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交代

寇」、「東夷」稱之，我們可以發現，到了王鳴盛的時候，清人對日本的認識及評 價，已經有了極大的轉變，而此種轉變，是和刻本漢籍輸入後產生的現象。

在中日交流研究中，以交流方向來說，中國輸入日本的流向一直是關注的重 點，相反地，對於日本輸入中國的流向的研究卻只佔了很小的比重。其中關於日 本書輸入書的討論，尤其是從思想層面考察和刻本漢籍的研究更是微乎其微。過 去在中日交流史上對於和刻本漢籍的討論，大多是針對某一部書籍進行文獻學上 的考察，光是釐清書籍的版本及流通過程，就花上許多力氣，深入討論其背後意 義的研究非常少。然而，這些性質相近的書籍在短時間內接連進入中國，對清儒 來說不會是一個又一個的獨立事件，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被認識。那麼，乾嘉儒者 如何認識這一批的書籍，和刻本漢籍與清代思想有何互動，應該是重要的問題。

至今，無論是作為這些書籍產生的脈絡的江戶思想史，或是作為接收這些書籍的 脈絡的清代思想史的領域，研究者對還未對和刻本漢籍有足夠的注目。因此，筆 者希望能夠整理這段被忽略的歷史，以清代中期第一批輸入的和刻本漢籍為線 索，考察清儒接觸這些書籍後，是否在思想上有新的展開，清代思想有否受到影 響，並且為此輸入事件在中日交流史上作定位。

第二節 背景交代

清代中期，第一部輸入中國的和刻本漢籍是《考文》，此後和刻本漢籍便持續 輸入，直到清末。清代輸入中國的日本書籍的質、量和輸入動機，與過去極不相 同。首先，在數量上，終清一代的日本輸入書可能比過去歷代的總和還多。其次，

書籍內容展現的文化程度──若以「中華文化」的標準來衡量──達到前所未有 之高，甚至刺激清儒對日本產生不同的認識。最後，這些書籍都是有計畫地被輸 入──無論出於日本側輸出文明成果的意圖，或是中國人的需求。

由於日本鎖國，清代的日本輸入書幾乎都由赴日貿易的中國船商所帶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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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幾本書的輸入與日本官方推動有關，但是後來多數書籍是為了回應清人熱切 索書的需求而被商人帶回。如果以清人蒐集日本書籍的理由來看，又可以將清代 的日本書籍輸入分為兩個時期。一個是乾隆朝到同治七年（1868 年）日本推行明 治維新。一個是同治七年到清朝滅亡。

第一時期，清儒基於考據學研究需要，對於和刻本漢籍包含的古代漢籍和日 人研究成果十分關心。而第二個時期，面臨一連串對外戰爭的失利，鄰近的日本 又在明治維新後崛起，此時清人比前一時期更積極地蒐訪日本書籍，理由卻是希 望能從共通的漢字探索日本富強原因，或是趁著日本西學興盛、漢學沒落的時機，

將貴重古籍運回中國。關於清朝末年的和刻本漢籍輸入，已有相關研究，⁴但是乾 嘉朝輸入的書籍，仍未有過系統性的討論。本研究聚焦的，就是這一批鮮少受到 研究者注目的乾嘉朝輸入漢籍。

清代中期和刻本漢籍輸入事件涉及的書籍和人物無數，無法一次介紹。本研 究擬聚焦在《考文》、《古文孝經孔氏傳》（以下簡稱《孔傳》）、《皇侃論語義疏》（以 下簡稱《皇疏》）和《論語徵》上討論，因為這四本書是清代中期最早進入中國的 和刻本漢籍，也受到清人最多注目。

另一方面，為數眾多的乾嘉學者對這一批日本輸入書作過討論，他們或在著 作中記上幾筆消息，或引述當時名家的評價，或使用這些書籍作為研究材料。透 過進一步分析，本研究發現，清儒中積極對和刻本漢籍發表評論，或與之有深入 的思想交流的，大多是江南一代出身的學者，例如阮元（1764－1849）、盧文弨（1717

－1796）、吳騫（1733－1813）、錢泳（1759－1844）、翁廣平（1760－1842）、吳英 等人。此外，與和刻本漢籍輸入過程息息相關的藏書家汪啟淑（1728-1800）、鮑廷 博（1728-1814）、船商汪鵬等人也都在江南活動。因此儘管希望作為討論對象的乾 嘉儒者越多越好，但是受限於評論的深淺，本研究最終使用的材料，主要聚焦在

