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向交流下的區域特性：論漢中銅器區域特性的產生及發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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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多向交流下的區域特性：

論漢中銅器區域特性的產生及發展變化

Regional Bronze Industries and Interrgional Interacti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Bronze-using Culture in the Hanzhong Basin

鐘雅薰 Ya-Syun Jhong

指導教授：陳芳妹博士 Advisor: Fang-Mei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Ju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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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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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如果說論文大綱是劇本，手中剛出爐的論文應是出自不聽話導演的作品。

雖然內容與當初計畫相差頗大，但沒按稿演出的部分卻是最有自己想法的地方。這些新想法的產生是在寫論文這半年間，經歷不同的人事物不斷累積而成，我由衷感謝這期間帶給我啟發的人、事、物。

感謝指導老師陳芳妹老師允許我這個莽撞的學生肆意地發表自己的不成熟想法，但也總是在緊要關頭拉住我這匹野馬。一起修青銅器的學姊和伙伴，玲瑋、謝璿、琨林，在專業的領域中給予中肯的意見，是我最好的 back-up。感謝輝煌、雅婷、恩婷、欣晨與雪溱，即使是不同領域，在狹窄的藝術史領域裡，

都是我求學一路的好夥伴。最愛許雅惠老師，是老師帶我進入中國青銅器之門。緬懷陳伯楨師，他的 3 門課奠基我對中國考古學認識。

利用所上的建輝獎學金前往漢中，親自過手這些青銅器和陶器是最珍貴的體驗。也感謝當時田野調查時，陝西西北大學趙叢蒼老師不嫌勞煩，親自帶我去看遺址與器物。除了親自看了許多銅器的細節，實際到當地感受自然地理也是將自己融入歷史情境的好方法。實際走過穿越秦嶺的高速公路，感受到在如此險峻地勢造路之艱，無怪乎漢中與渭河盆地雖僅隔秦陵，青銅文化卻差異很大。兩次到北京時，感謝北京師範大學的彥英熱情款待，特別婦好墓展預約額滿時，替我拿到招待票。感謝北京大學外交系佐藤大，社會科學的腦袋跟文科人不同，總是在我漫天胡說時，拉了我一把。

論文提出的看法未來有可能過時或證明有誤，但對曾經帶給我靈感的人事物，我的感謝永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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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中國陝西省漢中城固、洋縣兩縣，從 1960 年代陸續公布起，迄今發現的商代銅器多達 600 多件。儘管多數的銅器是未經科學發掘的偶然發現，卻是理解漢中盆地商時歷史最重要的途徑。甚至在漢中盆地第一個商代遺址的正式報告於 2002 年出版之前，由於缺乏陶器建構當地的商代考古文化，銅器可說是唯一的途徑。

以漢中銅器為材料，本文主要處理的主題是銅器的分期和來源兩個問題。

過往研究沒有注意到漢中銅器的組合隨時間變化的問題。本文將漢中銅器組合形式可區分三個階段，並採用儀式即表演(ritual as performance)角度來分析組合背後所代表的儀式特色。藉此解釋組合轉變背後所反映的儀式活動參與者或地點變化，因而對漢中銅器性質能有進一步的解釋。

本文也引用近年發表的銅器的成分數據與製造技術分析，從銅器鑄造工藝的角度來看漢中銅器與商時期其他區域的相似點及特點。除了以往研究強調的商中心影響，本文認為漢中盆地用銅文化受到渭河盆地與長江中游更強的影響。不同區域對漢中銅器影響的差異，反映漢中在多向交流中的自主性選擇。

漢中銅器用銅文化的討論反映，過去研究強調的「中心─地方」交流或許應該修正成更複雜的互動網絡。透過考察漢中用銅文化，得以一窺商代黃河與長江兩大青銅文化的互動。

關鍵字：漢中銅器、城洋銅器、青銅鑄造技術、商代區域青銅文化、區域特性、多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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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More than six hundred bronzes which can safely be dated to the Shang period have been reported found in Yang Xian and Chenggu, Shaanxi, China since 1960s.

Despite of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se bronzes were randomly found, they represent the key evidence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Hanzhong Basin in the Shang period. In fact, they were the only evidence before the first archaeological site of the Shang period was published in 2002.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f the Hanzhong bronzes, the sequence of the bronzes and the sources of the bronzes. The bronze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periods to illustrate changes of bronze assemblage. The thesis adopts the ritual approach, viewing ritual as performance, to analyze the ritual practices of these bronzes. The changes of assemblage reflect the changes of participants, or the

differences of the way in which they participant ritual activities

The thesis also uses newly-published component analysis data and casting techniques analysis report to discuss local features of composition and casting techniques. Besides influenced by Shang central areas, the analysis suggests bronze- using culture in the Hanzhong Basin was also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wo regional bronze-using cultures from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region and the Weihe River Bas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bronze-using culture in the Hanzhong Basin reflects that a more complicate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should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unidirectional interpretive framework.

Keywords: Hanzhong bronzes, Cheng Yang bronzes, bronze casting technique, bronze-using culture in the Shang period, interregion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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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漢中盆地出土商代銅器的重要性

商代是中國青銅時代地方特色興起的第一波高峰。約在西元前十七世紀，

黃河中游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第三期出現以塊範法(piece-mold technique)鑄造青銅容器以來，這種以塊範鑄造工藝為基礎的青銅鑄品，在二里崗時期和殷墟時期分佈益發廣闊，形成「塊範法的青銅世界」。¹其範圍北達遼寧，東到山東，西南抵四川，西北及於鄂爾多斯高原。在分佈範圍擴大的同時，青銅器風格也從一致性高，發展至風格特徵的差異明確到足以辨別青銅器背後所反映的文化、宗教或政治差異。

以往對於中原以外的青銅系統往往區分成兩種因素，中原傳入和中原影響下的地方特色。但隨著對非中原系統青銅器理解的增加，包含晉陝青銅器、湖南湖北青銅器、川西平原三星堆系統的青銅器、江西中部吳城類型青銅器，²要考慮所謂的影響可能是來自於其他區域。而簡單歸類於中原影響的器物，也可能是「間接」的中原影響，即模仿到其他區域受到中原影響的青銅器。商中心挾其強勢文化與技術向外擴張是不可否認，但單純的「中心─地方」模式或許應該修正成更複雜的互動網絡。在有些情況下，這些非中原地區的影響，可能比中原地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漢中盆地位於秦嶺與大巴山之間(圖 1)，是南北交通重要的通道。其北邊的涇渭盆地是晉陝系銅器的分佈區域，南邊則有川西平原三星堆系統的銅器，而沿著漢水而下則抵達長江中游的湖南湖北「南方」青銅器和江西中部吳城類型

1 「塊範法的青銅世界」的說法採用自陳芳妹，見：陳芳妹，〈「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研究的新線索─藝術、技術、用銅概念與用器行為〉，《故宮學術季刊》23 卷，2 期(2009)，頁 28。

2 參考李伯謙對於商晚期的青銅分區系統，李伯謙，〈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

《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1998），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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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器的分佈區域。漢中銅器也反映其位於交通要道的特性，除了一些帶自身特點的銅器外，許多銅器的風格顯示來自多個地域的影響，有些甚至從鑄造技術的特徵、紋飾的細節到整體的風格，與來自二里崗、殷墟的商人中心，或是長江中游等地的青銅器幾無二致，使我們困惑這些是進口還是當地仿製？

儘管目前沒有直接證據能證明漢中當地已具有製銅工業，近年來公布的成分分析數據顯示，獨見於漢中盆地的彎形器以紅銅為主兼具特殊的砷、鎳砷、

銻合金成分，³與絕大多數容器以銅錫或銅錫鉛合金的「青銅」材質不同。陳坤龍據特殊的成分論證漢中盆地存在本土冶鑄的可能。⁴而寶山遺址出土的第一批經科學發掘的銅器⁵則反映，在漢中盆地「青銅」時代興起之前，已存在特殊合金成分的器物。漢中當地的特殊合金成份對比於商代其他區域普遍的青銅，

