟型態的生產工具。271寶山遺址出土的銅 珠、針這類的製品目前尚未見統整性研究，難以討論區域差異的問題，但彎形 器卻表現明確的區域特性，迄今尚無在其他地區發現任何近似的例子。儘管尚 不清楚初步的製銅產業到底如何展開，至少可以確定在二里崗文化影響抵達之 際，當地已經具備初步的製銅產業，而非二里崗文化影響下才出現。
殷墟一期是城洋青銅器群中最早一批容器群出現的時間，進口容器的來源 可能不是直接來自二里崗文化中心地，更可能間接來自受二里崗文化影響的區 域，從龍頭器群和湑水器群來看可能分別來自湖北和渭河盆地。不過殷墟一期 進口容器的出現，並無刺激當地興起容器的製造。殷墟一期出現的新銅器類型 是有銎斧、雙耳矛和長援直內戈鋒刃器這類鋒刃器，功能是工具或武器不能肯 定，但皆是實用器，延續二里崗晚期以工具等小器物為主的傳統但更為進步。
這些鋒刃器反映的區域聯繫是與四川盆地地區，而非商中心。僅管四川地區並 沒有發現商早期風格的容器，但四川漢源一批武器則反映商早期風格銅器在四 川是存在的。有肩銎斧罕見於商中心，卻是中國西南方盛行的斧制。除此之 外，與早商文化的武器類型，包含直內長援戈和雙耳矛，也可能同有銎斧一併 受到四川影響。因此，儘管殷墟一期的時候漢中盆地已經出現二里崗風格的銅
270 淺原達郎，〈蜀兵探原─二里崗インパクトと周蜀楚〉，頁 32-8。
271 長江水利委員會，《宜昌路家河：長江三峽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2002，頁 87。
器，但當地的鑄銅產業所新產生的鋒刃器並非受到二里崗文化的影響，而是反
郎所定義的區域特色青銅器，即，區域特色銅器是以商式銅器的基礎下產生的 變化，而且原型並非來自殷墟，而是以二里崗文化的銅器為原型。容器也有類 似的現象，尊的原型明顯是來自長江中游湖南一代區域用銅文化的尊，而湖南 青銅器是承接二里崗的傳統而與殷墟平行發展，所以漢中盆地發現受湖南影響 的尊，最初的源頭也是商早期的尊。更值得注意的是，漢中盆地的尊並非直接 模仿湖南商晚期的尊樣式，而是以此為原型，進一步融合渭水盆地較為興盛的 簡化獸面紋的紋飾施作方法。這種不同文化傳統融於一器，正是容器為當地製 作的較信實的證據。
不過，渭水盆地與長江中游影響層面的差異，意味著兩地的關係對於漢中 盆地來說是不同的。漢中盆地偏愛容器的用銅習慣與長江中游類似，所以其對 銅容器的需求也近似，因此在當地開始生產容器時，選擇生產尊類的容器同時 尊的原型與長江中游更有關聯。但其鑄造技術和銅器的生產方面與渭河盆地關 係可能更密切，因此其施作紋飾採用的是渭河盆地常見的簡化獸面紋。甚者，
漢中盆地的獸面飾等器物在渭河盆地老牛坡遺址直接出現陶範，可能意味著渭 河盆地為漢中盆地生產所需青銅器。
在殷墟二期，進口銅器至少有三個來源，一是殷墟，二是長江中游的湖 南，三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系青銅文化。長江中游與四川盆地的聯繫在二里崗 晚期或殷墟一期已經存在，但漢中與殷墟的聯繫直到殷墟二期才明確出現，而 且可能並非直接接觸，而是透過渭水盆地接收到殷墟的進口品。1976 年城固蘇 村塔塚出土 2 罍與婦好墓的方罍近似，其中 1 罍有銘文「亞伐」，反映容器本身 可能是商中心生產，而與罍一同出土的獸面飾、人面飾、尖頂泡和透頂泡卻在 渭水盆地老牛坡遺址發現生產遺址與陶範，很可能是渭水盆地的產品，兩者共 同出土可能反映殷墟的器物是由北方的渭水盆地帶入。
組合方面，殷墟二期當地也產生一種新的組合方式，以一、兩件容器搭配 小件銅器，還有大量的單件出土現象。這些組合的銅容器有進口也有當地製 作，但當地製造的容器都屬於這種埋藏方式。這種組合方式的出土地點較多，
數量也較多，反映當地器物相較於進口物，有更多的人可以接觸到，或者這種 組合方式的埋藏活動更常舉行。進口器，沿襲殷墟一期的器群特色，都是數量 較多的器群，反映進口產品都是較為集中，一次大量性擁有，可以推測進口物 品仍掌握在特定少數人手中，而彎形器與璋形器這兩種當地產品皆與進口品為 主的大器群共出，與初期大彎形器的情況類似，因此可能是性質類似的一群 人，其埋藏活動可能與一、兩件容器搭配兵、工具的組合不太一樣。
透過對漢中銅器的分析，最後可以反思商代青銅文化的互動問題。以往對 於中原以外的青銅系統往往區分成兩種成分，中原傳入和中原影響下的地方特 色。但隨著對非中原系統青銅器理解的增加，包含晉陝青銅器、湖南湖北青銅 器、川西平原三星堆系統的青銅器、江西中部吳城類型青銅器，272要考慮所謂 影響可能是來自於其他區域。而過去簡單歸類於中原影響的器物，有可能是
「間接」的中原影響，即模仿到其他區域受到中原影響的青銅器。商中心挾其 強勢文化與技術向外擴張是不可否認，但單純的「中心─地方」模式或許應該 修正成更複雜的互動網絡。在漢中盆地鑄銅產業成形的過程中，來自長江中游 和渭水盆地的「間接」影響，可能比中原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間接」的中原影響，即模仿到其他區域受到中原影響的青銅器。商中心挾其 強勢文化與技術向外擴張是不可否認，但單純的「中心─地方」模式或許應該 修正成更複雜的互動網絡。在漢中盆地鑄銅產業成形的過程中，來自長江中游 和渭水盆地的「間接」影響，可能比中原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