4 例如陳捷《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2012）；大庭脩、王勇［編］《日中文化交流叢書９ 典籍》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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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清儒身上。為什麼積極接觸和刻本漢籍的儒者多來自江南地區？或許這是因 為對日貿易的口岸位於江南，他們比其他地區的學者更有機會接觸到輸入書。也 有可能是當時江南學術共同體的蓬勃發展，使身處其中的他們對考據學研究和訪 求異書有極大的熱情。其他同時代的著名學者，如錢大昕、翁方綱、焦循等人雖 然都在著作中提及和刻本漢籍，卻未作出較深刻的評論。

此外，《考文》、《孔傳》、《皇疏》、《論語徵》等第一批輸入中國的和刻本漢籍，

皆與日本徂徠學派有密切關連。《論語徵》是徂徠學派開創者荻生徂徠（1666-1728）

的作品。《考文》是其弟子山井鼎（？-1728）的著作。而《孔傳》、《皇疏》也是由 徂徠門人太宰春台（1680-1747）和根本遜志（1699-1764）所校勘出版。因此，考 察這批日本輸入書的同時，我們無法忽略徂徠學派與它的關係，以及後來清儒透 過這些書籍與徂徠學進行的對話。

荻生徂徠，名雙松，號徂徠。其字茂卿，祖上為物部氏，故著書自署「物茂 卿」。徂徠是江戶時代的日本儒學者，初習朱子學，後提倡文學及思想復古的「古 文辭學」。徂徠對於當時盛行的日本朱子學和仁齋學，從注重「事功」意義與政治 實踐的角度，進行強而有力的批判。終而建立自己的「古文辭派」（或稱「蘐園學 派」、「徂徠學派」）。徂徠學出現後，成為日本儒學的主流長達半世紀，就算是十 八世紀末「寬政異學之禁」⁵，規定只有朱子學者能擔任幕府儒官，並禁止在昌平 坂學問所等幕府教育機關進行朱子學以外的講學，也無法抑制民間學習講論徂徠 學的風氣。無論是徂徠學的繼承者或是反對者，江戶中期以後的儒學討論都無法 擺脫徂徠學。同時，徂徠學與日本思想的縱向發展也有很深的聯繫，國學、後期 水戶學甚至是明治啟蒙思想，都受其影響。

在思想方面，徂徠認為儒學的核心在六經所載的先王之道，孔子雖是聖人，

卻不是儒學的最終依據。同時，他認為《孟子》只是孟子與楊墨等人辨論時，為

5 「寬政異學之禁」是日本寬政二年（1790 年），由幕府的老中松平定信推動的寬政改革中，對 於學問的限制政策。定信認為當時流行的徂徠學會「亂風俗」，因此下令官學禁止傳授或討論徂徠 學。希望能藉由復興朱子學，重振幕府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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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對抗異學而發的言論，也由於孟子的擅自發揮，導致儒學開始變質。徂徠不乏 別樹一幟的儒學解釋，例如他以「先王之道」定義「道」、「古聖人（先王）之作 為」來認識「禮樂」，並且提出「德人人殊」、「性人人殊」等較較具開放性的解釋。

徂徠學派中，服部南郭（1683-1759）和太宰春台被視為雙璧。服部南郭繼承 了徂徠學中詩文派的成就，而太宰春台的儒學理解雖然與徂徠有不少差異，仍被 視作徂徠門下經學派的傳人。山井鼎雖然因為《考文》的成就在清朝被視為日本 儒者的代表，但是他英年早逝，著作只有《考文》一書，和同樣著作較少的根本 遜志，在當時的日本實際上都不算知名。此外，著名的徂徠門人還有山縣周南

（1687-1752）和宇佐美灊水(1710-1776)等。周南將徂徠學導入長洲藩藩校，而席捲 長洲藩的徂徠學，在後來又通過長洲儒者與朝鮮通信使有所接觸。灊水則是在徂 徠過世後，大力刊行其遺作，並且是海保青陵、片山兼山的老師。

綜上所述，為考察和刻本漢籍輸入對清儒造成的影響，本研究將會從書籍刊 成流通過程、清儒活動及其思想環境、日本徂徠學三方面深入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