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商義務的應有內涵

在檢討新修正團體協約法內關於協商主體及事項的規範後，以下將進入本文 另一個重點，也就是協商義務的內涵。首先很清楚的是，立法者在新法中採納「強 制協商」的作法。針對如此的政策選擇，大部分的論者多認為為了保障勞動者團 結權、團體協商權，或是為了促進工會協商的力量，對於協商義務以及整體不當 勞動行為救濟制度的引進，多抱持著正面積極的態度⁶⁹⁶。相對於此亦有學者指 出，勞工及雇主應自行思考如何組織其團體、如何與對方協商，以及如何進行爭 議行為。其所憑藉的應是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轉而要求國家以不當勞動行為的規 範，對於他方予以制裁⁶⁹⁷。同樣地也有學者認為，基於契約自由的原則，以及團 體協約具有債法上效力之層面觀之，是否締約應為勞資任一方之自由，為締約而 進行之協商，似無強制之正當理由⁶⁹⁸。

不論學者對於新法的評價為何，針對強制協商此一前提，由於立法者的政策 決定已相當明確，此外亦非本文所欲檢討的課題，故須留待往後學界的討論。而

696 如吳水郎，〈他山之石—論不當勞動行為〉，《勞工研究季刊》，第 94 期，1989 年 1 月，頁 36 以下；丘周剛，〈美國團體協商制度之探討〉，《勞工行政》，第 38 期，1991 年 6 月，頁 50 以 下；吳育仁，〈團體協商程序規範之研究:以美國為例〉，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3 年；劉陽明、謝政達，〈簽定團體協約之義務—團體協約法草案之新方向〉，《月旦法學雜 誌》，第 15 期，1996 年 8 月，頁 81 以下；黃耀滄，〈新修正之團體協約法內容初探〉，《台灣 勞工雙月刊》，第 12 期，2008 年 3 月，頁 42 以下。

697 參照楊通軒，頁 163-164、167。

698 參照郭玲惠，〈團體協約與團體協商〉，收於台灣法學會編，《台灣法學新課題(四)》，元照，

2006 年 8 月，頁 97。不過郭玲惠教授亦指出，藉由社會性自治原則，或許可使處於弱勢之當 事人促使相對人進行協商。惟即便如此，仍不得強制另一方簽訂協約。

在此一前提下，隨之而來將會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在於，到底什麼情況下 才是拒絕協商的正當理由。就此，本文已於先前相關部分進行說明。

而另一個問題在於新法內誠信原則的概念。也就是當事人於協商過程當中，

究竟要盡到什麼樣的行為。就此，本文將從兩個角度切入：第一，協商義務對於 整個協商過程，究竟可能有如何的介入；第二，當認定協商義務遭到違反時，其 本身所應採取的方法。除了上述的基本內涵外，針對雇主單方變更勞動條件或是 個別協商的行為，由於帶有迴避協商的性質，其與協商義務的關聯何在，也是值 得討論的課題。最後，我國新法將協商義務及於勞資雙方，針對此種不同於日本 法的規範，當然亦有評價的必要。

第二項 對於協商過程的介入程度

第一款 協商義務與民法上的誠信原則

在新法中雖然提及應以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協商，但是針對其內涵，僅於修法 說明中表示誠信原則是最高指導原則之一。如此一來到底什麼樣的行為才符合誠 信原則呢，恐怕仍非十分清楚。

關於民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依同法第 148 條第 2 項之規定，「行使權利、

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針對該原則的機能，除了調整法律效果(參 照民法第 227 條之 2)，或是作為權利行使的內在界限外，尚具有補充的功能。也 就是一方面創設與給付具有關聯的從義務，再者包括使他方當事人權益不受侵害 的保護義務⁶⁹⁹。此外，亦有學者明白指出，所謂本於誠信原則進行協商一事，似 應回歸民法第 148 條與第 245 條之 1 的規定進行判斷。若更進一步的具體化，其 認為基於勞資間資訊之不平等，對於勞方團體相當困難得知的重要資訊，應課以 掌握資訊之一方，具有依善良管理人注意說明及提供資訊的義務。除此之外，尚

699 參照王澤鑑，《民法總則》，作者自刊，2000 年 9 月，頁 596。

可能具有一定的保密義務⁷⁰⁰。惟對於違反的行為人，原則上應以請求損害賠償的 方式為之⁷⁰¹。

本文認為，民法上的誠信原則係以契約自由為前提，這其中當然包括自由決 定是否與他人締結契約。但在勞動法中所說的誠信(或誠實)，是在強制協商的前 提下，要求當事人須有達成合意的意願。這樣一來，姑且不論二者在理論構成上 是否可以互相聯繫，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兩者具體所指涉的事物是有差異的。

