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儒學的誤解

討論乾嘉儒者對日認識的誤解之前，我們先看一下嘉慶十九年出版的日本史

《吾妻鏡補》。

壹、翁廣平與《吾妻鏡補》

翁廣平，字海琛。吳江人，諸生。翁氏住在吳江平望鎮，西臨太湖，南接浙 江省湖州，與當時的對日貿易港乍浦很近。對日本抱持著遠高於同時代人的興趣，

加上容易取得輸入書的地利之便，他藏有許多日本書籍，並以此為基礎，創作了

《吾妻鏡補》（又稱《日本國志》）一書。《吾妻鏡補》未有刊本，只有抄本流傳於 世。本研究參考的版本是上海圖書館藏長興王氏詒莊樓本、北京圖書館藏本及哈 佛大學圖書館藏本。

王寶平（1997）認為《吾妻鏡補》的價值在於，引用大量和刻本漢籍，其中包 含諸如《年號箋》等今日已亡佚的書籍；與當時鼎盛的考據學風相合，翁氏以考 據方法解決許多前人的誤解、誤記；對日貿易史料、長崎地理、日本語彙等記載，

都是前人未有的獨特內容，翁氏甚至首先梳理了一百二十代的日本天皇世系表。

因此，《吾妻鏡補》從質和量上，都可以說是明治時期以前中國人著日本史的最大 傑作。

王寶平將翁廣平對於日本的注目，視作他與舊時代文人不同之處。在王氏之 外，也有不少研究者將《吾妻鏡補》視作超前時代的奇書。但是，筆者認為，翁 氏創作此書，雖然與他對日本的極大興趣有關，但是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而是前述清儒對日本之「文」的集體認識下的產物。類似的例子，還有同為嘉慶 年間刊行的吳英《經句說》，本文將於下一節介紹。總的來說，翁廣平的對日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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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同時代的清儒，所以他不但知道日本有「文」，還對於日本之「文」充滿興趣，

給予其高度評價。但是和同時代人一樣，他的《吾妻鏡補》仍然不可免地對於日 本儒學有不少誤解。

過去對於《吾妻鏡補》的研究，多注目其中收錄的文化語言資料、保存的日 本佚書，或是將其作為中日交流的一個案例討論。在這些面向之外，筆者認為《吾 妻鏡補》還能幫助我們綜觀乾嘉時代中國人對日本的看法，顯示他們如何認識日 本。

翁廣平在當時是少數對日本有所了解的人，《吾妻鏡補》收錄的內容也不是清 人的常識。那麼，翁廣平所不知道的日本事物，多數的中國人應該不知道，而他 對於日本的誤解，也很可能是多數中國人誤解之處。也就是說，《吾妻鏡補》所呈 現的翁廣平看到的日本，可能是多數清人所看到的日本，又或者他們受到此書影 響，如此看日本。基於此，本研究欲簡單討論《吾妻鏡補》的特色，作為乾嘉期 開始認識日本之「文」的例子，並論及其中誤載之處。

翁廣平據《吾妻鏡》、《年代箋》、《年代覽要》等書整理的日本世系表，江戶 時代部分，在天皇將軍即位、崩殂；朝鮮行聘；改鑄新幣等國事和地震、大水、

大火等天災之外，還記載了儒者的卒年與儒書的刊刻。這是非常有趣的現象。

世系表紀錄的特定人生卒年，除了天皇和將軍之外，就只有荻生徂徠、服部 南郭、太宰春台、伊藤仁齋、伊藤東涯等人的卒年。此外，還記有《考文》、《皇 疏》、《古文孝經》的刊刻年。世系表江戶時代部分，關於日本儒者及儒學的紀錄，

佔所有內容的四分之一強。

然而，當時的日本儒者只是幕僚，非像中國儒者實際參與政事、主導國事。

因此，關於儒者的紀錄佔據江戶時代日本史四分之一的份量，可以說是件怪事。《吾 妻鏡補》無疑放大了儒學者和儒學在江戶日本的重要性。《吾妻鏡補˙凡例》中，

翁氏自言參考眾書，對世系表有所刪補。那麼，世系表的儒學放大現象，可能受 到當時清人接收的日本資訊不足的限制，也有可能是翁氏主觀刪補，呈現出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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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的日本。

其次，世系表紀錄的儒學書籍皆為輸入中國的和刻本漢籍，如前所述，多與 徂徠學派相關。《吾妻鏡補》全書提及《考文》八次、《皇疏》四次、《孔傳》兩次，

徂徠的《論語徵》和＜辨名＞則各自出現三次。另一方面，儘管世系表還記載了 伊藤仁齋父子、新井白石等儒者，徂徠學派儒者卻佔多數，而且翁氏似乎未直接 接觸仁齋等人的著作，對於他們的記載帶有很多錯誤。

例如，世系表將伊藤仁齋誤作「伊東仁齋」，將其子伊藤長胤（東涯）誤作「伊 藤長允」，考諸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本皆同，應非傳鈔之 誤。

另外，《考文》、《皇疏》、《孔傳》、《論語徵》等皆於《吾妻鏡補》中出現三次 以上，一定會記載的是卷初＜引用書目＞、＜藝文志＞摘錄和＜藝文志列目＞這 三個地方。但是伊藤仁齋《論語古義》只出現兩次，分別是＜引用書目＞和＜藝 文志＞中摘錄的＜論語古義序＞，而未被記錄在＜藝文志列目＞中。

