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共文化安全的戰略架構
第一節 導引社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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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中共文化安全的戰略架構
第一節 導引社會思想
壹、發展中國的民族主義
中共自 1979 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經濟上取得令世人囑目的重大成 就。同時，此一經濟改革也推動了中國大陸的思想、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的社 會結構開放性轉變。但是，到了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緊縮的政治 氣氛再加上中共當局的支持與鼓勵，使得中國大陸的社會思潮，又轉向新一波的 保守主義與愛國主義的討論。民族主義的氛圍，再度散發並籠罩住中國大陸。112
一、發展民族主義
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Ouara）從民族主義與現代化之辯證整合的觀點，
即從歷史與民族主義相互整合的角度，「解構」（de-constructing）中國的民族觀。
他主張現代民族認同的內容與形式，是一種在現代民族國家架構內，與歷史認同 相互對話後的產物。從這樣的理解來觀察中國，他認為 1911 年民國革命之前，
中國知識份子對民族主義之辯論，是民族國家現代觀點與傳統原則的歷史觀點的 辯論。從這個角度分析，杜贊奇認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二者都是民族主義者，而 二者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形式，就集中在較量各自將多少的歷史予以轉化，或是 把各自的革命理念化成為民族觀念。113
儘管杜贊奇所提出來的觀點，對吾人研究中國民族主義問題很具有啟發性，
112鄭國智。《中共對臺統戰策略之研究：公元 2000~2002 年》。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2 年。
113Praseniit Duara 著，王憲明等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頁 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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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注意到杜贊奇的理論，是一種對民族主義者主觀認知層面所作的分析他強調 的是菁英對歷史的操縱而形成的民族概念。然而，造成這種認知的客觀因素是不 能忽視的，吾人仍必須顧及時代、環境對中國催逼了什麼要求之後，再進行主觀 層面的分析。以下即針對中共建政後，依照客觀環境對中共政權所形構的重大現 實問題的角度，來分析中共的民族主義發展軌跡，並加以適當的詮釋。
（一）毛澤東時期的民族主義
事實上，一般的早期西方學者，即認為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是一種民族形式 的共產主義，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Signification of Marxism）即為其顯要特 徵。然而，中國這種自毛澤東以降的「民族主義復興」現象，並非只孤立地在中 國大陸發生。在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裡，世界政治發展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 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全球範圍內抬頭：伴隨著各地區對自己傳統文化價 值的重新肯定，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大環境中，民族主義復興成為主要國際潮流 之一。
「東方」做為一種西方的社會科學概念，常以「亞洲條件」或是「亞細亞生 產模式」來進行論述；這也是馬克思和韋伯（Max Weber）認知東方的來源。簡 言之，東方社會是被西方社會視之為落後、缺乏社會變遷、未現代化、以及沒有 中產階級文化、沒有市民社會的社會，並以這些認知做為其對「東方」在民族識 別上的特徵。從這裡開始，「東方」在概念上代表的是一種「差距」的集合或是 一連串缺失的表列，缺乏社會階級、缺乏私有財產、在生產模式中缺乏歷史變遷。
114此外，在馬克思和韋伯的觀念中，東方的國家政治，尚是專斷及具有不確定的 性質。
自古以來，東方從來沒有做為一個單一的世界存在過。可是，在現實世界上，
東方一詞確普遍存在。這中間所顯示的意義，乃在於東方是被當做西方的對立面
114董立文。《論九十年代中共的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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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出來的一一原來西方人使用東方的概念，在於表達落後、停滯之意。但是，
長期以來，非西方的各族人民，受到西方先進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優勢壓迫 之下，所產生出來的逆反心理，也會使用東方這個詞，來向西方人表違反抗強權 與保存自己文化傳統的意願。
從哲學的層次而言，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相對立的。民族主義以 縱向的標準，意即從民族性，來劃分人類；馬克思主義以橫向的標準，亦即從經 濟，來劃分人類。115因此，民族主義將革命建立在民族意識上，而馬克思主義將 革命建立在階級意識上，二者是不相容的。事實上，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也是 依循不同的工業化理論，並對現代社會提出相異的政治綱領。但從這個層面看，
