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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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和刻本漢籍一舉輸入中國。亡佚百年的貴重古籍，突然出現在眼前，

這對乾嘉學者來說，會是多大的衝擊？同時，對於這些保存在日本，又經過日本 人之手整理的古籍，清人該如何認識？和刻本漢籍的輸入，是否對乾嘉學者帶來 影響？如何影響？以上是本研究希望回答的問題。

本文第二章以《考文》、《孔傳》、《皇疏》和《論語徵》等十八世紀輸入中國 的第一批和刻本漢籍為中心，梳理其著書、刊行、輸入中國的過程，以及在中國 引起的迴響。本文發現，《考文》、《孔傳》由幕府官方主導，有意識地輸入中國，

而《皇疏》以後的書籍一方面出於校勘者欲彰顯日本文化水準的心理，一方面回 應船商的索求，逐漸被帶入中國。

自從《考文》等書在中國知識界獲得注目與高評價後，清人對於和刻本漢籍 的接受度益高，甚至引發向唐船訂購日本書籍的風潮。因為如此，十九世紀之後 和刻本漢籍持續輸入中國。以性質上來說，一開始進入中國的，是較具資料價值 的佚書校勘本或是集佚本。後來，日本人原創的儒學書籍如《論語徵》等，也逐 漸輸入中國。

第三章分析清儒對於日本輸入書的態度。發現，或褒或貶的諸多討論中，可 以梳理出乾嘉學者認識和刻本漢籍的兩個途徑。第一，「考據學價值」的途徑。在

「實事求是與復古」的主張，「尊漢斥宋」的立場上，乾嘉學者都感受到漢籍背後 的日本儒者與自己的相似。再加上「重考據輕義理」及「博徵」的價值取向，清 儒特別注目和刻本漢籍所包含的考據成果，積極採用它使自己的研究材料更加豐 富。

同時和刻本漢籍展現出，日本有足以和中國在同一個平台上談論學術的文化 水準，作品也毫不遜色。這對千年來一直將日本視為「夷」的中國人，無疑是一 大衝擊。也就是說，從學術水準的客觀認識上，日本有著和「華」一樣高程度的

「文」，再難視之為「夷」。

清儒對日本認識的轉變，還要藉助於他們認識和刻本漢籍的第二個途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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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夷觀」途徑。「華夷觀」從周代成型開始，便依照各朝各代的對外環境、歷史 狀況不斷地調整內涵。經歷過清初一百年滿漢民族觀衝撞，官方華夷觀的反覆說 服與壓制後，乾隆時期形成了「包容性文化華夷觀」。當時盛行的華夷觀念，已從 清初以「民族」區隔華夷，轉變成以「文化」區隔，並且在「文化」的解釋上充 滿彈性。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乾嘉學者評論日本輸入書時，一定會出現華夷論 述，為了將日本和中國之間「文」的關係定位。同時藉由這樣的行為，清儒將「日 本有文」這件事，順利包容在清代的華夷論述中。透過強調日本與中國過去的聯 繫，例如奝然、歐陽脩等故事的重複敘述，乾嘉學者將眼前日本之「文」，歸功於 中日斷絕國交前，數百年中國文化的傳播與影響。至此成功解決了華夷論述中本 會出現的衝突。換一個角度觀看，我們可以說，這是中國人打從心底承認「日本 有文」，並且正視日本之「文」的開始。

只是，乾嘉學者能接觸到的和刻本漢籍畢竟有限，而且他們的認識幾乎只來 自「考據學價值」和「華夷觀」兩條途徑，並非全面而客觀地進行認識。因此，

初接觸的階段，清儒對日本之「文」不免有許多誤解。本文第四章討論的，便是 清儒對日本的儒學的誤解與轉折。

首先，由於第一批和刻本漢籍都與徂徠學者有關，清儒透過這些書所認識的 日本的儒學，其實是徂徠學派的放大。其次，儘管接觸的主要是徂徠學派的著作，

輸入書籍數量有限，乾嘉學者又極度注重考據而輕忽義理，因此在接觸初期，清 儒未能認識到徂徠學義理面的主張，也不曾透過文本進行深入對話。

不過，清儒的誤解並非毫無釐清。隨著接觸更多的和刻本漢籍，以及認識的 深化，嘉慶中期以後，開始出現一些與日本的儒學進行深入對話的清人著作。本 文於第四章後半，便是以吳英《經句說》與荻生徂徠《論語徵》的思想對話，作 為一個轉變的案例介紹。

