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學價值」作為一種認識途徑

清代學術肇始於對宋明理學的反省，從清初顧炎武等人提倡帶有經世傾向的 經學，到乾嘉期鼎盛的漢學，之後的折衷學派、公羊學派等，無不在意識宋學的 前提下，批判它或調整它。

另一方面，從外部來看，清學面臨特別的政治環境。在滿族的統治下，有高 壓的文字獄，使得士人在言論及寫作上並非自由。但是，與此同時推行的文化懷 柔政策，卻又為他們的研究和創作帶來極大助力，例如以《四庫全書》為首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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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官方修書及出版計畫、官方贊助書院的普及、學政等官員在各省文化事業上的 活躍。

據艾爾曼（1995）的研究，在太平天國大規模破壞江南地區前，清代中期已經 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江南學術共同體。在包含書院、學派、藏書樓等機構的社會機 制中，當時的知識份子跨越士商界線，以學者、收藏家、編纂者、贊助者等身分 活躍其中。考據學的興起，不僅與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有關，也由於這種社會環 境的大力支持。學術共同體的發展，給予文人進行考據研究的實質鼓勵，例如經 濟基礎和名聲地位。考據學者職業化讓他們一邊進行考據研究，一邊能以此為生。

而江南學術共同體的學問方法、價值觀，透過科舉入仕及參與官方修書的途徑，

被江南文人帶入中央，擴散至全國。²⁷

唐代以後，文化重心逐漸南移，到了清代，物產富饒、商業勃興的經濟榮景，

運河、海外貿易等交通之便，導致江南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江南學術共 同體中，包含巡撫、學政等地方大員，協助推動官方文化事業的同時，也以個人 出資、募資的形式，帶領地方士子進行修書，贊助學術出版、書院運行。例如阮 元任浙江學政時，建詁經精舍、主持編纂《經籍籑詁》；如前所述，《皇疏》在浙 江巡撫王亶望的資助下得以繼續完成。這些官員底下聚集許多文人幕僚，協助上 述文化事業進行，而非輔佐其政務。

至於未任官的文人，或任幕僚，或任教書院，或任地方塾師，同時進行自己 的考據學研究。例如錢泳早年居於畢阮幕下，為其校勘《中洲金石記》，隨著畢阮 調職，錢泳的足跡也遍布大江南北；盧文弨曾任湖南學政，即早致仕後，任教於 龍城書院、暨陽書院、鍾山書院等知名書院二十多年，直到去世。

此外，富有的商人除了贊助學術，多半自己或子孫也浸染其中，擁有一定的 文化水準，因此商人子弟成為學者或知名藏書家的不在少數。貢獻書籍給《四庫

27 浙江、江蘇兩省是當時進士錄取率最高的省份。《四庫全書》等全國性修書，參與者也以江南 地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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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最多的揚州馬氏，及上一章提到的浙江汪啟淑，都出自鹽商世家。綜而言 之，這個學術共同體中，角色容易變動，多數的人也身兼不只一種角色，可以同 時是贊助者也是著書人，也可能從前接受贊助、有一定能力後開始提攜後進。這 些人具有共同的學識基礎，而將其連結的，是文獻考證的學風。本研究討論的對 象，便是乾隆、嘉慶、道光年間的考據學者，尤其是位於江南地區，因地利之便 而首先接觸到日本輸入書的學者、贊助者與藏書家。

本研究認為，這些考據學者們共享著數個考據學的價值，並且透過這些「考 據學價值」認識、評價和刻本漢籍與日本的儒學。至於，「考據學價值」的內涵是 什麼？讓我們先從＜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聖諭＞看起。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首所載＜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聖諭＞，作為卷 帙浩繁的《四庫全書》叢書的開篇文章，此文意義非凡。它不但是《四庫全書》

編纂原則，也可說是乾隆帝對於「文」的理解及其政策的指導綱領。內容節錄如 下：

朕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幾餘典學，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縹緗，載籍極博，

其鉅者羽翼經訓，垂範方來，固足稱千秋法鑒。即在識小之徒，專門撰述細 及名物象數，兼綜條貫，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發明，可為遊藝養心之一 助。……其歷代流傳舊書，內有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 購覓。至若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實用者，亦應備為 甄擇。……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略》益昭美備，稱 朕意焉。欽此！

這篇聖諭表現了本節欲討論的數個考據學價值。第一，開首處的「稽古右文」

是乾隆的自我標榜，描繪了國家欲施行的文化政策走向。在乾隆御旨之後，清儒 開始大量地用「右文稽古」來描述當朝。²⁸第二，「有俾實用」者是收書的標準，

彰顯清代重視「實」的風氣。第三，《四庫全書》這個史無前例的大型修書計畫的

28 例如知不足齋本《古文孝經》吳騫序、鄭辰序；錢泳＜海外新書小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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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保存優良書籍，使書目志更加「美備」，正呼應了清儒對於學問之「博」