引發以下的疑問：漢中青銅器的出現是受到哪些外來影響？而當地鑄造產業有否回應外在的刺激，還是青銅器都是進口？進一步，漢中用銅文化的成形與背後的社會有何關聯？

客觀來看，基於近年來新材料的發表以及舊材料的整理與出版，相較於以往學界著重於指出漢中銅器的風格特色與影響來源，現階段具備較多的材料分析地方製造的特色，來建立起當地特色器物在不同階段的「變化」。在建立起當地特色器物的發展變化後，可進一步檢視進口的青銅器對於當地的影響，以探索當地鑄造產業是否有回應外在的刺激。漢中銅器以缺乏考古情境的零散發現為主，無法從出土情境分析銅器背後的使用者和所屬社會，過去學者多採器表的形制紋飾分析，本文試圖從器群分析、鑄造特性和使用方式三個面向討論，

或許能提供不同的線索來了解漢中盆地商時期歷史的某一側面。

從整個商代區域青銅文化興起脈絡來看，討論漢中青銅器的區域特色以及

3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寶山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與相關問題〉，《文物》，7 期 (2012)，頁 85-92；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生態工程學院博士論文，2009），頁 106-9。

4 同上註。

5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2003，頁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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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區域的關係還有以下的貢獻。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含括商代早期到晚期風格的器物，是觀察商代區域特色形成與發展的一批好材料。而其青銅器群既有一些自身特點但同時又與許多區域的青銅文化有所關聯，繼大洋洲或三星堆，提供另一種商代區域青銅興起模式。此外，漢中盆地位處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交流要道上，北與周人興起的涇渭盆地相鄰，南接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

並沿漢水東與長江中游湖北連通。透過考察漢水上游青銅文化，得以一窺商代黃河與長江兩大青銅文化互動。

第二節：研究範圍的界定

在進入學術回顧之前，本文想要先對研究材料做清楚的界定。由地理位置來看，漢中盆地位於長江最長支流漢水的上游。漢水上游介於秦嶺與大巴山之間，是由一系列峽谷相間的串狀小型盆地組成，而漢中盆地為最大的盆地之一 (圖 1)。盆地內河階地形發達，大致分為四級階地，遺址多在一、二級沖積平原上。⁶漢中青銅器出土地點也是位在遺址較多的河階上，特別是在河岸不遠處，

集中在漢水和其支流湑水、溢水和灙水的兩岸，約東西長 40 公里左右、南北寬 10 公里左右的範圍內。⁷

漢中盆地出土商代青銅器包含兩種性質。第一種是本文討論的主體，指集中出土在漢中盆地西部邊緣的城固和洋縣兩地 600 多件商代銅器，都是未經科學發掘的偶然發現。⁸這些散出器物大部分具有類似的埋藏情況，銅器多是直接埋在土坑中，也不見人骨，故並非隨葬品。埋藏地點也有類似性，最常見的情況是出於高出的土包上，土包大體都在河岸不遠處，當地地名多稱為「塚」，城固蘇村塔塚、小塚和洋縣馬暢安塚皆有銅器群出土。此外，也有部分銅器是在河床和岸邊發現，多是單件，可能是被河水沖刷的二次埋藏，而非原先埋藏地

6 趙叢蒼，《城洋青铜器》（北京：科学，2006），前言。

7 梁星彭，〈試論陝南城固、洋縣地區商時期文化遺址〉，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新世纪的中國考古學：王仲殊先生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北京：科學，2005），頁 344。

8 據趙蒼叢一書的統計。趙蒼叢，《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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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⁹歷來對這批銅器有「城固銅器群」、「城洋銅器群」和「漢中銅器群」三種稱法，本文採用「漢中銅器群」一詞，以凸顯此批銅器所處的地理位置，而不用城洋、城固這二個屬今日行政區域劃分的名詞。不可否認，偌大的漢中盆地，銅器都集中出土在城、洋兩縣，其實這種集中的表現正是漢中銅器群的特點之一。

漢中盆地出土商代銅器的第二種性質為生活居址出土的銅器，目前僅有城固寶山遺址出土一批的銅器，也是漢中盆地第一批科學發掘的銅器。漢中盆地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墓葬出土的青銅器，因此本文主要依靠上述的「漢中銅器群」來論述漢中盆地商代銅器內涵，難免有疏漏之處，待未來新出土材料補充。但是「銅器群」密集的出現也是漢中盆地用銅文化重要特徵之一，足以代表漢中用銅文化一重要側面。

第三節：研究史

以下研究史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將討論現有材料的情況與性質，以凸顯 既有資料足支撐此議題，之後在第二部份才對過往的二手研究進行討論。

一、材料概述

漢中青銅器的發現早在 1960 年代起便陸續有公佈，¹⁰但專門研究起步甚晚，1980 年代開始才出現較多的討論。主要原因在於漢中青銅器基本上都非經過科學發掘所發現，又加上出版的資料不僅零散而且不全，使得研究難上加難。1980、1988 年兩篇整理報告發表後，城固所發現青銅器的資料才較為全面的公開，而學者也才得以進行青銅器背後的文化內涵研究。¹¹不過，此時洋縣

9 趙叢蒼，《城洋青铜器》，頁 246。

10 最早的發表可見：段紹嘉，〈介紹陝西省博物館的幾件青銅器〉，《文物》，3 期(1963)，頁 43、44。

11 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2 期(1980)，

頁 211-218；王壽芝，〈陝西省城固出土的商代青銅器〉，《文博》，6 期(1988)，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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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資料仍未公開。¹²

遲至 2006 年趙叢蒼主編的《城洋青銅器》(以下簡稱《城洋》)一書出版，

才真正較完整揭露迄今城固與洋縣所出的青銅器，書中共收入 710 件在城固、

洋縣發現的青銅器，器物年代以商代青銅器為主體，包含部分晚至東周，甚至漢代的器物。編排方式按出土地點、年代分類，並且盡可能紀載相關的訊息，

力圖重建遺物的組合和地點。¹³不過城、洋兩地的青銅器都是民眾偶然發現，

因此復原當時的出土情況主要是倚靠走訪當事者和文物單位的有關紀錄。儘管地層堆疊或確切的器物放置位置等資訊都不太明確，但該書所披露的「器物組合」訊息，對於探討城洋青銅器的性質與其他區域的關聯卻能帶來突破性的發現。

另一本收入大量一手材料的著作是同年出版由曹瑋所編的三冊圖錄，收入 443 件兩地所出的商代青銅器，當中大部分已收入前書中，但也有少數幾件是趙叢蒼所沒有含括的新資料。¹⁴銅器的整理方式按器類排列，作者以為現存相關資訊是經由訪查當時的發現人所取得，資訊不太明確，甚至有謬誤，故捨棄以出土器群排列的方法，採傳統圖錄的器類排隊作法。目前城固、洋縣的青銅器典藏情況，除了少數在陝西省歷史博物館展出以外，多數的藏品各自分散存於陝西省歷史博物館、洋縣文物局和城固縣文化館¹⁵的庫房，並未公開。其清晰的圖片有助於器物細節的觀察，在難以取得實物觀察的機會下也是研究的基礎。

趙叢蒼、曹瑋的著作大致囊括歷來的發現，但尚有 25 件先前報導過的發現未被兩人收入。¹⁶另外筆者發現 2014 年城固五郎廟又出土一件尊，但迄今尚未

12 首篇洋縣發現的報告：李燁、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6 期(1996)，頁 73-5。

13 1996 年趙叢蒼已基於 1990 碩士論文刪減在期刊上發表一篇文章，但 2006 年發表專書才完整記錄出土資訊與銅器的線圖、彩圖和資訊。趙叢蒼，〈城固洋縣銅器群綜合研究〉《文博》，4 期 (1996)，頁 3-26；趙叢蒼，《城洋青銅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14 曹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1~3 卷(成都：巴蜀書社，2006)。

15 城固縣已開始蓋縣博物館，新開設的展示包含城固出土的銅器以及部分寶山遺址的陶器。

16 一般會以為趙叢蒼 710 件應含括曹瑋的 443 件，但羅泰詳細比對歷來的簡報、趙叢蒼和曹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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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正式發表，僅見新聞報導。¹⁷在此之前，城固五郎廟已出土 5 批銅器，出土銅器並不算意外。此件尊的樣式從新聞描述與照片的輪廓來看，與 1963 年城固蘇村塔塚出土的尊類似，又為同類型器物增添一新例證。

