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作為很早發展成熟的文明，中國習慣擔任輸出文明的角色。而東亞諸國在古 代的發展，的確都與它有所連結。由於在目所能見的環境中是唯一的大國，中國 長期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明、文化只有中華文化一種。它以中華的「文」

為標準，將與自己關係親近，學習中華文化的國家，定義為「華」文化圈的一員。

同時將無互動，或是文化不受中華影響、影響程度不深的國家，定位為「夷」。在 十九世紀後期面臨西方國家挑戰之前，千年來，中國持續以這樣的華夷認識作為 對外認識的基礎。

現代早已對這種「中華中心」思維做出許多反省和批判。認識到世界的寬廣，

文明的多元發展後，現代中國自然也不可能再以「華夷觀」區分同屬於國際社會、

地位對等的現代國家。然而，多數涉及中國對外交流史的研究，仍舊只聚焦在中 國文化對周遭國家的傳播與影響，忽視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中國也是接受者。

地域間的文化交流，絕對是帶有往復性的相互流動。儘管文化、器物在兩國 之間的流通可能有質和量上的差異，卻不可能始終只從一方流向另一方。基於同 樣的看法，王勇（1996）曾以唐代的狀況為例。他指出，唐文化的國際性在於具現 了「擴散」與「包容」的兩面。「擴散」指的是唐文化對周邊民族的輻射影響，「包 容」則是唐文化從異文化吸收的部分。如果以唐代的中日互動來看，日本遣唐使 抵達唐朝進行交流時，唐朝曾頒給無數的「賜品」，這些書籍文物被帶回日本後產 生的影響，受到許多研究者注目。但是，時常被忽視的是，當時由遣唐使獻上的

「方物」，也因此進入了中國，並留下痕跡。

一開始引起筆者注意的，便是中日交流史中這時常被忽略的，日本對中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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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竟購得以歸，上遺書局。長塘鮑君廷博，槧其副於知不足齋叢書中，以 初橅一本見餽，不啻獲珍珠也。［粗體字為筆者所加，以下皆同］

翟灝和杭世駿皆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學者和藏書家，兩人知道日本還保留有《皇 侃義疏》時，望向日本所在的東方嘆息，可見其心情之複雜。此後十年，這個消 息在清儒之間廣為流傳。翟灝獲鮑廷博贈《皇侃義疏》的重刊本後，高興地說像 獲得了珍珠一樣珍貴。以上描述在在顯示這些書籍對於清儒的價值，並且當他們 看到和刻本漢籍時所面臨的衝擊感。筆者以為，這是我們觀看和刻本漢籍輸入的 歷史時，不能看漏的部分。

從當時的文獻來看，對於突然出現在眼前的和刻本漢籍，清儒有人欣喜其中 收藏的佚書重新出現，有人驚訝日本人著作水準之高，也有人懷疑這些「佚書」

由日人偽造。整體來說，經過一段時間的熱烈討論，清儒逐漸相信這些書的價值，

並大量運用它作為考據學研究的材料。

和刻本漢籍進入中國知識界，一方面是佚書材料的回傳，一方面也是日本人 校勘、傳注作品的輸入。因此隨之而來，清人直接要面對的問題是，該如何為這 些書籍定位？如何認識書籍所代表的日本人的成就？

從乾嘉學者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有「什麼」正在發生轉變。王鳴盛《十 七史商榷》「日本尚文」一條提到：

近日從彼土傳入中國者，有孔安國古文孝經傳、皇侃論語義疏，皆中國所無。

而彼土又有王段吉備諸氏所得唐宋古本五經及論語孝經孟子正義，有山井鼎 為作攷文，以訂近本之訛。又有物觀等為作補遺。

然則日本尚文勝於他國，奝然所獻，因趙宋人不好古，仍致亡佚。而永叔之 言非無因，葉春及亦未必癡證。以新舊唐書諸條，知日本文學自唐已然，至 今不改。

無論是「日本尚文勝於他國」，或是在當時極度崇古的風氣中說「日本文學自 唐已然，至今不改」，都是十分高的稱讚。相較於清初或是明代對於日本動輒以「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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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東夷」稱之，我們可以發現，到了王鳴盛的時候，清人對日本的認識及評 價，已經有了極大的轉變，而此種轉變，是和刻本漢籍輸入後產生的現象。

在中日交流研究中，以交流方向來說，中國輸入日本的流向一直是關注的重 點，相反地，對於日本輸入中國的流向的研究卻只佔了很小的比重。其中關於日 本書輸入書的討論，尤其是從思想層面考察和刻本漢籍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過 去在中日交流史上對於和刻本漢籍的討論，大多是針對某一部書籍進行文獻學上 的考察，光是釐清書籍的版本及流通過程，就花上許多力氣，深入討論其背後意 義的研究非常少。然而，這些性質相近的書籍在短時間內接連進入中國，對清儒 來說不會是一個又一個的獨立事件，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被認識。那麼，乾嘉儒者 如何認識這一批的書籍，和刻本漢籍與清代思想有何互動，應該是重要的問題。

至今，無論是作為這些書籍產生的脈絡的江戶思想史，或是作為接收這些書籍的 脈絡的清代思想史的領域，研究者對還未對和刻本漢籍有足夠的注目。因此，筆 者希望能夠整理這段被忽略的歷史，以清代中期第一批輸入的和刻本漢籍為線 索，考察清儒接觸這些書籍後，是否在思想上有新的展開，清代思想有否受到影 響，並且為此輸入事件在中日交流史上作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