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威權影下的法律攢動：多氯聯苯中毒之命名與自救行動
第三節 小結
本論文第二章探討臺灣油症紛爭形成之過程，與中毒事件爆發當下受害者的 自救行動。於第一節，作者首先爬梳 1979 年散落於臺灣中部的「皮膚怪病」如何 被命名為「多氯聯苯中毒」；進而分析中毒傷害被命名後，誰提出咎責、咎責對象 是誰、主張為何。第二節本論文進一步分析中毒事件爆發後不久，受害者的一連串 自救動員行動，包括透過地方議員向國家要求具體醫療措施與生活補助、自救訴訟 與請願等等。
臺灣油症事件之紛爭形成過程與初期自救行動，是瞭解戒嚴體制下公害紛爭
193 受訪者 B，訪談紀錄（2017 年 8 月 15 日、10 月 29 日）。
發展動態、分析受害行動者與國家如何互動、法律動員如何可能與不可能的重要例 示。本章之研究發現，不僅是後續章節進一步探究戒嚴體制下專業法律動員、民主 化脈絡下關照受害者經驗之法律動員行動時，重要的比較基礎；亦是能夠與紛爭發 展過程框架與法律動員機會結構理論對話的臺灣經驗。以下是本章的研究發現。
一、 國家「參與」並「主導」了紛爭形成過程
本章分析油症事件傷害之命名、咎責與訴求被提出之過程，發現：於紛爭形成 之動態中，國家「直接參與」、主導了紛爭形成的時程、特徵及走向，並藉此使自 己免責。於中毒症狀在各地逐漸冒出之時，部分感知到異狀的中毒者，即便主動開 啟尋找病因的行動，仍須仰賴國家衛生單位調查結果，其原因除國家衛生主管機關 具有調查技術外，更重要的是：國家在調查階段對中毒者與知情醫師施壓，抑制消 息在媒體上曝光。調查技術不足、怠惰通報中央又抑制消息走漏的國家，主導了傷 害命名的時程。傷害被命名後，政府介入並進一步扭轉咎責對象。本論文爬梳中毒 事件爆發當下咎責對象之形成，發現國家自傷害浮上檯面時起，即極盡可能避免對 國家歸咎之論調形成或擴大。掌控傳播媒體的國家，一方面在新聞報導上呈現各機 關積極調查的活動與態度，同時也持續向受害者施壓，抑制受害者對外揭露政府於 中毒事件中的處置失當。國家積極介入，導致傷害命名後兩個月內，要求國家為多 氯聯苯中毒負責的論調幾乎噤聲。
雖然事隔三個月後，對國家的咎責由中央民意代表首發先聲，此際國家以更積 極的方式參與，實際扭轉咎責風向。一方面，國家對廠商提起公訴，在罪證不甚明 確的情況下，經地方法院判決廠商負責人敗訴並從重量刑，高舉廠商是導致中毒事 件爆發的加害者；二方面，國家以內部權力機構立法院的質詢、監察院的彈劾案，
直接承接、進而中斷民間對國家的咎責聲浪，使這場原將擴大為人民挑戰國家的紛 爭，化小為國家權力機構間的監督與磨合，最終咎責結果與民間期待脫鉤。相對地，
國家對於廠商作為加害者的指認與「咎責」來得明快，透過媒體放送，將需要為事
件負責的角色聚焦於廠商。從傷害命名到咎責對象的聚焦，本論文認為，政府得以
「參與」並「主導」紛爭形成走向，與威權國家得以直接掌控媒體內容、抑制民間 言論息息相關。
雖整體而言如上所述，不能否認的是，紛爭發展過程中，受害者的積極行動是 存在的。從傷害命名的開啟、尋求媒體報導皮膚症狀、傷害浮上檯面後對國家表達 失望與咎責等皆可見，即便身處於難以發聲的脈絡下，受害者在紛爭形成過程中的 主動性與行動，並沒有消失。只是，一者受害者的聲音始終微弱、多半由少數具有 外援的機構受害者發出，二者受害者的行動若非因國家的阻撓而難以露頭，就是中 途遭國家扭轉、扼殺。因此，縱使受害者行動並未因國家有力操弄紛爭形貌就全然 消失，受害者的存在與其疲弱的發聲，始終無法改變事發當下由國家強力主導紛爭 走向的事實與結果。
