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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交易的脈絡連結下，丈夫縱容妻子通姦以獲利的情況，以及丈夫慫恿妻子賣 淫的惡行，還有丈夫典妻、賣妻與招夫養夫的情況互相牽扯著。然而，不管是典、
賣妻或招夫婚，雖然與倫理道德與貞節觀相衝突，但若由根植於婚姻制度中的買 賣行為來看，婚姻既然是女性作為生產勞動力之物件的交易與轉換過程，當丈夫 生計困窘無力自給時，讓妻妾從事與其他男子性交或其他勞動服務，以換取金錢 或其他報酬來養家活口，確實不是奇怪的事情。
小結：
通姦行為規範於清律刑律犯姦門，凡「正式夫妻之外的男女關係」都稱為犯 姦。由於本文專注在民事細則的尋常通姦情況，故不涉及殺傷拐逃的重大刑案，
以求對照日治後民事部分的情況。
清治時期台灣的法律規範上，對妻子犯姦除杖 90 外，丈夫得以休妻或將其 轉賣。但在台灣社會，一方面因禮教規範導致社會對休妻離婚的忌諱，一方面又 因婚姻買賣性的影響下，導致縱使妻子有犯姦的事由時，丈夫也不會採取寫立休 書的方式，而改以與妻生家協商要求返還部分聘金的贖回方式，讓妻回歸生家任 其改嫁。此外，在傳統夫權的絕對優勢下，縱使律例規定不可無故典雇妻妾，但 實際上，縱使妻子並無犯姦或任何失婦道的行為，丈夫仍以任意羅織理由，將妻 子典雇或改嫁。
如此一來，妻子是否真的犯姦並非癥結要點，僅淪於丈夫將妻子作為物品典 賣、轉嫁的藉口，或者是藉此爭取買賣妻的實質利益。所以《淡新檔案》婚姻類 編號 21301「據竹男蛤仔市民傅阿運告黃阿五等勒寫休書截擄酷禁請居放由」一 案來看，丈夫傅阿運控告妻子歸寧後遭本生家居留不還，係因妻生家要求贖身但 丈夫拒絕，竟將丈夫之弟擄走拘禁以此勒逼寫立休書。但隨後妻子生父黃阿五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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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呈表示：「其女(黃阿春)自幼配與傅阿運為妻，但傅阿運近來屢次要由其贖回，
甚至捏造春娘與其弟阿妹通姦，要求贖身銀 60 圓並送回本家，黃阿五亦都將女 送回，傅阿運遂捏造黃春娘被本家居留，親弟被妻本家擄禁勒寫休書…」114
因此，清治時期台灣社會的通姦行為不能拘泥在法條的規範上，須放在「有 夫之婦在合意下與丈夫以外男子發生性關係」來討論，如果丈夫在其中獲得了好 處，除了「縱容通姦」外，實與慫恿妻子賣淫或者是將妻子出典的情況十分類同；
又或者，丈夫在得知妻子姦情後，不以休妻的方式，而以寫立改嫁贖身字把妻子 轉嫁給姦夫時，則與賣買妻妾無異。
在這 則案件中，不論妻子是被生家誘禁也好，是丈夫強逼妻生家贖回也罷，不見當事 女子的任何聲音，僅被視為交易的客體，而「通姦」成為丈夫逼迫妻生家贖身的 藉口，所謂貞節觀也非眾人關注的要點，而是如何獲取實質的經濟利益。
但若因為丈夫貧困無力扶養，在妻子同意下將妻子典雇時，官府往往考量實 際狀況後，將妻子判歸後夫，這是因為清代官員對於紛爭裁決，與其說是依據所 定之法來判定可否，不如說是在對弱者的關照與對惡者之懲罰的兩極之間，探詢 避免紛爭的最適當點，雖然在給人民的告示等，即使預告將照律嚴罰，但實際上，
府、縣層級在處理每一件紛爭案件時，通常都會考量當事人的感情與經濟情況，
而不拘泥必依律法來解決，所以因貧賣妻的情況，最後都允許被賣之妻與後夫完 聚。而清代官員在裁判時結合「國法」與「人情」的要素，呈現出聽訟者在「權 衡」的高度技巧。115
114粗黑體字為筆者添加，見《淡新檔案》，婚姻類，編號 21301「據竹男蛤仔市民傅阿運告黃阿 五等勒寫休書截擄酷禁請居放由」。
也就是說，縱使官府知道妻子確有通姦事由，但若是丈夫因 貧或其他不得以的狀況下，多會考量實況，或讓妻子與姦夫成婚或允許轉賣，總 之，依法審斷非必然，參情酌禮在清代才是最公允的審斷。
115 岸本美緒，〈妻可賣否？—明清時期的賣妻、典妻習俗〉，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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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清代這樣的法規範下，台灣人民在進入日治時期後，將面臨何種衝擊與 調適過程呢？在進入日治台灣以前，須要對殖民者—日本政府自身對現代西方法 的繼受過程稍加了解，始能對日治台灣「國家」法規與「社會」規範的互動歷程 更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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