以上所闡述的是舊有材料整理所帶來的新訊息，但真正有突破性的是經科學發掘的資料公布。儘管漢中出土大量的青銅器，有明確地層資料的發現卻幾乎沒有。1996 趙叢蒼於研究論文中簡略敘述一些五郎廟、寶山、六陵渡遺址試掘的陶器發現，並據此分為三期，也附上幾件陶器的線描圖和一些陶器紋飾的拓片，進一步提出當地陶器與川西地區陶器相似的看法。¹⁸但具體的地層關係、各期陶器的圖片皆無公佈，研究者難以應用。

直到 2002 年才出版 1988 年發掘的寶山遺址報告，揭露遺址中豐富的商代堆積層，至始漢水流域上游地區的商代考古文化才較為清晰。¹⁹遺址出土鏃、

彎形器、銅珠串、針和柄形器²⁰共 9 件青銅器，為漢中首批經科學發掘的出土青銅器。²¹其中以彎形器的發現最重要，它將過去漢中大批採集的青銅器與寶山商時期遺址為代表的遺存聯繫起來。²²而據地層分析與陶器的分期，遺址的年代在二里崗上層晚期至殷墟三期。²³過往對青銅器主要存續年代的看法，與寶山商時代遺址年代基本重疊。但現存研究中進一步思考遺址與青銅器群關係甚少，眾多討論聚焦於陶器所反映的區域聯繫，並進一步將陶器的相似性連結

所記錄的青銅器，發現兩人都有一些遺漏。羅泰的整理是迄今所見最為詳細的整理，他還指出趙、曹與先前簡報之間，出現許多紀錄不符，甚至矛盾之處，詳見羅泰 2010 年文中整理的附表一(Appendix I)：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pp.450-494.

17 新聞報導中有附圖卻不甚清晰：陳晟編輯，〈城固老人土堆旁撿到商代酒器，上交文物獲 3000 元獎金〉，《華商網》2014 年 11 月 11 日。(瀏覽日期 2016 年 3 月 27 日，網址：

http://news.hsw.cn/system/2014/1111/177618.shtml)

18 趙叢蒼，〈城固洋縣銅器群綜合研究〉《文博》，4 期(1996)，頁 22-3。

19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2002)。

20 不能肯定此件殘器是否如報告所說是戈類器的內部，此器四壁為寬邊稜，斷面成”H”形。若為戈內，則應是扁形，四周突起顯然無法讓木頭夾住內部，故本文姑且稱之為「柄形器」。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51。

21 這些器並沒有收入趙叢蒼 2006 年的專書中。

22 朱鳳瀚，〈漢中城固、洋縣出土商代青銅器綜論〉，頁 13；李伯謙，〈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族屬問題的再討論〉，《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 卷，頁 53；趙叢蒼，〈從考古新發現看早期巴文化─附論巴蜀文化討論中的相關問題〉，《華中師範大學學報》，45 卷 4 期(2006.7)，頁 95。

23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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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族屬。²⁴此外彎形器以外的小型器物，由於沒有明顯的年代特徵，甚少被討論。但此批器物卻是漢水上游青銅文化興起之初的例證。本文將進一步結合成分與技術分析其所釋放的訊息。

青銅成分、製造工藝方面，原先只有少數器物趁修復之際檢驗成分與考察工藝，包含城固陳邸山父己圓罍²⁵、4 件鐮形器。²⁶2009 年陳坤龍博士論文對 205 件器物，取 235 件樣本進行成分分析，佔漢中出土青銅器總數的 30%。²⁷儘管樣品有些抽樣偏差(selection bias)，特別是容器類，主要是採取破損的容器或殘片，而四足鬲、三足壺這類器形特殊而紋飾為典型商樣式的特殊器物就無檢測。此外，論文也目驗大量的銅器並對其鑄造工藝進行分析。2009 年陳坤龍博士論文是目前製造、科學分析相關論著中，涵蓋材料最完整的相關著作。但卻尚未見任何研究進一步利用。²⁸文中揭示漢水上游銅器中部份含特殊的砷銅、

銻銅、鎳砷銅，其所代表的意涵在本文會進一步討論。

二、二手研究回顧

1. 地方特色與地方製造的判定爭議

當地特色是什麼？哪些是當地製造？我們需要提出這兩個問題是因為重新理解漢中青銅器的性質是非常必要的。當前的研究顯示，目前學界存在兩種幾乎是對立的看法。若比較 1983 年李伯謙和 2010 年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將哪些青銅器視為地方性特色或是當地製造，將會發現巨大的差異。

24梁星彭整理出 8 種對寶山遺址及漢中銅器所屬的人群族屬之說，詳見：梁星彭，〈試論陝南城固、洋縣地區商時期文化遺址〉，頁 345-6。

25 方萍、楊軍昌、馬琳燕，〈城固縣青銅罍的修復〉，《文博》，1 期(2001)，頁 75-8。

26杜安、周雙林，〈幾件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修復〉，《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3 期(2004)，頁 46- 51。

27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生態工程學院博士論文，2009)，頁 21-2。

28 論文發表後，近幾年陳坤龍引用博士論文中部份數據並配合進一步的討論，在期刊上發表幾篇論文。諸如：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寶山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與相關問題〉，《文物》，7 期(2012)，頁 85-92；〈論陝西漢中出土的商代紅銅容器〉，《中國國家博物館刊》，4 期 (2012)，頁 132-138；〈城固蘇村出土銅器的技術特徵及其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3 期 (2015)，頁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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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謙將漢中青銅器分(1)典型的商式銅器、(2)基本上模仿中原同類器物但又有自己的特點，以及(3)不見於商文化，具濃厚地方特色。他認為大部分都是當地製造，第一組是或許有些從二里崗、殷墟等典型商文化中心輸入，但不排除其中也有當地的仿製。²⁹

相對的，羅泰依據兩個標準判斷是否為當地製造：(1)其他地區缺乏類型相近的對應器物；(2)廣布於整個漢中盆地。³⁰在這兩個原則下，僅有 4 種被他認定是當地製造，即彎形器、飾有三稜和雙頭蛇兩種三角援戈、三稜有胡戈和飾有人面紋的有銎釜，其餘皆由其他區域輸入，基本上所有的容器皆被排除於當地製品之列。

李伯謙 1983 年的看法和羅泰 2010 年的看法可視作光譜上的兩個極端，更多的學者是介於兩者，也就是承認漢中青銅器具有獨特的地方特色，但同時也認為其銅器來源多樣，顯示與其他地區密切的交流。不過，整體而言學界的看法有從李伯謙的看法逐漸傾向於羅泰的看法的趨勢。究其原因，主要是考古材料的累積，加深我們對商代各地青銅文化的理解，所以才能從漢中青銅器群辨識出更多不同的來源。

除了與二里崗、殷墟的聯繫，隨著一些重大的發現，學者從青銅器的風格上至少辨別出與以下這四個用銅區域的關聯：一是四川地區，漢中與四川晚期密切的關係在一開始討論蜀式兵器，即引起注意。³¹1986 年廣漢三星堆兩個器物坑³²和 2001 年金沙遺址的發現，則顯示兩地在更早的時候便有關聯。³³二是位於長江下游地區，1989 年江西新贛大洋洲銅器群 ³⁴的兵器與容器皆與漢中銅

29 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與文物》，2 期(1983.2)，頁 67。

30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in 曹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436。

31 李伯謙，〈城固銅器群與早期蜀文化〉，《考古與文物》2 期(1983)，頁 66-70。

32 二陳，〈廣漢三星堆遺址二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5 期(1989)，頁 1-20+97-103。

；陳德安、陳顯丹，〈廣漢三星堆遺址一號祭祀坑發掘簡報〉，《文物》，10 期(1987)，頁 2-15。

33 李學勤討論洋縣范霸出土的銅質璋形器，頂部呈 V 字形並向外敞，認為是仿三星堆器物坑所出土的玉璋。李學勤，〈論洋縣范壩銅牙璋等問題〉，《文博》，2 期(1997)，頁 13、14。

