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日本對現代西方法的繼受與通姦行為的相關規定
第二節 歷經波折的民法典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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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政 治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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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延續到日後對台方針上。而在「漸進式改革」方面，明治政府藉由不斷從事新 法典的研究與編纂，從刑法典、憲法、民法典擴展至訴訟程序，以及在現代西方 法律施行前，逐步奠定基礎工程、整備司法機構，培養一批批熟悉現代西方法的 司法人員以及法學人才等，直到 30 年後，才成功地將國家實定法從傳統中國法 體系轉進現代西方法體系。118
日本這種繼受特色明顯表現在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明治憲法」上，明治憲 法雖仿照西方列強採取君主立憲制度，但這部憲法並非在「保障民權」，而是在
「鞏固國權」，因此對於人民權利的保障上，採取了對國家影響最小之保障方式，
以「家族國家論」建構其統治之正當性，將「國」擬制為「家」，天皇作為國家 元首之乃國民之大家長，因此日本臣民必須如人子伺奉家父長一般，恪守本分、
對天皇服從效忠，119因此，天皇乃國家主權者。這不僅否定了現代西方立憲主義 中「天賦人權」理論，屏除現代西方法以個人主義作為出發點的立場，將一般人 民的基本權利義務定位為天皇的「恩賜」，僅限於明治憲法第二章「臣民權利義 務」列舉規定所承認之權利類型。120
第二節 歷經波折的民法典修訂
而在就這樣以天皇制、家族國家論為根基的 明治憲法下，日本政府漸次完善各類法典的現代化工程。
日 本 政 府 自 唐 化 運 動 後 ， 儒 家 文 化 深 入 社 會 ， 日 本 法 學 者 穗 積 陳 重 (1855-1926)就說:
「
日本法律屬於中華法系者，長達一千六百年。雖自大化改革 以後，經歷極巨大的變化，而日本法制的基礎，仍屬於中國道德哲學與崇拜祖先 習慣的封建制度。」121
118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46-52。
受到如此重視倫常禮教的中華法系影響，日本明治政府該 如何繼受現代西方法與調整西方立法價值與社會倫理道德的落差，成為繼受西方 法時的重大課題。
119 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頁 56。
120 沈靜萍，〈百餘年來台灣聘金制度之法律分析—兼談台灣女性法律地位之分析〉，頁 36。
121 穗積陳重，《The New Japanese Civil Cade, as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Tokyo:Maruzen,1912),chap.IV,p.36。轉引自黃源盛著，《法律繼受與近代中國法》
(台北:黃若橋出版、元照總經銷，2007)，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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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判例研究》(東京：文真堂，1985)，頁 308-310。轉引自陳昭如，〈離婚的權利史─台灣女 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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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法系的過程，見穗積陳重，《The New Japanese Civil Cade, as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Tokyo:Maruzen,1912),chap.IV,p.36。轉引自黃源盛著，《法律繼受與近代中國法》， 頁 376。136 參見新井勉，〈舊刑法 の編纂(一)(二)〉，《法學論叢》98：1、4，轉引自黃源盛著，《法律繼受 與近代中國法》，頁 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