二、 戒嚴體制下受害者自救行動的可能與限制
本論文觀察中毒事件爆發當下受害者的行動，發現受害者最常採取的「行動」， 並不是以自身作為發聲主體，而是透過地方上有力的民意代表在縣議會、省議會的 提案或質詢，來監督國家調查進度、要求國家給予補助。本論文認為，受害者仰賴 地方民意代表提出訴求，而議員代為發聲時亦避談國家照護責任的傾向，皆反映戒 嚴體制下人民直接發聲管道受阻、對國家明確咎責反而無法改變處境之背景。透過 民意代表以迂迴而間接的方式表達訴求、向國家要求照護與補助，是身處威權脈絡 下的受害者，在希冀改變處境目標下的有限行動可能。然而，由議員代為發聲，其 主張在呈顯出百姓「自始」無助，卻無法有力要求國家提出有效果的援助。
對於廠商的民事求償，看似是由受害者主動進行的、另一改變處境之行動，但 是人民轉向對廠商咎責、在法院「對簿公堂」，也意謂著受害者無法有效要求國家 負責的現實，以及行動確實受到國家強力扭轉事件咎責對象的影響。必須一提的是，
新興法律制度的建立，確實曾為上述受害者對國家咎責的困境開出一線生機：中毒
事件爆發隔年國賠法公布，此一法規進而成為受害者近用要求國家負責的具體主 張。但作者進一步發現，國賠法的建制，並沒有推使受害者實際向失職的政府請求 賠償。行動者依國賠法訴訟的策略，受到政府代表亦即咎責對象本身對該事件不適 用國賠法的論述影響，未向法院提出訴求。本論文認為，此過程彰顯出，法律動員 行動，尤其是對向國家的行動，不僅受到是否有相映構框資源影響，更受到行動者 衡量行動之效益與成本所影響，而促成行動者放棄行動者，則與戒嚴體制下政府對 該主張的反應習習相關。對國家的咎責一直都在，更因應新的法律構框資源更為具 體，但俯仰於威權陰影下的行動者，在陰影下始終難使訴求見光。
整體而論，雖然受害者在透過議員發聲未果、對廠商自救訴訟失利後，曾向政 府請願，揭露中毒後生活景況，並要國家負責；但是，受害者洋洋灑灑寄給國家的 請願書，與其說是經由縝密規劃、意欲達成訴求的行動，不如說是受害者在眾多行 動皆受阻失利後，旨在「發抒」中毒受害、對國家之咎責與訴求，但不抱國家回應 期許的流露。這封請願書雖然明確記載了受害者對國家的咎責與多面向訴求，卻只 是一封「願望信」而已。最終，受害者的傷害被加乘否定、咎責被直接忽視、訴求 被敷衍回應。願望只是「願望」，沒有開花，更無結果。
三、 訴訟的經濟、社會資本與知識門檻
本章對於多氯聯苯受害者向廠商提起訴訟的觀察，指向訴訟作為一種改變處 境之取徑，具有經濟與知識門檻，而難為資力不足、缺乏法庭訴訟經驗與專業知識 的受害者近用。在獨立提起民事訴訟裁判費支出高昂情況下，受害者只好選擇曠日 費時、易受刑事訴訟結果翻盤的「附帶民事賠償請求」。但訴訟上的主張是否被法 院採納、實際開啟訴訟程序，又取決於提起訴訟的受害者是否具有法律專業知識，
或具有相應法律專業外援。從受害者自救訴訟結果顯現出：少數聘請律師代理訴訟 者，順利開啟法院大門；而自行起訴的受害者，因不熟稔法院訴訟程序，被阻隔於 法院大門前，無法再進一步。
自救訴訟無果、「對天吶喊」沒有得到回應，反而是促發相對於自救行動的「專 業法律動員」的始點。當國家對於受害者的請願無動於中、當受害者自救行動方法 用罄、無計可施，到了消基會的請願書，卻牽起方式迥異於零星自救行動的一波一 樣身於威權脈絡下、但由具法律專業的行動者組織的法律動員行動。下一章節，本 論文將比較自救訴訟與被專業所援助之訴訟的特徵與結果上的異同，更全面地觀 照法院訴訟作為一改變公害受害者處境途徑的動能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