過去對於《考文》等書進入清代知識界，多半視為數個偶發的獨立事件看待，

未曾有人深入探討這些漢籍在中國造成的影響，及其思想上的意義。本研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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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刻本漢籍輸入事件，直接地引起了清儒對日本文化水準的注意，或者可以說，

乾嘉學者因此「發現」了日本之「文」。這對於數千年來以「文」和國交的有無來 定位自己與他國關係的中國來說，可說是一大事件。

然而，此時期發生在清人對日認識中的變化，絕不只有發現日本有「文」而 已。如同本文一再提及，若放在傳統的華夷秩序下來看，日本與中國在數百年間 無國交關係，也未向中國朝貢，因此它不會是被納入「華文化圈」的藩屬國，更 不是核心中國的一部分。《四庫全書》收書選擇中，清儒對於朝鮮和日本的差別態 度，以及此態度放在華夷秩序下檢視的弔詭之處，更突顯了當時乾嘉學者對日認 識的矛盾。

從對於和刻本漢籍的評價中，我們已能確知，多數清儒無論在心理上或論述 上，都已經承認日本有「文」。那麼，他們該如何繼續在華夷秩序中定義日本與中 國的位置？如同本文第三章所言，乾嘉儒者的作法是，以「包容性文化華夷觀」

作解釋──由於日本古代與中國的密切聯繫，因此它也可能有「文」。儘管論述邏 輯通順，卻仍然未解決日本在事實上於天朝體系中的尷尬位置。試想，歷代中國 的對外認識中，可曾有一個國家，有「文」（以此意義上來說，是「華」的一部分），

卻和中國毫無關係？

上一節我們談到十八世紀東亞海域中的特殊國交關係。清朝已經不再拘泥於 過去一元式的朝貢體系，而是在不言明或是刻意非官方化的交流上，默認與他國 進行逸脫於「宗主－藩屬」關係外的貿易往來。出於實利主義的折衷措施，可以 在短時間內沉默地進行。然而時間一久，總必須產生一套論述以描述或說明這樣 的現實狀況。也就是，行為上的改變必會與認識上的轉變連帶產生。十八世紀清 朝與日本進行的逸脫天朝體制的沉默外交，總會衝擊清人對日本在舊有華夷觀中 的認識。

本研究認為，和刻本漢籍所引起的清儒對日認識之改變，正是對應此種時代 環境的心理活動。清人與日本脫離朝貢貿易限制的互市貿易，和乾嘉儒者調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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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華夷觀以肯認「日本有文」的認識轉變，是同時並進的發展。

特別要強調的是，脫離制式的朝貢體制，與清朝進行實質貿易的國家不只有 日本，還有航來廣州的歐洲商船，以及在北方進行邊界貿易的俄國。只是，這些 國家在清人的認識中，沒有一個被認為有「文」。他們都以「中華文化圈」外的「他 者」身分，與中國進行實質貿易。這麼說來，無論從縱向的歷史，或是從該時代 橫向的國際關係上來看，清中葉時的日本，對於中國來說，都是從未有過、難以 定義的一個存在。這或許是中國的天朝體系，不只實質關係，連思想上都要開始 變動的轉捩點。那麼，從乾嘉時代對日認識的轉變，經歷道光朝以後多次對外戰 爭失利，西風東漸下的力圖變革，一直到清朝滅亡，終止數千年的中華帝國體制 為止。這一段從天朝體系的一元中心，走向現代國際關係的多元並立，中國對外 認識的轉變，可說經歷了十分漫長的時光。筆者礙於能力所限，關於乾嘉朝發現

「日本有文」，對中國天朝論述的衝擊，只能簡單論及至此。

關於和刻本漢籍在思想史上意義的研究，至今仍十分稀少。順著本研究的內 容，未來還需探究的課題，筆者認為至少有三個方向：第一，本文僅處理了清代 中期第一批輸入的和刻本漢籍，其後仍有不少重要漢籍輸入中國，探索這些書籍 如何接續《考文》等書的成果，持續與清代思想互動，會是一個方向。

第二，本文發現，清儒對和刻本漢籍的誤認，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徂徠學與 考據學的相似。不只是清儒，就連現代研究者也有不少人認為徂徠學是一種考據 學。然而真的是如此嗎？如果並非如此，那麼為何會產生對徂徠學和乾嘉考據學 的混淆？此種混淆是否具有更深的意涵？

第三，本研究認為，清代中期對於日本之「文」的發現，是與當時中國對外 關係轉型一起進行的變動。那麼，接續在乾嘉朝之後，十九世紀中國逐漸邁向現 代國際關係時，與之呼應的思想轉變又是什麼？這些都是筆者後日欲探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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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筆畫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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