這樣一來要如何解釋新法呢？

本文認為既然團體協約亦是契約，當然亦可能有民法上相關規範的適用，從 這個角度看來，前揭學者的意見並無疑義。不過立法者在新法中增添誠信原則的 概念，其目的是否「僅」止於此呢？本文對此表示懷疑。首先，如果僅是指涉民 法上的誠信原則，這樣一來似乎是重覆規範，沒有特別明定的必要。其次，修法 說明中已明確表示參酌外國立法例，而不論是美國或是日本法中，誠信的態度皆 是指涉努力達成合意一事⁷⁰²。最後，在新法條文當中，將提供對案及必要資料納 入協商義務的內涵，而這些行為在外國法的運用當中，皆是雇主誠信進行協商的 證據。這樣一來本文合理相信，立法者之所以在新法內納入誠實信用原則的字 眼，目的並非僅在於重申民法原則，而是在強制協商的前提下，欲利用誠信此一 概念進一步規範當事人的行為。

700 參照郭玲惠，〈團體協約與團體協商〉，收於台灣法學會編，《台灣法學新課題(四)》，元照，

2006 年 8 月，頁 104-106。

701 同前註。另外其對於新修正團體協約法以行政罰的手段介入協商一事，似乎仍抱持疑問的態 度。參照同前註，頁 105 註 37 處之說明。

702 事實上我國學者在評析新法(或先前的修正草案)內的「誠信」時，大多也是依循美日二國的 解釋。如劉陽明、謝政達，〈簽定團體協約之義務—團體協約法草案之新方向〉，《月旦法學雜 誌》，第 15 期，1996 年 8 月，頁 84；謝棋楠，〈美國法中誠信協商義務具體內涵與構成雇主 不誠信之事實認定標準〉，《育達學院學報》，第 11 期，2006 年 11 月，頁 154；吳怡玫，〈團 體協商不當勞動行為法制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81 以下。

第二款 實體內容審查的避免

在日本法下的誠實協商，除了有達成合意的意願外，尚須努力摸索合意形成 的可能性。而在我國法下，使用的字眼雖然換成誠信原則，但遭遇的問題仍未改 變。也就是說，當事人須努力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滿足協商義務的要求呢？若用 不同的角度來描述這個問題，也就是國家對於協商過程可以介入到什麼程度。

針對國家對於協商過程的介入方式，在想像上可能有以下幾種⁷⁰³。光譜中的 一端即是自由協商，也就是我國修法前所採取的方式。而另一個極端是強制仲 裁，也就是命令當事人締結特定內容的協約。不論在日本還是美國，現狀下強制 締約皆是不允許的作法，那我國新法又是如何呢？首先，就文義上很難從協商義 務聯想至強制締約。其次依照修法說明，其仍維持勞資間的「自治自律」，若允 許強制締約，則他律的色彩不免過強，並有牴觸立法目的的疑慮。或許也因為如 此，在現今我國學界的討論中，甚少提及此一作法。

在自由協商後可能採取的介入方式，即是國家強制當事人須回應協商，但對 於協商的方式及內容不加以介入。此種方式在想像上雖然可能，但於實際的情況 下，由於雇主可能表面上進行協商，但實際上卻不把工會當作協商的對手方。因 此即便政策目的僅在於強制協商，但對於實質上相當於拒絕協商的種種鄰接行 為，勢必也有規範的必要。如此一來，將很容易進入下一個階段，也就是除了強 制協商以外，進一步規範當事人於協商過程中所應採取的行為。

此時關於要求的程度，可能如同先前所介紹的日本法一般，著重於「程序」

704上的要求。例如要求當事人不拖延協商、指派具有權限的協商代表，或是透過

703 如此的分類係參考道幸，頁 91。另外在美國文獻中也有類似的分類，但內容有異。See Comment, The Radical Potential of the Wagner Act: The Duty to Bargain Collectively, 129 U. PA. L. REV. 1392, 1400-1401 (1980).

704 使用程序這個字眼或許未必精確，基本上本文認為相對於「實體內容」的部分皆可稱作程序 上的要求。

說理及提供資料等等進行實質的討論。不過除此之外，也可能認為裁決委員會可 進行實體內容的審查。具體來說即是以客觀的標準，判斷當事人於協商過程中所 為的提案或是對案，是否具備一定的合理性。當不具備合理性時，可評價為協商 義務的違反。此一想法雖然有其積極意義，但相對地針對其妥當性，恐怕仍有一 些不得不面對的疑問，以下即嘗試說明之。

首先，立法者明定協商義務的目的何在？又希望介入協商過程至什麼程度？

除了修法說明中的「自治自律」以外，在有限的立法資料中似乎不見其它的討論。

很顯然地，若堅持雙方完全的自主，雇主可能完全不存在與弱小工會對話的動 機，這樣一來協商義務本身就是對於自治自律的修正。也因為如此，在立法者未 明確宣示其立場前，的確尚有解釋的空間。

另一個問題在於強制締約及內容審查的整合性。如前所述在日本法中，協商 義務並不強制讓步，也就是說雇主原則上可以堅持自身的立場，在美國法上更將 此點明定於 NLRA 第 8 條(d)中。基於此一原則的具體化，在命令中強制締約的

另一個問題在於強制締約及內容審查的整合性。如前所述在日本法中，協商 義務並不強制讓步，也就是說雇主原則上可以堅持自身的立場，在美國法上更將 此點明定於 NLRA 第 8 條(d)中。基於此一原則的具體化，在命令中強制締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