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兩個認識途徑與「文」的發現
第四節 對日本之「文」的發現
壹、過去的日本認識
中國文獻中最早關於日本的記載，出現在《三國志˙魏書》之中。它對於古 代日本的描述是：
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今倭水人好沉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
後稍以為飾。……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嗜酒。（＜倭人傳＞，《三 國志˙魏書》）
如果魏書記載為實，與禮樂社會早已形成的中國比較起來，此時的日本人「黥 面文身」、「父子男女無別」，顯然在文明發展狀況上差了一段距離。因此中國對稱 為「倭人」的日本一直不太注目。儘管從三國時代就有對於日本的記載，但是由 於不感興趣，正史中的＜倭國傳＞或＜日本傳＞幾乎都只是照抄前朝，歷代內容 出入不大。於是，在情報更新速度緩慢的史書影響下，歷代中國人對於日本的印 象只有兩種，不是蠻荒無文的「島夷」，就是仰慕中華前來學習中國之「文」的遣 唐使、僧人。
到了明代，對日本的認識稍微豐富了一些，但這卻是因為中國沿海地帶飽受 倭寇侵擾的緣故。然而如第一章所述，這些偽裝成「倭寇」來犯的海賊，其實不 完全是日本人，因此明人對於日本的認識，也很難說有多深入或真實。《明史˙日 本傳》中記載，從明朝初年開始，日本便屢順屢叛，倭寇問題也無法遏止。其中 對於日人的評價是「狡詐」、「傲慢無禮」。34
34 《明史˙日本傳》（1981）記載：「洪武二年三月，帝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且詰以入寇之故，
謂：「宜朝則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為寇盜，即命將徂征耳，王其圖之。」日本王良懷不奉命，
復寇山東，轉掠溫、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貢馬及方物，
且送還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餘，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賚其使者，念其俗佞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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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清初，對於日本的印象也還是圍繞在「無禮」之上。例如朱彝尊編《明 詩綜》（2006），其中收錄明太祖準備征伐日本時，日本遣使來訪，使節「嗐哩嘛哈」
作有《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一詩。內容如下：
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
銀甕蒭清酒，金刀膾紫鱗。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陽春。
朱彝尊在書中批判道：
惟是國俗無冠，國王但著烏帽，直而頂圓銳高半尺，以綃為之，男女笠用蒲 或竹或椙木。謂為唐制度，夫豈其然？至若天皇之子，娶於其族，夫死妻立，
兄死妹立，子死母立，何禮之有。明祖絕其貢使，不亦宜乎。
雖然《答大明皇帝問日本風俗詩》很可能並非日本人所做，但是無論其真假，
我們從朱彝尊的批評可以看出，清初對於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十分古老的時代，
事實上當時的日本早已沒有「（天皇）夫死妻立，兄死妹立，子死母立」的狀況。
然而，朱彝尊依照過去中國對於日本的印象，認為它不但不是採取唐制，甚至「無 禮」，這樣的日本認識，與不到百年後乾嘉學者的對日認識有著天差地遠的差別。
而這都是拜乾隆朝和刻本漢籍輸入所賜。
貳、對日本之「文」的發現
實際上，無論是古代的貴族文化，還是中世的武家文化，日本持續而穩健地 開展文明，自非中國人所想像，數千年來無禮無文。尤其到了十七世紀初，德川 家康建立江戶幕府後，伴隨著兩百年間的政治穩定，文化、經濟快速發展。此時 代的一大特徵是，儒學不再像中世時只被保存在公家和寺廟之中。一開始，出於 對建立統治結構、穩定社會的幫助，以朱子學為首的儒學受到德川幕府重視。後
西方教誘之也，乃命僧祖闡、克勤等八人送使者還國，賜良懷《大統歷》及文綺、紗羅。是年掠溫 州。五年寇海鹽、氵敢浦，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倭寇萊、登。祖 闡等既至，為其國演教， 其國人頗敬信。而王則傲慢無禮，拘之二年，以七年五月還京。倭寇膠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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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儒學已在武士、町人各個階級中廣為流傳，於江戶時代真正達到了普遍化，
甚至開始產生獨特的儒學解釋與學派。
由於中國人的不關心及兩國從元代開始便無穩定國交，日本文明及其儒學發 展，中國人自然無從得知。因此，和刻本漢籍的傳入，對清代中期中國人造成了 很大的震撼。清人意外發現，歷史記憶中只居於學習者地位的蕞爾小國，竟然擁 有這麼高度的「文」。
清代中期產生的對於日本的新認識，出現在當時許多文人的論述中。例如翁 廣平對於日本過去歷史的敘述，便與前代中國人也很大的差異。寫作日本史的原 因，他自道：
周禮職方氏所掌，自九州之外，凡蠻夷閩貉戎狄之地，不遺紀載。蓋同此覆 載之中，雖在荒服，無不被中朝之文命也。……海東諸國，日本為大。漢初 始通中國，嗣是歷朝皆獻方物，且購求典籍釋藏以歸，而文明之象漸啟矣。……
