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曖昧規範下的通姦告訴特例
第三節 日治時期法院對人身買賣導正與聘金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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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舊慣立法草案中，雖延續著中國自古對通姦罪導致婚姻消解的規定，但殖 民法院一直以來反對人身買賣的立場，卻因施行通姦告訴特例下，形同默許丈夫 行使通姦告訴來獲得法律外的實質金錢補償，變得模糊不明，何以會產生這種曖 昧的態度呢？下一節即以殖民法院對婚姻買賣的相關判決為主，探討通姦告訴特 例設置的意涵。
第三節
日治時期法院對人身買賣導正與聘金之看法
通姦行為在清治台灣社會往往與典賣妻的行為牽扯不清，而這又與台灣婚姻 的「買賣」行為有著根本的關連，既然舊慣內涵之形成，須經過國家公權力加以 認定與接受的過程，始能成為國家法規範，故分析與買賣婚相關的法院判例要旨，
將有助於了解國家法對舊慣的立場與態度，而決定台灣婚姻買賣性的要素就是
「聘金」。
《臺灣私法》對聘金的說明，認為聘金乃是古代六禮中「納幣」之代稱，且 與律例中所謂之「聘財」相當，其數額多寡係由雙方家長協商協約定之，尤於聘 財多以金錢數額直接呈現，且聘財授受為婚姻必要條件下，不免將聘財視為女子 的「身價金」，但因為台灣女方家會再給予出嫁女兒「嫁奩」攜入男方家，使得 日本學者在《台灣私法》中，將台灣的聘金定義為有如日本內地「結納」，也就 是婚姻締結過程中男女雙方禮物授受的行為，對於台灣婚姻的買賣性質則語多保 留，認為這僅是下流社會之陋習，370
370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台灣私法第二部(下)》，頁 297-298；手島兵次郎，《台灣慣習大要》(台 法月報，1913)，頁 76。
顯示出日人在不同社會文化脈絡下，對於台 灣婚姻買賣性之誤解。至於聘金的數額與授受，因社會階層與地方習俗各異，上 層社會通常在婚約訂立之際給付，中下層社會則以聘金之一部給付視為婚姻成立，
餘額則於婚前數日給付；數額一般而言忌諱奇數數額，以偶數為吉利，如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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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元、120 元或 160 元不等，除受家境影響外，在中下階級也受到女子再婚與否 以及美醜影響。371
既然婚約訂立以聘財授受為主，婚約的解除勢必與聘財的退還或補償有關。
舉例來說，如果女方家在定婚後將該女另許他人，假定後定婚者並不知情下，而 前定婚者因此不願與該女子成婚，這時因責任在女方，故女方家需加倍退還所收 聘財，反之，若是男方家違約另娶其他女子，因責任係屬男方，女方家就無須返 回聘財。372
大清律例在「典雇妻女」條裡復就聘金或聘財作有關規定：「凡將妻妾受財，
立約出典驗日與人為妻妾者，丈夫杖 80，典雇女者，父杖 60，歸女不坐；若將 妻妾妄作姊妹嫁人者杖 100，妻妾杖 80；知而典娶者各與同罪，並離異，女給親，
妻妾歸宗，財禮入官；不知者不坐，歸還財禮，仍離異。」明定禁止典賣妻妾及 典賣女兒之行為，對典賣妻女之男性加以處罰，典娶人若知情、惡意者，聘財將 被沒收，且坐同罪，甚至亦將「妄作姊妹嫁人」之類巧立名目規避典賣之行為納 入規範，連被賣之女性亦須一併接受處罰，唯清治官府制定法是否能被完全落實，
尚有疑慮，但仍反映社會上往往將女性物化與客體化。373
也就是說，在台灣人習慣裡，金錢是婚姻能否締結的一項關鍵因素，所以在 婚姻締結過程中，男方須支付一筆聘金給女方，在這種情況下，婚姻多少變質為
「買賣」、聘金則具有彰顯女子「身價」的意涵。
374
371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台灣私法第二部(下》》，頁 298
殖民法院對此採有限度承認 的立場，其認為「於台灣人之間，向來為婚姻或妾契約時有聘金之授受，此雖非 鼓勵的習慣，但係習慣上作為婚姻或妾契約成立之儀禮，但若以之為人身買賣的
372 沈靜萍，《百餘年來台灣聘金制度之法律分析，兼談台灣女性法律地位之變遷》，頁 19-20。
373 岸本美緒，〈妻可賣否？─明清時期的賣妻、典妻習俗〉，頁 20-28。
374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台灣私法第二卷(下)》，頁 297-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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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與丈夫出妻的規定，383
雖說殖民法院對婚姻人身買賣的態度採取明確否定的態度，但自清治時期以 來就存在台灣社會中的買賣妻行為，如果以日本刑法的通姦罪來解釋又會如何呢？
讓我們由以下的新聞案例來看：
從根本上否定了任何人身買賣的行為。
1923 年(大正 12)基隆郡瑞芳礦工廖烏肉(30)，有結縭數年的妻子鄭氏雀(23)，
本來兩人相處得還不錯，但年初岳父鄭得卻突然表示要為女兒贖身，原本廖男不 肯，但因岳父不斷要求下，廖男不堪其擾只好答應。雙方議定以贖身金 186 圓讓 妻子歸家，但岳父卻只先付 48 圓，便不再付了。直到最近岳父突然把女兒偷偷 帶回家，還讓她與瑞芳庄猴洞二坑連忠(29)同住，廖男便將前述三人連同岳母郭 氏葱向法院提起通姦竝(並)通姦幫助告訴。384