的追求。而上述三項考據學價值，在清儒對和刻本漢籍的評價中時常可以看到。

以下分節進行詳細討論。

壹、實事求是與復古

「實事求是」的精神在清代極受推崇。簡單來說，「實事求是」指的是以實證 的方法探求「真」與「是」。清儒批判宋明學風到後來變為「虛談」，標榜清學之

「實」與其區隔。阮元便是著名的例子，他讚揚同時代的儒者：

漢書云，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後儒之自遁於虛，而爭是非於不可究詰之境 也，豈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脩行，好古敏求，不立門 戶，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實事求是之教。（＜惜陰日記序＞，《揅經室集》，1993）

並且在文集《揅經室集》（1993）的自序中，如此介紹自己：

室名「揅經」者，余幼學以經為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

非敢立異也。

阮元以「實事求是」自我標舉和評價同時代儒者。同時，他強調「古」的重 要。因為漢初以前的「古儒學」、「古訓」是未被佛、道「二氏」污染的純粹的儒 學，沒有佛、道的虛論空談，而是關注實事以求是。

對於清儒來說，「實事求是」不只是治學精神，也是用來判斷作品好壞的標準。

例如盧文弨對於唐代僧人一行《合朔議》批判杜預《春秋長歴》之事，曾如此評 價：

余考唐一行《合朔議》，頗詆諆此書（杜元凱《春秋長歴》）。……今讀杜氏之 書，始知一行殊未得其意，而妄有所譏。……葢凡所次比，悉據當時實事，

非以為是而從之，此不可歸過於杜也。（＜春秋長歴書後＞，《抱經堂文集》， 1990）

盧文弨認為，應該據實事以推求「是」，而非自己先有主觀的「是」，然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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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觀下推斷其他事物為「是」。就算某些事物因為條件改變，在今日看起來是不 正確的，但只要當初推論之時，是據當時的「實事」得來的「是」，那麼也無可厚 非。

此外，「復古」傾向也是清代考據學的明顯特徵。清儒「好古」、「求古」、「稽 古」，強調古儒學的價值。他們一面以己之「好古」之「實」，對比宋明儒常依主 觀立新說之「虛」。一面順著儒家原有的「復古」價值觀，尋求更早的說法來駁斥 宋學，在經典解釋的選擇上，清儒多半以宋代以前的漢學或更早的古注為貴。

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及余蕭客《古經解鉤沉》時，便認為當朝風氣 重「實」與「古」，作為勝過前朝之處：

是編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自宋學大行，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掊擊，

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矩之外。國朝 儒術昌明，士敦實學，複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詔校刊《十三經注疏》，頒行 天下，風教觀摩，凡著述之家，爭奮發而求及於古。蕭客是書其一也。

此外，同樣關於《古經解鉤沉》，王鳴盛＜古經解鉤沉序＞正好紀錄了他和戴 震論及「求是」與「求古」關係的談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實事求是」與「復 古」的關係。節錄如下：

間與東原從容語：「子之學與定宇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 是。」東原雖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捨古無是也。（《西莊始存 稿》，2002）

定宇即惠棟。從戴震的話可以知道，乾嘉時期聲勢最大的兩派訓詁學者──

以惠棟為首的吳派；以戴震為首的皖派，在學問偏重上有「求古」與「求是」的 差別。但是說到底，「求古」與「求是」陳陳相因，與清儒「實事求是」的精神是 一體的。

另一方面，在和刻本漢籍中我們也能看到許多相似的「求古」主張。例如荻 生徂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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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燹之後，漢建學官，逸文古籍往往乎出。……迨乎馬鄭諸家蒐而鳩之，考 覈輯綴之勤，其功廣哉。亦可謂知之次也已。故千載之後，欲求聖人之道者，

終不能廢漢儒而他授，為是故也。宋而後人，喜新說而古注疏束之高閣，今 閱所存古注疏版，劉文滅不可得而讀之。夫以諸夏聖人之邦，世奉教之弗衰，

學士之眾何限，而乃致斯泯泯者，豈非人不體仲尼之心，信而好古之義熄焉 耶。

下毛之野，有野參議遺址，乃數百年弦誦之地。紀人神生，素有好古癖，而 偕州人根遜志者往探之。……又獲七經孟子古本及論語皇侃，較之其經，頗 有異同。而古時跋署可徵，亦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齎來，存於此而亡於彼 也。（＜七經孟子考文序＞，《七經孟子考文補遺》，1731）

徂徠序中兩次提到「信而好古」，強調漢儒考校輯補古經的功勞，並批評宋以 後的儒者喜新厭舊，使古注逐漸亡失。這樣的論調與清儒一貫的想法不謀而合，

後者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例如阮元翻刻《考文》時，其序對徂徠序有所呼應：

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藉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 利本，以校諸本，竟為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 所齎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於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朗釋

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藉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 利本，以校諸本，竟為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 所齎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於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朗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