余嘗謂，諸外書國傳，不過附見於正史耳。未有專為一書者，惟宋隆禮有契 丹國志。國朝徐徵齋有中山傳信錄。……在屬國者，高麗有通鑑有史略，安 南有志略。朝鮮申叔舟有海東諸國記。而日本素有著述，所纂七經孟子考文 補遺收入欽定四庫全書，苟非漸被於聖朝文命之敷，而能若是乎。余之補此 也，蓋仿契丹國志、西夏志之例。而其世系之相承，未嘗有更姓革命之變，
是豈契丹諸國可比乎。又況人文炳蔚，著作斐然，直超高麗中山之上。則此 邦之文獻洵足備輏軒之采訪也。（＜吾妻鏡補序＞，《吾妻鏡補》，2005）
翁廣平認為當時日本「人文炳蔚，著作斐然」，已經有開啟了「文明之象」。 同時，他很早便注意到日本未經異姓革命的特別，認為這是日本勝於契丹、西夏 諸國之處。而日本的人文薈萃又勝於高麗、中山。可以看出，翁廣平不但認為日 本有「文」，還對它評價很高。
另一方面，此處我們也能看見以「華夷觀」途徑認識日本之「文」的現象。
翁氏特別提到「蠻夷雖在荒服，無不被中朝之文命」，日本「購求典籍釋藏以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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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象漸啟」，將《考文》等書作成、收入四庫，以及日本能達到當時的文明程 度，全歸功於「聖朝文命之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從序文看起來，他所認知的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不是 像高麗、安南等屬國，卻是像歷史上中國與西夏、契丹國的關係。這或許是當時 中日兩國關係的隱微變動，被身處於通商口岸附近地區的翁廣平敏感地察覺到了。
稍晚於翁廣平，龔自珍（1792－1841）寫了一封＜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託 唐船送往日本，希望求得日本佚書。雖然龔氏的信送出後就石沉大海，無有下文，
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從這封信，一窺當時儒者對日本的認識。其內容如下：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疏》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著《七經孟子 考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蔚，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
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云物之鮮新。……中朝一士，願因貿易之便，附宣 鄙陋，蛟龍有靈，不攫吾言。……東國力守舊而遏新，雖異乎大《易》「窮則 變，變則通」之義，抑所以慰巷士之思慕者，情甚幽，義甚高，力甚鉅。……
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為問官於郯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 山君井鼎35、藤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削劄扃函，齎此拳拳，夢魂有 靈，以為先驅。（《龔自珍全集》，1999）
上文顯示，乾隆朝後和刻本漢籍接連輸入改變了清儒對日本的認識。從清初 朱彝尊斥其「何禮之有」，到清中葉龔自珍稱日本為「禮樂之邦」，使改變不可說 不大。其次，龔氏以仲尼與郯子的「域外之交」，比擬自己和日本學者的關係，儘 管這可能是為了求書而刻意盛讚對方，但仍表現出他已將日本學者視為同一個
「文」的平台上可以做對等交流的對象。
乾嘉朝開始，清儒對日本的「文」的認識，對其儒學成果的評價，達到中國 從未有過的高峰。從對日關係史的整體來看，這可說是中國人「發現」日本之「文」
的開始。而使得中國人注目日本，促成這種「發現」的契機，便是和刻本漢籍的
35 此處龔自珍誤以為山井鼎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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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筆者以為，本章所談的「考據學價值」和「中華意識」正可說明此事。
「考據學價值」使清儒直接面對《考文》、《皇疏》等文本時，從日本儒者近 於考據學的研究方法、學術立場，及其保存、整理佚書的成果，認識到日本之「文」
的高度發展。但是這樣的認識，不但與過去數千年的中國人皆不同，還明顯與華 夷觀不符。按照華夷觀所產生的天朝秩序，與天朝中國關係越近的國家「文」會 越高。然而，日本既非清朝藩屬，又與中國斷絕正式關係數百年。那麼，日本怎 麼可能有「文」？它的「文」來自哪裡？
乾嘉儒者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以他們理解和刻本漢籍的另一條途徑，即「包 容性文化華夷觀」，包容並某種程度上解決了這種認識矛盾。如前所述，華夷觀在 中國國力強盛時，較具包容性。乾嘉時代清朝國勢的強盛，使中國儒者們對於自 己的軍事及文化力量非常具有信心，無須像宋代用嚴格的華夷之防來劃分自我與 他國。因此，清儒最終能夠認同日本的「文」，而不是依照血緣不同、國交之疏一 概貶之為夷。但是，要如何調整認識，才能將非藩屬國的日本納入「華」的陣營 呢？這時，中日兩國過去的交流，中華文化在過去的擴散，便是很有幫助的論述。
讓我們再來看《吾妻鏡補》另外兩篇序跋。摘錄如下：
昔太史公作朝鮮南越東越西南夷等傳，皆近接方域，漢家聲教所及，故能詳 哉其言之。後世史家摭拾要荒以外，漸多鑿空之說。然不過撮其大略，附以 國史之後而已，罕有專勒成書者。至本朝乃有琉球中山等志，此皆天子輏軒
昔太史公作朝鮮南越東越西南夷等傳，皆近接方域，漢家聲教所及，故能詳 哉其言之。後世史家摭拾要荒以外，漸多鑿空之說。然不過撮其大略，附以 國史之後而已，罕有專勒成書者。至本朝乃有琉球中山等志，此皆天子輏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