34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江西新贛大洋洲商墓發掘簡報〉，《文物》，10 期(1991)，頁 1-24。完整考古報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幹線博物館，《江西新贛大墓》，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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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有類似之處。³⁵三是長江中游地區，該地區很早就有出土青銅器，但地方風格的討論卻是 1970 年代發始。³⁶Robert W. Bagley 從器型、紋飾風格論證一件洋縣的動物形尊、城固蘇村的有肩尊具有南方風格，可能是湖南進口的。³⁷四是位於渭河盆地的區域用銅文化，此地被視為先周文化所在地，儘管其風格、用銅方式與二里崗、殷墟這些中心地的差別，並不像長江流域的諸發現與中心地呈現極大的差異，卻仍在器類與紋飾上有著地方的偏好與特點。³⁸李朝遠認為城固出土的盆式簋、高柱斝、簡化獸面紋鼎，與渭水盆地先周文化相似。³⁹

不過，指出漢中銅器與其他區域的銅器相似處比較容易，但對於是進口還是當地製造的判斷卻很有爭議，特別是當地至今尚未發現鑄坊等直接的證據，

討論主要依據器物的風格分析。上述李朝遠以盆式簋器薄，品質較關中發現的差，推測為漢中仿製；但羅森認為還是在關中製作，可能是提供給下層菁英的廉價產品。⁴⁰

但是成份分析的數據，卻提供更多的資訊來判斷是否為當地製造。陳坤龍取 235 件樣本進行成分分析，分別來自 205 件器物，佔漢中出土青銅器總數的 30%。⁴¹成分分析顯示容器與兵器多是鉛錫青銅。彎形器與璋形器的成分卻與其他器類差異顯著，發現的彎形器與璋形器整體中，接近 60%為紅銅，此外也出現砷銅、銻銅和鎳銅特殊合金，卻甚少銅錫鉛的合金成分。地質調查顯示鎳、

文物，1997。

35 Jessica Rawson 注意到漢中與新贛大洋洲出土的青銅器有相似之處，例如：城固出土的人面飾與大洋洲的人像頗相似；兩地各出一個三足壺和三足卣，雖然紋飾都與二里崗時期的風格近似，但三足的形式卻顯示地方的嗜好。Jessica Rawson, “Contact between Southern China and Henan during the Shang Period,”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92-3), p. 19.

36 陳芳妹，〈商代青銅藝術「區域風格」之探索－研究課題與方法之省思〉，《故宮學術季刊》， 15 卷 4 期，頁 127-8。

37 Robert W. Bagley, “A Zun from Yang Xia,” in 曹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574-6

38 鄒衡以高襠袋足鬲為周人的特色，追索先周文化的所在地於渭河盆地，並歸結出一些先周文化青銅的特色，鄒衡，〈論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科學，1980），頁 280- 4。淺原達郎討論過關中地區青銅容器的地方特點，包含器類上偏好甗和簋等，以及紋飾上的特色，淺原達郎，〈蜀兵探原─二里崗インパクトと周蜀楚〉，《古史春秋》2 期 1985），頁 36-7。

39 李朝遠，〈城固洋縣青銅器所含含周文化因素之我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頁 78、84、

85。

40 Jessica Rawson, “Ornament and Territory," in 曹瑋，《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341-61。

41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生態工程學院博士論文，2009)，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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銻、砷等特殊元素，在當地能找到對應的礦產資源。⁴²少見的合金成分似乎呼應風格的特殊性，極有可能為當地冶鑄的體現。

從成分分析的結果來看，漢中地區出土的青銅器有許多可能是進口品，不過簡單將非特殊合金的容器、兵器全部視為非當地製造也有疑問。我們仍可以在銅器與兵器上看到屬於當地青銅技術的部份，許多容器都經過多次修補。相較於因鑄造缺陷而進行的「補鑄」，為解決因使用而破損的「補修」，與使用者的關係更為接近，更有可能與漢中當地青銅技術有關。陳坤龍的檢驗結果顯示，補修的成份非常的多元，有的成份是與本體相似的銅錫鉛合金，也有少數出現與彎形器和璋形器類似具有砷等微量元素的合金成份(附錄二)。成分分析顯示，不能輕易將無砷、銻等微量元素的銅器歸結為非當地製造。除了補修的痕跡，羅森發現城固龍頭村出土的三足壺的蓋子與器身的紋飾施作非常不同，

蓋子應該是當地後來加上。⁴³這些細節讓我們看到，當地銅器鑄造產業應該含括更多的種類與面向。

2. 地方特色出現的時間

地方性青銅器由於其他地方缺乏可對比的樣本，而自身脈絡也不太清楚的情況下，定年困難。曹瑋把器物分成三期，將所有的地方特色器物，如彎形器、璋形器等，放置在第三期，約殷墟一期至殷墟四期。趙叢蒼將這些地方特色器物集中在其分期的二、三期，約殷墟一、二期。郭妍利討論漢水上游的兵器，分期為兩期，而他認為在第二期殷墟一、二期才開始出現自身的特色。⁴⁴ 但這樣的定年方式，似乎沒有考慮到地方特色器物所處的器群。舉例來說，地方特色的有銎斧既有出自容器都屬於二里崗時期的器群，也有出自都屬於典型殷墟風格的器群，但為何容器可分為不同時期，而武器不是參考其所屬的器群年代，而是統一訂為同一個階段呢？而這樣的定年方法是否意味著研究者將二

42 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108。

43 Jessica Rawson, “Ornament and Territory,”曹偉，《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頁 13。

44 郭妍利，〈城洋青銅兵器研究〉，收入趙叢蒼編，《城洋青铜器》（北京：科学，2006），頁 260-80。

(17)

里崗容器群的年代拉晚到與有銎斧一樣的殷墟一、二期呢？好像也不是，研究者好像不考慮銅容器與地方特色兵器共存的情況，逕自個別分期。

羅泰不同於其他所有的學者，他對器群中個別的武器年代的斷定比其他學者晚很多，並就此推論埋藏的年代都比大多數容器本身年代晚，多數銅器群很可能是基於商周更替之際政治局勢變化才埋葬。⁴⁵但羅泰在判定器物年代時，

碰到年代特徵不明顯器物(通常是兵器或工具)往往傾向於判斷為最晚的年代，

如形制類似的長援直內戈從商早期至西周初皆有出現，羅泰傾向認定為西周初，但戈所屬器群的其他青銅容器明明皆是商早期。

在器物本身缺失考古地層關係的清況下，器物年代僅能反映埋藏年代的上限，我們無法否認二里崗時期的器物晚至商末周初才埋藏的可能。不過隨著漢中盆地商時期考古文化轉趨清晰，這些器群能早到二里崗或殷墟早期的可能性已較肯定。當初器物出土地層中零碎的陶片，與寶山遺址陶器類似，所以至少能夠肯定商代是可能的；而彎形器在遺址的出土，也反映出有彎形器的器群年代與遺址同時期是有可能的。地方特色的器物產生年代之問題，有賴於結合整個考古文化背景，寶山遺址與漢中銅器群的聯繫使散出的青銅器與考古文化得以結合。

又近年來公布的銅器成分數據顯示地方生產的彎形器與璋形器具有特殊的砷、鎳砷、銻等合金成分，陳坤龍據此論證漢水上游存在本土冶鑄。⁴⁶而寶山遺址出土的例證顯示當地鑄造器物的年代在遺址最初期已出現。⁴⁷當地鑄造的銅器產生之年代早於上述研究者所訂定的年代。顯然對於本地鑄造與地方特色的興起，結合新的材料，應該能有修正並細緻化的可能。

總而言之，基於新資料，筆者認為有兩個方面值得更進一步的討論，一是

45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in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ed. 曹瑋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pp 430-4.

