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史

以下研究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將討論現有材料的情況與性質，以凸顯 既有資料足支撐此議題，之後在第二部份才對過往的二手研究進行討論。

一、 材料概述

漢中青銅器的發現早在 1960 年代起便陸續有公佈，¹⁰但專門研究起步甚 晚，1980 年代開始才出現較多的討論。主要原因在於漢中青銅器基本上都非經 過科學發掘所發現，又加上出版的資料不僅零散而且不全，使得研究難上加 難。1980、1988 年兩篇整理報告發表後，城固所發現青銅器的資料才較為全面 的公開，而學者也才得以進行青銅器背後的文化內涵研究。¹¹不過，此時洋縣

9 趙叢蒼，《城洋青铜器》，頁 246。

10 最早的發表可見：段紹嘉，〈介紹陝西省博物館的幾件青銅器〉，《文物》，3 期(1963)，頁 43、44。

11 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2 期(1980)，

頁 211-218；王壽芝，〈陝西省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6 期(1988)，頁 3-9。

方面的資料仍未公開。¹²

見正式發表，僅見新聞報導。¹⁷在此之前，城固五郎廟已出土 5 批銅器，出土 一(Appendix I)：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pp.450-494.

17 新聞報導中有附圖卻不甚清晰：陳晟編輯，〈城固老人土堆旁撿到商代酒器，上交文物獲 3000 元獎金〉，《華商網》2014 年 11 月 11 日。(瀏覽日期 2016 年 3 月 27 日，網址：

http://news.hsw.cn/system/2014/1111/177618.shtml)

18 趙叢蒼，〈城固洋縣銅器群綜合研究〉《文博》，4 期(1996)，頁 22-3。

至族屬。²⁴此外彎形器以外的小型器物，由於沒有明顯的年代特徵，甚少被討 (2015)，頁 122-128。

李伯謙將漢中青銅器分(1)典型的商式銅器、(2)基本上模仿中原同類器物但

30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in 曹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436。

器有類似之處。³⁵三是長江中游地區，該地區很早就有出土青銅器，但地方風 似，但三足的形式卻顯示地方的嗜好。Jessica Rawson, “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Hena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2-3), p. 19.

36 陳芳妹，〈商代青銅藝術「區域風格」之探索－研究課題與方法之省思〉，《故宮學術季刊》，

40 Jessica Rawson, “Ornament and Territory," in 曹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341-61。

41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生態 工程學院博士論文，2009)，頁 21-2。

銻、砷等特殊元素，在當地能找到對應的礦產資源。⁴²少見的合金成分似乎呼 應風格的特殊性，極有可能為當地冶鑄的體現。

從成分分析的結果來看，漢中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有許多可能是進口品，不 過簡單將非特殊合金的容器、兵器全部視為非當地製造也有疑問。我們仍可以 在銅器與兵器上看到屬於當地青銅技術的部份，許多容器都經過多次修補。相 較於因鑄造缺陷而進行的「補鑄」，為解決因使用而破損的「補修」，與使用者 的關係更為接近，更有可能與漢中當地青銅技術有關。陳坤龍的檢驗結果顯 示，補修的成份非常的多元，有的成份是與本體相似的銅錫鉛合金，也有少數 出現與彎形器和璋形器類似具有砷等微量元素的合金成份(附錄二)。成分分析 顯示，不能輕易將無砷、銻等微量元素的銅器歸結為非當地製造。除了補修的 痕跡，羅森發現城固龍頭村出土的三足壺的蓋子與器身的紋飾施作非常不同，

蓋子應該是當地後來加上。⁴³這些細節讓我們看到，當地銅器鑄造產業應該含 括更多的種類與面向。

2. 地方特色出現的時間

地方性青銅器由於其他地方缺乏可對比的樣本，而自身脈絡也不太清楚的 情況下，定年困難。曹瑋把器物分成三期，將所有的地方特色器物，如彎形 器、璋形器等，放置在第三期，約殷墟一期至殷墟四期。趙叢蒼將這些地方特 色器物集中在其分期的二、三期，約殷墟一、二期。郭妍利討論漢水上游的兵 器，分期為兩期，而他認為在第二期殷墟一、二期才開始出現自身的特色。⁴⁴ 但這樣的定年方式，似乎沒有考慮到地方特色器物所處的器群。舉例來說，地 方特色的有銎斧既有出自容器都屬於二里崗時期的器群，也有出自都屬於典型 殷墟風格的器群，但為何容器可分為不同時期，而武器不是參考其所屬的器群 年代，而是統一訂為同一個階段呢？而這樣的定年方法是否意味著研究者將二

42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108。

43 Jessica Rawson, “Ornament and Territory,”曹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13。

44 郭妍利，〈城洋青銅兵器研究〉，收入趙叢蒼編，《城洋青铜器》（北京：科学，2006），頁 260-80。

里崗容器群的年代拉晚到與有銎斧一樣的殷墟一、二期呢？好像也不是，研究 者好像不考慮銅容器與地方特色兵器共存的情況，逕自個別分期。

羅泰不同於其他所有的學者，他對器群中個別的武器年代的斷定比其他學 者晚很多，並就此推論埋藏的年代都比大多數容器本身年代晚，多數銅器群很 可能是基於商周更替之際政治局勢變化才埋葬。⁴⁵但羅泰在判定器物年代時，

碰到年代特徵不明顯器物(通常是兵器或工具)往往傾向於判斷為最晚的年代，

如形制類似的長援直內戈從商早期至西周初皆有出現，羅泰傾向認定為西周 初，但戈所屬器群的其他青銅容器明明皆是商早期。

在器物本身缺失考古地層關係的清況下，器物年代僅能反映埋藏年代的上 限，我們無法否認二里崗時期的器物晚至商末周初才埋藏的可能。不過隨著漢 中盆地商時期考古文化轉趨清晰，這些器群能早到二里崗或殷墟早期的可能性 已較肯定。當初器物出土地層中零碎的陶片，與寶山遺址陶器類似，所以至少 能夠肯定商代是可能的；而彎形器在遺址的出土，也反映出有彎形器的器群年 代與遺址同時期是有可能的。地方特色的器物產生年代之問題，有賴於結合整 個考古文化背景，寶山遺址與漢中銅器群的聯繫使散出的青銅器與考古文化得 以結合。

又近年來公布的銅器成分數據顯示地方生產的彎形器與璋形器具有特殊的 砷、鎳砷、銻等合金成分，陳坤龍據此論證漢水上游存在本土冶鑄。⁴⁶而寶山 遺址出土的例證顯示當地鑄造器物的年代在遺址最初期已出現。⁴⁷當地鑄造的 銅器產生之年代早於上述研究者所訂定的年代。顯然對於本地鑄造與地方特色 的興起，結合新的材料，應該能有修正並細緻化的可能。

總而言之，基於新資料，筆者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更進一步的討論，一是

45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in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ed. 曹瑋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pp 430-4.

46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寶山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與相關問題〉，《文物》，7 期 (2012)，頁 85-92；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106-9。

47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51。

討論漢水上游地方製造出現的年代及地方製造的特色。二是進一步建立當地製 作器物的分期。而在建立起當地特色器物的發展脈絡後，筆者欲重新檢視外來 的青銅器對於當地的影響，以探索當地鑄造產業是否有回應外在的刺激。本文 希望透過這兩個面向的討論，建構漢水上游青銅文化興起之際的文化面貌，並 進一步檢視漢水上游區域特色的興起，對於目前商代區域青銅文化形成的論述 能否有補充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