這則報導，顯示出日治時期社會上仍將婦女作為物品，故有贖回、轉賣的字 眼，且與現存淡新檔案婚姻類，妻遭生家拘留勒寫本夫寫立休書的案件非常類似，
舉有幾分以訟逼和的意味，因為丈夫廖男既然答意岳父以贖身金 186 圓的代價將 妻子贖回，可說具有同意離婚的意志，但卻因為贖身金未全數完納，妻子卻以與 人同居才憤而提告通姦，即便通姦告訴成立，法官卻有可能因贖身金授受違反公 序良俗允許妻方訴請離婚；或者是在告訴提起後訴訟進行中，雙方對贖身金進行 調解確立，丈夫便撤銷告訴，聽任妻子歸宗改嫁；第三者情況是，雙方協調不成，
判決確定，但因相姦男子連忠誤信鄭氏雀單身，故未具備通姦犯罪意圖下，僅鄭 氏雀遭判刑入獄，這種情況就會有點類似林秀實所舉的例子：丈夫(K)知道妻子 (M)與人通姦後，向姦夫(A)強取高額謝罪金，但A不肯，K就提起通姦告訴，但 因為A不知道M有丈夫遭到釋放，而M則被拘引。K男這時用盡方法、委託代書 卻無法變更告訴，最終淚送妻子入監服刑，妻子出獄後宛如接退伍一般喜迎妻子 回家，夫妻相處如故。385
383 陳昭如，〈離婚的權利史─台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頁 90-94。
384 台灣日日新報，1923 年 5 月 9 日，通姦告訴。
385 林秀實，〈姦通告訴 の特例廢止を望む〉，頁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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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觀察殖民法院對於聘金性質之認定，早期將聘金視為「為確保婚姻 而授受作為舊慣典禮之物品及聘金，於離婚時僅限有特別約定者始須返還」，386但 1917(大正 6)則將聘金視為日本內地之「結納」，「係為表明婚姻之成立而授受的 禮物」387將聘金禮物化，未提及金錢形式。此作法一方面適度削弱了聘金作為買 賣金的性質與可能性，一方面由於日本內地傳統習俗並無聘金制度，故將聘金轉 化為類似內地的結納習俗，案結納原係日本結婚時傳統儀式之一，傳統習慣法中 為婚姻關係成立要件之一，但於日本民法典頒布施行後，在國家實定法上，已排 除慣習上結納對婚姻成立的影響效力，轉而解釋為祝福之意所為之贈與行為，係 法律所不禁，388
在清治時期台灣民間習慣中，夫妻離婚時或由夫將其妻轉嫁他人，並收取聘 金，或由女方家給付男方家一筆款項，將該女贖回，贖回價額則取決於結婚當時 所收取之聘金多寡及結婚期間等因素；但無論何種方式，男方家均獲得經濟上之 彌補，婚姻所具之買賣性格昭然若揭。
故殖民法院將聘金類比為結納的行為，代表其基於在本身認知脈 絡與導正人身買賣風俗動機下，試圖將聘金去金錢化。
389
除了正式婚嫁外，聘金其實在收養契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台 灣舊慣中「養女」與「養媳」在身分認定上的流動性而致。法院對收養關係中的 聘金授受行為並未嚴格限制，似在承認「養女」和「養媳」身分轉換之可能，惟 但從 1917 年(大正 6)控民 90 號判決中 卻明白表示，縱使離婚之因規責女方，聘金亦無須返還，法院在此試圖削弱聘金 作為身價金的可能性。
386 明治 41 年控 654 號，42 年 3 月 1 日判決要旨「為確保婚姻而授受作為舊慣上典禮之物品及 聘金，於婚禮時僅限有特別約定者始須返還。」
387 大正 6 年控 90 號，同年 4 月 14 日判決要旨：「習慣上男尊女卑之觀念甚強，夫得任意棄離毫 無過咎之妻妾，斯時夫可先語妻妾之本生家洽商，視聘金額而受領相當金錢。此乃下層社會是婚 姻為買賣，聘金為身價金之故。婚姻之聘金，猶如內地之「結納」，係為禮物而授受，表示婚姻 之成立。故一但婚姻合法成立，嗣後縱使妾有離婚原因，其所授受之聘金，亦不得請求返還」
388 牧野菊之助，《親族法要論前編》(嚴嵩堂書局，1918 年 11 月再版)，頁 137-138。
389 陳昭如，〈離婚的權利史—台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頁 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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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金」所代表的買賣色彩與女性身價之性質，卻不因究屬婚姻關係抑或收養關 係而有所不同，只要係顯屬人身買賣之場合，即均為法院所欲去除者。390
姉齒松平解釋聘金乃台灣人間結婚之際，由夫家或男方贈與妻妾家或女方尊 長之金錢，也就是與內地(日本)的結納習俗類似得金錢贈與，但在台灣，無論上 層或中下層社會都遵守著聘金的授受行為，金額多則數萬，少也有數百不等，事 實上與日本內地的結納大異其趣，上流社會多用與聘金價額相當的禮品來取代聘 金，但中下流社會卻明白以「身價金」指稱聘金，現實上存在著人身買賣的行為，
甚至在收養契中亦可見到「賣斷」字樣，對於人身買賣之弊風深感遺憾外，實為 社會風教重要問題。391
總之，雖然台灣人民事身分規範依舊慣，但殖民法仍然透過判決將舊慣不符 法理與善良風俗之處，藉引進現代西方法的思想，在某程度改造了台灣在身分上
總之，雖然台灣人民事身分規範依舊慣，但殖民法仍然透過判決將舊慣不符 法理與善良風俗之處，藉引進現代西方法的思想，在某程度改造了台灣在身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