＜凡例＞提到，從他書引來且未見原書的註解，也會標註原書。⁴⁰筆者推斷，

翁氏並未接觸《論語古義》原書，只見到序文和其他書籍（譬如《論語徵》）的引 用，所以雖然列出仁齋和《論語古義》，卻記錄不清。這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吾妻 鏡補》列舉的其他日本儒者身上。或許可以證明，從乾隆朝《考文》等和刻本漢 籍傳入，到嘉慶朝翁廣平作《吾妻鏡補》時，清儒所認識的日本儒者一直以山井 鼎、物茂卿等徂徠學者為主。接觸到的也多是徂徠學派著書。

藉由以上對《吾妻鏡補》的簡單考察，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乾嘉儒者開始對 日本之「文」有所認識，或者說，他們開始透過「文」認識日本。另一方面也能 觀察到，徂徠學派在清人所認識到的日本儒學中被不成比例地放大的現象。

40 《吾妻鏡補˙凡例》（1997）：「 一，所補書籍俱註出處，間有未見原書，從他書所引者，亦注 原書之名，不沒其所來自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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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徂徠學派樣貌被認識的日本儒學

出現在清儒論述中的日本儒學，與實際樣貌出入頗大。事實上，在江戶時代 的日本思想舞台上，儒學只是一支，與其分庭抗禮的，還有蘭學、神道及國學等。

這個現象與儒學作為文化主幹的中國有所不同。但是出於自身經驗的投射，以及 中華文化向外擴散的想像，清儒理解日本之「文」時，很輕易地就從儒學作為日 本文化主幹的角度來檢視。因此，他們對儒學面向之外的日本文化，幾乎一無所 知。

如果更進一步分析，日本儒學內部也充滿了各種派別，在徂徠學之外，還有 同樣被歸類為古學派的仁齋學、山鹿素行學，及陽明學、折衷學等。此外，列為 官學的朱子學一直握有極大的話語權。較之同時的中國，日本的學者多半不重視 守家法和門戶之隔，就學於不同學派的老師，數度更換儒學立場者並不少見，我 們很難將這些學者劃入特定一種儒學派別。然而，由於接觸到的日本書籍有限，

不只是日本思想的整體狀況，就連儒學內部的派別差異，清儒都未能有充分認識。

由於和刻本漢籍多數與徂徠學派有關，後者又與清儒的「考據學價值」相合，因 此，清儒認識中的日本儒學，可說是徂徠學派的放大。以下舉兩個例子，說明在 這種認識下所產生的誤認問題。

吳英認為由於「日本不信朱子」，所以參考日本本《論語》，可以檢視清代流 傳的《論語》版本是否經過宋儒刪改。《經句說》有這麼一段論述：

改錯曰，無德而稱，舊本原是德字。……自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坊本仍還 德字，惟祁氏東書堂藏書，有宋版集注本，是得字，且集注不注及，若不知 有德字者。

英按（原文）此說德字是也，宋改得非也。……然日本本作得，無而字。則 齊梁時，或有如此，亦不能盡作德字也。此所以朱子不知有德字者也。可知 德之改得，原有別本，但不知為魯齊古爾。日本國不甚信朱子，則其改作得 字，與宋何涉。而妄歸咎于宋儒耶。（《經句說》卷二十˙「民無德而稱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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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管此處吳英的論述邏輯，當時真的有「日本不信朱子」這件事嗎？固然，

批判朱子是徂徠學和仁齋學的重要特徵，但在日本儒學中卻很難說是主流。朱子 學在日本長期佔有重要地位，十八世紀末也出現為了振興朱子學的「寬政異學之 禁」。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論，清儒認為「日本不信朱子」，是因為只認識徂徠學 派所導致的錯誤印象。

第二個例子是《吾妻鏡補》收錄的翁廣平＜附孝經書後＞一文，有以下內容：

夫明皇之注雖可稱，然刪閨門一章，未免為後世所載。而朱子存之，則朱子 亦未嘗不信古也。余考日本之講經學者，如林羅山、山井鼎、太宰純、物茂 卿輩，皆尊漢儒而薄宋儒。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翁廣平將林羅山列入「尊漢儒而薄宋儒」的行列。

林羅山（1583-1657），是江戶初期的朱子學者，獲得德川家康重用，以儒家思想協 助建立江戶幕府的禮儀制度。從他開始，林家歷代皆擔任幕府官學的主導者。將 這個一手確立朱子學在近世日本地位的林羅山，視作與徂徠等人相同的「薄宋儒」

立場，無疑是羅山本人都會生氣的極大誤認。

第二點，談論日本儒學者時，幾乎所有的清儒都會列出山井鼎、太宰純、物 茂卿（有時再加上服元喬、根遜志）的名字，許多時候卻也只是列出這些名字。

但是如果考察當時日本國內的狀況，徂徠學雖然風靡一世，但是其中著作較少的 山井鼎和根本遜志，不太為人所知，而太宰春台和服部南郭也不是因為整理古籍 出名。

至此，我們可以知道，乾嘉學者對於日本儒學最大的誤認在於，他們認識的 日本儒者幾乎都是徂徠學派中人。他們所認知到的日本儒學傾向，幾乎只是徂徠 學派的縮影。清儒指認的日本儒學特徵，例如不信朱子、輕宋學尊漢學、使用考

至此，我們可以知道，乾嘉學者對於日本儒學最大的誤認在於，他們認識的 日本儒者幾乎都是徂徠學派中人。他們所認知到的日本儒學傾向，幾乎只是徂徠 學派的縮影。清儒指認的日本儒學特徵，例如不信朱子、輕宋學尊漢學、使用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