46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城固寶山出土銅器的科學分析與相關問題〉，《文物》，7 期 (2012)，頁 85-92；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106- 9。

47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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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漢水上游地方製造出現的年代及地方製造的特色。二是進一步建立當地製作器物的分期。而在建立起當地特色器物的發展脈絡後，筆者欲重新檢視外來的青銅器對於當地的影響，以探索當地鑄造產業是否有回應外在的刺激。本文希望透過這兩個面向的討論，建構漢水上游青銅文化興起之際的文化面貌，並進一步檢視漢水上游區域特色的興起，對於目前商代區域青銅文化形成的論述能否有補充之處。

第四節：商代年代架構

漢中青銅器和寶山遺址缺乏 C-14 或銘文紀年等絕對年代訊息，而相對年代的建構，青銅器方面，由於具有地方特性的青銅器類年代也不好判斷，主要得依靠比對二里崗、殷墟這些商中心類似的青銅器；陶器方面，可將寶山遺址陶器的演變劃分為三期⁴⁸，但各期的年代主要是倚靠商中心與其他遺址的陶器交叉對比來推斷，因此漢中青銅器的年代分期的架構也以商中心的年代尺標來敘述。

目前商代常見分期有區分為商代早、晚期兩階段和商代早、中、晚三階段兩種看法。本文採商代區分為以河南鄭州二里崗為代表的商代早期(西元前 16^th- 14^th世紀)和以河南安陽殷墟為代表的商代晚期(西元前 13^th-11^th世紀)兩階段的看法，或可稱為二里崗時期與殷墟時期。不過近年來將商代分為早、中、晚三階段的方法逐漸被採用。⁴⁹安陽殷墟西北方的洹北商城遺址⁵⁰和鄭州市西北方的小雙橋遺址⁵¹遺物與地層顯示年代晚於二里崗時期卻又早於殷墟一期。基於這批新材料，學者將原本屬於二里崗上層二期即白家莊期，與殷墟一期偏早階段

48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城固寶山：1988 年發掘報告》，頁 165。

49 唐際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學報》4 期 1999），頁 393-420。

50 遺址內打破殷墟一期灰坑的墓葬，證實早於殷墟一期的地層證據。楊錫璋，〈安陽殷墟三家莊東的發掘〉，《考古》2 期 1983），頁 126-32。

51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鄭州大學文博學院考古系、南開大學歷史系博物館學專業，〈1995 年鄭州小雙橋遺址的發掘〉，《華夏考古》3 期 1996），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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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東北地、花園莊這批材料，各自從商早、晚期區分出來成為中商。⁵²中商概念的提出反映考古分期隨新考古發現而逐步細緻的進程，本文予以肯定，但本文仍採用兩大階段的區分，以下將說明採用的考量。

漢水上游區域的考古文化不同商代中心，其進展與分期必然不能完全契合商中心的尺標，因此細緻的分期反倒不如指出重大變化的關鍵分期好。而商代早、晚兩段的區分，不僅是年代差異，更是代表文化核心由鄭州到安陽往北的地域變化。中商典型遺址洹北商城與年代稍晚以小屯為中心的殷墟，兩地隔洹水緊鄰，而小屯也有出土如 M232、333、388⁵³這些偏早也能被歸於中商的墓葬，因此實際洹北商城可以納入廣義的殷墟範圍，而兩地的發展也可銜接不需一分兩段。鄭州二里崗最晚段的發現，如白家莊墓葬⁵⁴、向陽食品窖藏和南順街窖藏⁵⁵，年代雖稍晚但仍是延續早期的發展，因此與其強調與前期的差異從早商區分出來，倒不如強調兩者的延續性。而鄭州小雙橋遺址距離鄭州商城 20 公里，同時一期鄭州商城也尚未完全廢棄，有學者認為也可視為鄭州商城都邑圈內。⁵⁶就商文化本身的發展來看，早晚兩段的區分更能凸顯地域性的轉變。

本文的討論關注漢中地區與其他區域之間的互動，商中心的轉移對於區域互動關係變化也是具有重大意義。

第二點就銅器發展來看，早晚兩段的區分也比較能突顯關鍵。羅樾(Max Loehr)主要從青銅器紋飾風格著手，將安陽青銅發展區分成五個階段。⁵⁷後來的考古證明序列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是 Style I、II、III 在二里崗時期已出現，而到殷墟中期五種風格都已具備。基於五種風格，商代銅器風格基本上可以區分

52 唐際根，〈中商文化研究〉，頁 393-420。

53 石璋如，〈第一本‧丙編三‧南組墓葬附北組墓補遺〉，收入李濟、董作賓編，《小屯 : 河南安陽殷虛遺址之一》（南京市：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48），頁 1-73。

54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0 期 (1955)，頁 24-42。

5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代銅器窖藏》(北京：科學，

1997)。

56 許宏，〈都邑變遷與商代考古學的階段劃分〉，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二十一世纪的中國考古學─慶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華誕學術文集》（北京：文物，2006），頁 479-87。

57 Max Loehr, “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reiod (1300-1028 B.C.),” Archiver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 Vol. 7(1953), pp.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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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兩個階段，前一階段 Style I 到 Style III 沒有出現具體的饕餮紋，而是雙眼搭配上重複的卷紋和羽紋暗示生物的造型，主要是出現在二里崗時期，到殷墟早期仍為佔多數；Style IV 和 Style V 出現具體的饕餮母題與雲雷紋底紋區分開來，則成為殷墟典型的風格。

殷墟分期進一步區分為早、中、晚三期，相較於考古學更常採用的四期分法⁵⁸，三期最能反映銅器風格的變化。殷墟早期為二里崗風格到典型殷墟風格的過渡，也有學者將歸於早商⁵⁹；殷墟中期即所謂典型殷墟風格；晚期器類沿襲上期，但部分青銅器的形制，延續到西周早期。⁶⁰

第五節：章節安排

圍繞著漢中銅器地方特色的議題，第一章以銅器群為分析單位討論漢中銅器的分期，釐清整個漢中盆地用銅文化發展的序列，以確認漢中銅器的組合特色、風格表現隨時間變化的情形和背後所反映的不同工藝來源或區域青銅文化傳統。在考慮組合的變化之下，本文將漢中銅器分成三個階段，其中早期和中期反映當地製銅從出現到興盛的變化，接下來兩章將各別針對這兩個時期討論。第二章將聚焦漢中銅器的早期，即地方特色成形階段，討論當地製銅的發展，包含那些是當地製造的器物和當地製造的特徵，最後討論此時期外來器物的來源，以及外來物與當地製造器物的關係。第三章則討論地方特色發展到興盛的階段，主要分析當地製造的銅器種類與器物組合出現哪些新的發展，並進一步分析新發展背後所反映的意涵，包含是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以及當地如何回應外來的影響。最後結論的部分將檢視前兩章所建構的漢中盆地鑄銅產業發展和與周遭青銅文化之間的關係網，將其放在整個商代區域用銅文化興起的脈

58 四期主要是依據陶器的分期。

59 孫華，〈試論城洋銅器存在的歷史背景〉，《四川文物》，3 期(2011)，頁 34。

60 殷墟主要有三段和四段兩種分法，後者以陶器為依據的判斷依據，相較下三段分法更能突顯青銅器的變化，朱鳳瀚、林巳奈夫都採用此用法。而有關其所屬的商王，主要依據朱鳳瀚的看法，殷墟發現甲骨文證明史記所載的商王帝系，因此具有重要的意義。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中，(上海：上海古籍，2009)，頁 1008。

(21)

絡下，觀察漢中盆地表現出哪些共性和特點，討論漢中盆地地方特色的發展對既有的區域青銅文化興起論述的補充之處。

(22)

第二章漢中銅器群的分期與特色

《城洋》發表之後，資料顯示過去游離的單件器物之中，其實許多本來彼此是出於同一個坑，屬於同一批的銅器，因此有所謂漢中「銅器群」的概念。

利用銅器群的概念來訂定整體漢中銅器的範圍，比過去以單一件器物來界定年代範圍更加謹慎。就此，孫華已經對每組器群進行定年和整體器群分期，定年依據主要倚賴器群內器物與中原類似銅器的比照。⁶¹他注意到銅器群的年代有三個節點，而非一次性大量埋入。一是殷墟早中期之際；二是殷墟中期；三是商周之際。而隨時間變動，分佈地點也隱約可見由東北漸移到東南的規律，第一期銅器群集中在城固龍頭、湑水，第二期則集中在城固五郎廟、蘇村，第三期則在洋縣張村。⁶²