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卻也都是在面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時，所提出來的對 應之道。二者最重要的共同之處，在於對新工業社會秩序合法性的無效，具有共 同的認知。這裡的合法性即為經濟上的自由放任。而二者最重要的相異處，則在 於對國家角色認知的不同，民族主義視國家為滯後發展地區人民（ the late developers）無可取代的保護者，在這一點上，也恰恰好與馬克思主義相反一一在 處理如何保證滯後發展地區如何順利工業化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拋棄了國家。
從上述對「東方」與「西方」之對立關係的歷史詮釋，以及從「馬克思主義」
與「民族主義」的哲學性內涵本質的相矛盾關係之說明，吾人應可清楚地得出以 下論點：毛澤東所提倡之中國民族主義，對於西方社會及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存 在著意識形態上的敵對意識，也存在著政治立場上的對立關係。故對於毛澤東將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思想意涵，迄今西方學界仍存在若以下三種主要的不同 詮釋方式：116
1.表示毛澤東犧牲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而以中國傳統與現實為優先。
此說以舒勒（Stuart Schram）為代表。
115禹建萍。〈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文化安全〉。《河南工業大學學報》，（4）。2007 年。
116董立文。《論九十年代中共的民族主義》。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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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毛澤東為了跟國際派作權力鬥爭，所想出來的陰謀。此說以諾斯（Roben North）為代表。即認為毛澤東之民族主義，本質上只是政治鬥爭的工具，而非 真正的以民族認同訴求為出發的民族主義。
3.是毛澤東為了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適用於特殊民族條件，所創造的理 論公式。此說以奈特（Nictick Knight）為代表。
但在事實上，這三種說法互不衝突。也就是說，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的對象，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不同的意涵。但是，就本文此處的主題而言，則須對 上述的第二種說法的意涵，再做進一步的說明。有關毛澤東提倡中國的民族主 義，是為了跟國際派作權力鬥爭的說法，筆者認為其意義應集中在毛澤東把民 族、國家與階級結合起來，形成一套中國式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學說。而毛澤 東運用這套把民族、國家與階級相結合起來的學說，雖然在中國民族主義革命的 反帝國主義與反殖民主義兩個目的上，獲得初步的成功，但毛澤東卻在「現代化」
這個目標上，則走入岐途，並遭遇嚴重失敗，尤其是走了十年「文革」的「曲折 道路」，使中國之「現代化」嚴重滯後。
1970 年代後期，鄧小平領導中共政權，總結毛澤東有「現代化」這個中國民 族主義目標上的錯誤經驗，重新以新的理論思想引導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現代 化」。
（二）鄧小平時期以後的民族主義發展
在如何使落後發展的中國走向「現代化」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做了以下兩個 戰略選擇（或稱「道路」選擇），而這兩個選擇，對後來中國大陸的社會、經濟 發展，產生不同於毛澤東時期的極大正面影響：其一是，鄧小平選擇了借用資本 主義的經濟建設手段為工具，來建設中國的現代化，並將這個借用資本主義建設 工具的歷史階段，定義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以此避開毛澤東所曾經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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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的「走修正主義路線」的黨內批判，為其正要大力推展的「改革開放」路線，
摒除理論思想上的致命攻擊。其二是，鄧小平同時選擇了繼續走毛澤東的中國民 族主義道路。
並且，對於以上二個戰略選擇的「相結合」鄧小平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來做統一和總結。至此以後，「有意識地發展中國民族主義」
之戰略路線（道路），在中共內部對於中國未來之政治、社會發展道路選擇之爭 辯上，獲得了決定性的優勢與地位保證。
伴隨著鄧小平改革開政策所帶來的現實成就與收獲，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 民、胡錦濤等，均繼續沿用鄧小平的上述戰略路線迄今。而「有意識地發展中國 民族主義」，即依照中共的政治利益詮釋，來發展中國之民族主義，乃成為當今 中共對中國大陸社會，進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導引的主要政策內涵。
二、發展愛國主義
當今中共為了動員大陸人民繼續擁護中共政權統治的合法性地位，正持續對 大陸社會大力宣揚「愛國主義」。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不同，它不是一種理論，
也不是一種意誠形態，而僅是對民族國家表現忠誠的行動、姿態，或奉獻和承諾 把 1990 年代，面對中國大陸之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革，中共的愛國 主義在思想領域上，成為解決中共統治危機的一帖靈藥。所以吾人可以說：中共 的愛國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一種面貌，是鄧小平理論體系的一個輔助說明，在 1990 年代，則是「江澤民領導核心」的一個精神支柱。
本文以下將從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關係，及愛國主義的淵源與發展情況兩
本文以下將從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關係，及愛國主義的淵源與發展情況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