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討論一下兩個問題。其一，除了地點隨時間逐漸的變化，筆者注意到孫華所劃分的三階段，銅器群內的器物「組合」特色有所變動。因此基於孫華的器群分期基礎，本文進一步分析不同時期組合形式的變化。分析組合差異的意義在於，組合的差異意味銅器使用習慣的差異，並進一步反映文化的差異。過去已學者依據器群的組合與器類的差異，來論述三星堆、新贛與殷墟三個青銅文化不同的用器習慣。⁶³研究也顯示長江中游地區和關中的先周文化也各自不同的青銅組合偏重。漢中地區存在複雜的組合，可能反映此地呈現複雜的文化因素。

其二，孫華在討論各器群內銅器時，主要以商中心的銅器為對照，卻忽略商中心以外的聯繫。但隨著對非中原系統銅器理解的增加，包含晉陝銅器、湖南湖北銅器、川西平原三星堆系統的銅器、江西中部吳城類型銅器，⁶⁴要考慮

61 孫華，〈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埋藏問題〉，收入曹瑋編，《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4)》（成都：巴蜀書社，2010），頁 170-202。

62 孫華，〈試論城洋銅器存在的歷史背景〉，《四川文物》3 期 2011），頁 33-45。

63 陳芳妹，〈「商代多元青銅藝術系統」研究的新線索─藝術、技術、用銅概念與用器行為〉，

《故宮學術季刊》23 卷，2 期(2009)，頁 21-82。

64 參考李伯謙對於商晚期的青銅分區系統，李伯謙，〈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分區系統〉，

(23)

所謂影響可能是來自於其他區域，而以往簡單歸類於中原影響的器物，有可能是「間接」的中原影響，即模仿到其他區域受到中原影響的銅器。

本文將器物組合分成四類，(1)成套的容器組合(2)以一兩件容器搭配兵器等小件銅器(3)以鬲、鼎為主的器群(4)無容器組合，另外還有(5)其他類，包含無法歸類的特殊組合和零散出土兩種情況(表 1)。容器以尊、罍、瓿為主要的器形，在商中心皆屬於盛酒器，但我們並不清楚在漢中是否有同樣的功能。事實上，1976 年蘇村小塚 2 罍出土時倒置，內有尖頂泡，而透頂泡戈、人面及獸面飾散落於兩罍外，⁶⁵就埋藏情況來看，似乎不太像作為盛酒器。同時，下一節的分析也反映尊、罍、瓿 3 種不同器形的容器功能的差異並不大，似乎可以視作同一類。

(表 1) 組合類型與數量

組合形式數量組合形式數量

(1) 成套的容器組合 3 (4)無容器組合 1 (2)以一兩件容器搭配兵

器等小件銅器

4 (5)其他(特殊/散出) 1

(3)以鬲、鼎為主的器群 2

對於器群年代的判定，主要依靠與商代其他地區相似的容器對比。相較於以往研究的年代，筆者也關注與非中心地區的聯繫。

第一節：早期

分析早期器群的年代可以幫助界定漢中銅器的年代上限，同時分析其來源有助於理解漢中青銅文化形成之因。漢中銅器早期階段可區分為兩組區別鮮明的類別：一組是以尊、罍、瓿容器為主的器群；另一組是以鼎、鬲為主的器群。兩組不只組合不同，銅器的鑄造品質和成分都有明顯的對比。

一、成套的盛裝器組合

頁 1-13。

65 趙叢蒼，《城洋青铜器》，頁 78-9。

(24)

1980、1981 年城固龍頭鎮龍頭村

龍頭鎮內一座大土包，在 1980 年和 1981 年進行取土工作時，發現 2 批銅器，1980 年底共出土 65 件銅器(圖表 1)，1981 年初共出土 26 件(圖表 2)。由於發現時間相差不到一個月，兩地點的距離也僅 1 公尺，不排除是同一批器物群，從銅容器的風格判斷也大致是同一階段，器類的性質也雷同，因此一併討論。⁶⁶兩次的發現都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容器，多數與商早期鄭州或盤龍城的發現類似，少數器類形制有些變異，但仍不出同一傳統；第二類多數不見於商文化區域，有兵器、工具和用途不清的彎形器。

(圖表 1) 1980 年龍頭鎮器群

1 2 3

4

5

6 7 8 9

66 羅泰也將兩組器群一併視之。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 Age in the Upper Han River Basin: Some Observations," in 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 ed. 曹瑋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pp. 395.

(25)

10 11 12 13

(圖表 2) 1981 年龍頭鎮器群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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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1)年代

多數容器為典型的二里崗風格。器群中看起來年代最早的一件粗體觚(圖表 1-4)，不早於二里崗上層二段。部分器物可能晚至殷墟一期，1981 年器群的單柱爵(圖表 2-4)底部已成圜狀，柱帽也飾有渦紋，但三足仍短細外撇，具有二里崗向典型殷墟風格過渡的色彩，與小屯 M333 爵⁶⁷類似，後者年代殷墟一期；

1980 年器群的細體觚，腰部尚未鼓出但頸部的彎曲率較大，較二里崗最晚段的白家莊 M3 觚⁶⁸晚。⁶⁹

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些器物的形制獨特，迄今不見於其他地區，因此缺乏對比的器物。若僅從某一紋飾或器形某一特徵的異同與中心地器物比較是有風險的，因此下面的討論嘗試從特殊形制背後的製造工藝思考其反映的年代。

整體來看，鑄造工藝顯示特殊的形制是基於二里崗典型風格所產生的變化，而這樣的變異可能反映器物的年代稍晚於二里崗時期。

1980 年出土的提梁卣(圖表 1-11) 除去蓋與提梁的器身就像罍，不同於早商典型的提梁卣器身呈長直頸、圓鼓腹(圖 2)，應稱為提梁「罍」。罍的器形與鄭州向陽食品廠窖藏的罍⁷⁰(圖 3)近似，多數學者推定年代為二里崗上層二期。但

67 石璋如，〈第一本‧丙編殷墟墓葬之五‧丙區墓葬‧下〉，收入李濟、董作賓編，《小屯 : 河南安陽殷虛遺址之一》（南京市：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1980），圖版 130。

68 河南文物工作隊第一隊，〈鄭州市白家莊商代墓葬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0 期 (1955)，頁 24-42。

69 爵的器型演變之研究詳見：陳芳妹，〈從考古資料論青銅爵風格發展的主要趨勢─並論殷墟風格的歷史地位〉，《故宮學術季刊》4 期 4（1987），頁 60-3。

7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代銅器窖藏》(北京：科學出版，

1997)，頁 91，圖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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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提梁成平板狀，且其與器蓋的銜接方式是在提梁上接鑄半環狀耳套，再以「0-0」狀橫梁與蓋耳相接，這種連接方式商晚期才出現，如殷墟二期早段小屯 M331 的方卣。且提梁上的斜角勾連雷紋也是殷墟早期才出現。二里崗時期所見的提梁多為繩索狀，且提梁沒有半環狀耳套，直接以「∞」狀橫梁連接器蓋，鑄接的次數較前者少。雖不排除後來才加上提梁，但整個器成形的年代不早於商晚期。

第二件特殊器形的是三足壺(圖表 1-10)，儘管器形有點類似卣，但是耳部為貫耳，使用方式需另外繫繩，與卣應為不同的器類。由於器形與鄭州向陽食品廠窖藏的卣類似，多數學者也推測與窖藏同為二里崗上層晚期。但考慮到壺的分範方式為三分型範加上一塊三角形底範，⁷¹這樣的分範法不見於商早期。

若參考鼎分範方式的演進，應是在二里崗期之後至殷墟二期之間發展而成。⁷² 因此三足壺的年代可能稍晚於二里崗時期。此外，三足壺的蓋子與器身的紋飾施作非常不同，蓋子應該是後來加上。⁷³

第三件四足鬲(圖表 2 -7)，四足鬲迄今僅此一件。儘管滿裝的紋飾帶有商早期缺乏主地紋區分的紋飾特徵(羅樾 Style III)，但仍不同於二里崗時期的束頸鬲裝飾，後者往往僅在頸部有一道紋飾，而腹部簡單飾兩道 V 字形弦紋(圖 5)。

此器的束頸兩側有接鑄痕跡，疑原先有附耳或鋬，不同於典型鬲多帶立耳。

整體來看，兩批器群容器基本上都是典型的二里崗風格，部分產生一些變異，甚至上述三件特殊器迄今尚未有其他類似的發現，不過從工藝的角度來看，特殊形制背後的技術是在二里崗時期之後形成，所以可能反映部分器物的年代稍晚於二里崗時期，但仍與二里崗的傳統密切相關。因此兩批器群的年代應稍晚於二里崗時期，但在典型殷墟風格形成之前的過渡期，約是殷墟一期。

71 據陳坤龍目驗的紀錄，底部范線痕跡顯示三足之間應有一塊三角形底範，詳見：陳坤龍，

《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164。

72 張昌平、流煜、岳占偉、何毓靈，〈二里崗文化至殷墟文化時期銅器範型技術的發展〉，《考古》，8 期(2010)，頁 82。

73 羅森首先注意到此點。Jessica Rawson, “Ornament and Territory,” in 曹偉 ed.,漢中出土商代銅器, vol. 4, pp. 352.

(28)

非容器類可提供年代訊息者，有戈與矛。柳葉形矛帶雙耳是矛最早的形式之一，早商時期僅有盤龍城出土，但類似的形制延續到西周初(圖 6)，龍頭鎮的樣本較接近早期，葉部中脊仍為實心，接近盤龍城矛(圖 7)，但脊更突出可能稍晚。而長援直內戈是最歷久不衰的樣式，要將龍頭戈的年代縮限在狹小的範圍較困難。戈的鋒部尚未呈現鋒利的三角形狀，內部居中，是商早期最主要的直內戈樣式，龍頭戈年代可早至早商，與容器的年代也不矛盾。

(2)器群特色

從成份和鑄造來看，龍頭器群呈現兩組明顯對比的器物。容器類為銅錫鉛三元合金，⁷⁴且製作精良，銅質厚重，如提梁卣高 32.6 公分，重達 3.8 公斤，

遠重於盤龍城另一件類似的提梁卣，後者 31 公分高，重 1.6 公斤。⁷⁵另一方面，彎形器與銎口斧的成份是紅銅，也出現特殊的砷銅，⁷⁶且彎形器多見鑄造缺陷的漏銅現象。兩者之間的合金成分與品質的差異，似乎反映不同的來源。

既然彎形器更可能是當地特色的代表，那麼容器群應該是進口。值得注意的是，斧雖也同為紅銅的小件器物，但銅質厚重，較彎形器品質好，或許武器為當地較重視的器類。

儘管容器類風格與技術完全源自二里崗的傳統，但在組合方面卻呈現不同於商中心的特色。龍頭器群幾乎涵括所有二里崗具備的酒器類型，但其偏重有所不同。商人以觚、爵、斝為核心的組合傳統，自商早期逐步形成，但在龍頭器群不見斝。而 5 觚 1 爵雖然數量頗多，但卻是城洋地區唯一的發現，顯示這並非當地重視的器類，龍頭鎮器群反而是特例。相較之下，大型盛酒器種類齊全，甚至部分器形有所創新，數量多。大型容器在早商文化往往一個大墓僅出土一、兩件，盤龍城李家嘴 M2 是目前發現的早商文化墓葬中規格最高的一

74 容器取 3 觚和提梁卣檢測。陳坤龍，〈陝西漢中出土商代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與製作技術研究〉，頁 24。

7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北京：文物，2001，頁 198。

76

(29)

座，墓中大型盛酒器也僅有尊 1 件；李家嘴 M1 也是大墓，盛酒器有 1 尊 1 卣。⁷⁷

尊、罍、瓿三種大型容器在龍頭器群裡區別似乎不大，若以同類視之，形成大小有序、紋飾略有差異的 5 件列器(圖表 3)。⁷⁸類似的組合也見於年代更晚的西周初四川竹瓦街 1 號窖藏 5 件列罍，但是竹瓦街的列罍大小、紋飾形成的序列更為明確，5 件罍分成大、中、小三組，除大罍單 1 件，各自 2 件的中、

小組罍紋飾、形制大體相同。⁷⁹

尊、罍、瓿的區分是宋代金石學家制定的區別方式，並沒有自銘為尊或瓿的證據，而目前發現有自銘為罍的器物具有環耳，⁸⁰使用方式或與缺乏環耳的罍不同，且在商早期尚未見此種器形，應與此處討論的罍加以區別。尊和罍共同的特徵為折肩，最大徑往往在折肩處，只是前者是敞口，後者為束口，而瓿則肩部圓轉，最大徑在腹部。⁸¹林巳奈夫討論地方型銅器時，將尊、罍以折肩為特徵視為同類，與圓肩的瓿區分開來，缺乏敞口的罍其實是尊的一種型態，

稱為「截頭尊」。⁸²從龍頭的例子來看區分頗有道理。另外兩件瓿(圖表 3 之右 1 與左 1)，學者都稱作尊，雖然其整體的器形更像尊，但趨於圓轉的肩部已是瓿的特徵。瓿大致出現在殷墟一期左右或稍早，如小屯 M232(圖 8)，龍頭鎮的例子反映瓿有可能是由尊演變過來，在早期實際上兩者並沒有區分。

(圖表 3)龍頭鎮器群的列器和竹瓦街 H1 的列罍

77 鄭州發現的墓葬都是中小型墓葬，而大型墓葬的例子主要出自盤龍城，儘管位置離中心地很遠，但銅器與陶器仍具濃厚商文化色彩，因此大體上能視作商文化的反映。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頁 505。

78 羅泰首先觀察到此點。

79 孫華，〈彭縣竹瓦街銅器再分析─埋藏性質、年代、原因及其文化背景〉，收入安田喜憲、高崇文編，《長江流域靑銅文化硏究》（北京市：科学出版社，2002），頁 133，圖 4。

80 自銘的例子如莊白 H1 的陵方罍，自銘「陵作父／日乙寶／罍」，詳見：陝西周原考古隊，

〈陜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3 期(1978)，圖 3。

81 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上海：上海古籍，2009），頁 209；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靑銅器の硏究》（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84），頁 67-8+75。

82 林巳奈夫，〈殷西周時代の地方型青銅器〉，收入樋口隆康編，《考古学メモワール 1980》（東京：學生社，1981），頁 34、38。

(30)

龍頭鎮

高 23.8 34.1 37.8 37.1 24.1

四川竹瓦街

H1

一、鼎、鬲為主的組合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城洋銅器以尊、罍和瓿這類容器為重，但鼎和鬲器群以 23 件的數量緊追於 35 件的第一名容器類之後，並遠多於其他容器類數量的現象卻常被忽略。⁸³不過不同於容器不只量多器群也多，鼎和鬲為主的器群僅二組，且集中於早期。其餘零散出土的鼎，年代商晚期，性質不同於早期的鼎鬲組群。

(圖表 4) 1975 城固五郎廟鎮湑水村 b 點(圖省略 16 鐮形器，皆是二十幾公分)

1 2 3 紅

83 孫華有討論到湑水器群，但其討論並無涉及器群的組合議題。孫華，〈漢中出土商代銅器的埋藏問題〉，頁 182-3。

(31)

紅銅 4

紅銅 5

1. 1975 年城固五郎廟鎮湑水村 b 點 (1)年代

1975 年湑水河岸附近出土 21 件銅器，鼎 3、鬲 2、彎形器 16 件。⁸⁴除了 1 件柱足圓鼎，其餘 2 鬲 2 鼎都是錐狀足，採三分範，是商早期的鼎、鬲形制。2 件鬲(圖表 4-4、5)腹部飾 V 字形紋、鼎腹的弦紋也是商早期紋飾特點，其中 1 鼎上腹飾帶狀雲雷紋(圖表 4-2)，也見於商早期最晚段的鄭州向陽回族食品廠窖藏的扁足鼎上。但鼎與鬲耳與足配置關係為五點配置，且錐足跟較圓鈍，甚至其中 1 件鬲已是實足，年代應晚至殷墟一期。1 件圓鼎的足已成柱狀空足，腹較淺，且分範方式已出現三角形底範，年代可能較晚，接近殷墟二期郭家莊 M26 空柱足圓鼎。⁸⁵非容器部分僅出土彎形器，形制基本相同，皆二十多公分。

2004 年城固柳家寨河床發現一件錐足鼎，成分也為紅銅(銅 99.6%)。⁸⁶柳家寨與湑水村隔湑水相望，此件發現與河床的鼎可能本屬於湑水村器群，後被河水沖散。

整體來看，5 件三足器(含柳家寨鼎)有早期特徵的空錐足也有晚期特徵的實足，這種混雜現象在安陽殷墟一期的墓葬銅器組合有類似的情況，為過渡階段

84 一說出於 1973 年或 1975 年城固五郎廟。唐金裕、王壽芝、郭長江，〈陝西省城固縣出土殷商銅器整理簡報〉，《考古》，2 期(1980)，頁 216

85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安陽工作隊，〈河南安陽市郭家莊東南 26 號墓〉，《考古》10 期 1998），

頁 38、39。

86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論陝西漢中出土的商代紅銅容器〉，《中國國家博物館刊》，4 期 (2012)，頁 134。

(32)

的特徵。因此推測 1975 年城固五郎廟鎮湑水村銅器群年代也大致在殷墟一期，

呈現過渡階段的特徵。

(2)器群特色

製造品質來看，鼎、鬲的器表則多見氣孔，其中一鼎(圖表 4-1)更有多處修補的現象，彎形器也多有漏銅的現象(圖 10)。成份上，容器與彎形器成份特徵也類似，5 件容器中，檢測過湑水 2 件鬲和 1 件柱足鼎以及柳家寨鼎皆為紅銅。彎形器也以紅銅為主，少數合金為砷銅和銻銅。

從風格來看，鼎、鬲的器形、紋飾與商中心的例子近似。不過，紅銅容器在商早期已罕見於中心地，鄭州、盤龍城發現的商早期銅器已確立以銅錫鉛三元合金為主的成份配方。⁸⁷同一時期，在周邊地區反而較多的紅銅容器出土，

其中江西新贛、吳城與陝西關中有較多的出土。⁸⁸漢中鼎、鬲的例子反映在商中心周邊區域之間具有某種共性，這種共性在以下的器群也可看到。

2. 2002 年洋縣北環路

出土 1 鼎 1 戈。鼎的耳與足配置成四點，一耳置於一足之上，另一耳置於兩足之間，是屬於商代早期鼎的配置。上腹部飾細線淺浮雕的獸面紋，但紋飾線條不穩，每個紋飾單元有大有小、間隔不一(圖 11)，施作與 2004 年龍頭鎮一件類似的鼎，流暢、配置精確的紋飾呈現明顯的對比(圖 12)。與洋縣北環路鼎類似的例子在殷墟三家莊⁸⁹、江西新贛中稜水庫 ⁹⁰、江蘇連雲港⁹¹、陝西朱馬嘴、陝西銅川三里⁹²皆有發現，分佈地域甚廣。這些大鼎都呈現商早期的特徵，空柱足，腹部飾帶狀獸面，鼎身與足部都帶有鏤空的扉稜。

8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附錄二盤龍城銅器成分分析〉，《盤龍城─1963-1994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頁 539-544。

88 陳坤龍、梅建軍、趙叢蒼，〈論陝西漢中出土的商代紅銅容器〉，頁 132-138。文中整理商代出土紅銅器的地區。

89 孟憲武，〈安陽三家莊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考古》12（1985），頁 1139-40。

90 彭適凡、李玉林，〈江西新贛縣的西周墓葬〉，《文物》6 期 1983），頁 93。

91 尤振堯、陳克猷，〈江蘇新海連市大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勘察記〉，《考古》6 期 1961），頁 321- 3。

92 盧建國，〈陜西銅川發現商周青銅器〉，《考古》1 期 1982），頁 107+102+116。

(33)

殷墟三家莊為一處窖藏，除了出土此件空柱足鼎，還出土 3 件錐足鼎等，

整批器物呈現商早期的風格，且多帶有修補的痕跡，反映殷墟早期與二里崗風格之間的聯繫，甚至這批銅器可能是由殷墟之前的王都帶來？另兩個出土集中地分別為長江下游與渭水盆地，其中江西新贛中稜水庫的銅鼎成分也為紅銅。

93很可惜其他的器物並沒有成份分析數據，因此無法判斷殷墟三家莊的鼎是否與周邊地區的鼎存在成份的差異。但上帶扉稜空柱足鼎的分佈區域，也同於湑水器群所反映的紅銅器地域，顯示漢中與長江下游的江西和渭河流域的關中三地之間具有共性。

二、小結：早期銅器群的特徵

城固龍頭與湑水兩個器群年代可以代表城洋銅器的年代上限，從器群內典型商器物判斷，年代皆在二里崗時期之後。以往學者多認為城洋銅器年代始自二里崗上層晚期，但若考慮整體器物群，年代上限較可能在二里崗期結束之後，但容器風格仍與商早期接近，不會晚於殷墟一期。

整體來看，相較於更晚時期的器群，早期的兩個器群出土的容器數量最多，種類也相對豐富。事實上，不管是分開或合併計算，1980 和 1981 龍頭鎮器群是歷來所有器群中出土最多容器類的器群。而除了典型的商器，早期已經出現富當地特色的器物，部分器物甚至顯示與商中心之外的地方的聯繫。尤其成份分析顯示，鼎、鬲雖風格儘管與商中心類似，但紅銅的成份卻可能與商周邊區域更有關聯，鼎和鬲並非直接來自商中心的可能性也不該排除。

同時，早期也很少零散的發現，這兩個器群基本上含括大部分早期的銅器。豐富種類卻集中出土的特性可能暗示早期的銅器屬於一次性獲取較大量的銅器，且掌握在特定的群體中。不過，時間相近的兩個器群在容器的組合、成分與品質方面卻有很大的差異，似乎反映不同的來源。龍頭鎮器群或存在一定變異，但明顯與二里崗文化關係密切，有可能承襲自另一個與二里崗文化有直

93 李朝遠，〈江西新贛中稜水庫的再認識〉，收入安田喜憲、高崇文編，《長江流域靑銅文化硏究》（北京市：科学出版社，2002），頁 223。

(34)

接接觸的文化。湑水村器群，不管是紅銅成份或重鼎、鬲的習慣卻罕見於二里崗文化。湑水村的器物與彎形器的成分與品質更為接近，其來源可能與本土的青銅文化更為密切。在下一章會進一步分析兩個器群可能的來源，以解開當地青銅文化興起之謎。

第二節：中期

中期是包含最多銅器的時期，除了器群數量多之外，也有相當數量的散出單件器物。不僅是整體的出土數量，器物種類也更為豐富，顯示中期是漢中青銅時代的高峰期。其組合特色與早期比較，缺乏以鼎、鬲為主的器群，不過重視容器仍是顯著的特色。以下將中期分為兩類來討論，第一類是延續早期的組合特徵─以盛裝器為主的「列器」組合。第二類也以盛裝器為主，但往往只有一兩件，並且多數與武器、工具等小型銅器共伴出土。

一、成套的容器組合

1. 1990 年洋縣馬暢安塚銅器群⁹⁴

(圖表 5)洋縣馬暢安塚的列器

23.6 公分

殘 27.3 公分

31 公分 36.7 公分 23.6 公分 24.1 公分

4.179 公斤

3.465 公斤 13.868 公斤 9.362 公斤 4.497 公斤

4.876 公斤

湑水河西岸的洋縣馬暢一帶共有五六個土包，多有發現銅器，安塚村落便坐落在土包上。器群是 1990 年農民整地時在距地表 30 公分處發現 5 瓿 1 罍。

容器的年代特徵明顯，瓿是殷墟時期才興起的器形，集中在殷墟一、二期，其

94 李燁、張歷文，〈洋縣出土殷商銅器簡報〉，《文博》6 期 1996），頁 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