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的評估
第三節 展望未來的戰略互惠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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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糾結，雙方國民感情的惡化，對立的民族主義逐漸增強，將會使得政治決策者 因為考量到民意的反彈，而不敢做出更進一步的條約協商與框架的建構。
第三節 展望未來的戰略互惠關係
依照權力轉移理論，當新崛起霸權與既有霸權在權力發生交叉的時候，兩個 國家便有發生戰爭衝突的可能，中國在 2010 年 GDP 正式超越日本，在經濟權力 上，雙方此消彼長的態勢已然發生，結構現實主義 John J. Mearsheimer 認為中國 新霸權將與美日同盟的舊有霸權發生衝突的可能，206然而新自由主義者、曾擔任 民主黨助理國務卿的 Joseph S. Nye 卻認為，雖然中國與日本等國在內的領土爭 議逐漸升溫，但是中國新霸權的崛起並不代表中國一定會與和美日發生軍事上的 衝突。207
2006 年開啟的日中戰略互惠關係便是基於擴大兩國的經貿往來，藉由日中 高層對話建立雙方共識與規範的重要機制，日本在擴大與中國的經貿接觸政策同 時，也開始將領域擴展到兩國防衛安全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CBMs)，其思維與 Joseph S. Nye 的新自由主義較接近，日本在建立與 中國的戰略互惠關係的目的，在於期望中國能成為戰略合作者而非戰略挑戰者，
208甚至套用佐立克的話，成為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reponsible stakeholder)。
日本自 1968 年以來，連續 42 年都居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2010 年 GDP 正式被中國超越。對日本來說，中國超越日本不只是經濟實力上的意義，
更有心理層面上對於中國自尊上的受損以及忌妒，209輿論對中國逐漸走向嚴厲，
相互看法低落。日本在東亞地區一直以來的經濟領導地位已面臨中國的挑戰，在 東亞區域經濟組織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上，日本已不再能像過去那般藉由
頁 260-261。
206John J. Mearsheimer, ―Imperial by Design‖The Naional Interest, No.111(Jan/Fed 2011), pp.16-34.
207Joseph S. Nye JR., ―China’s rise donesn’t mean war, ‖ Foreign Policy, Vol.89(Jan/Feb 2011), p.66.
208趙全勝，大國政治-美國、日本、中國與大國關係管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年)，頁 92。
209関岡英之，中国を拒否できない日本(東京：筑摩書房，2011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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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與資金投入主導區域與國際組織的議題走向，而必須與中國共同合作。
另外一方面，因為美日等西方國家深陷金融風暴，中國開始展現自信，國內 的民族主義更加高漲，釣魚台衝突事件加深了日本對中外交的不信任感，美日同 盟重新獲得強化。解放軍主導了 2009 年開始中國的強硬外交，然而與周邊國家 的衝突，卻可能使中國在亞洲陷入孤立的局面，也就在 2010 年底中國外交又重 新回到協調外交的路線上。
民主黨時代日中戰略互惠關係由升溫到急速降溫，主要的原因便在於民主黨 忽視了官僚日常性事務性協商的機制，當政治人物主導成為決策機制，政治人物 的更迭也為日中關係埋下了不定數。
2011 年 2 月雙方事務次官層級的戰略對話又重新啟動，作為戰略互惠關係 架構下溝通外交政策的重要平台，唯有制度化事務性協商機制，兩國才不會因為 政治關係低盪而停止政策對話。
藉由制度化的事務性對話機制，除了雙方政經議題之外，日中在地區性議 題，如東亞區域整合的主導權、湄公河中日共同開發等，在全球性議題，如氣候 變遷、打擊海盜等議題，也存在著戰略合作的空間。
胡錦濤為首的中國領導人視 2020 年前為戰略發展機遇期，應該加緊經濟發 展，增加自身國力，因此遵守美日等大國建立的國際規範，同時強化與日本的戰 略互惠關係，尋求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角色，然而其國內的民族主義卻不容許 政府做出對日本示弱的政策出來，2102008 年的金融危機相對於美國的衰弱，中 國式經濟發展仍持續穩定成長，使得中國決策者更加有自信，更使得強硬派的立 場逐漸抬頭。211日中兩國在發展戰略互惠關係的同時，不可能忽視國內輿論的走 向，唯有民意支持，雙方政治高層才可能在爭議性議題形成共識政策。
而日本在與中國擴大交往時，除了希望把中國帶入美國所主導的國際體系規 範中，更希望藉由強化中日關係來使其在日中美關係取得戰略優勢位置，鳩山與
210Ming Wa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Interaction, Logic, Transformation(Washington: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6), p.336.
211宮本雄二，「世界の潮流の中で日中関係を考える」，東亞，2011 年 4 月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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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澤的外交便是以此思維為出發點，對於日本而言，發展與中國的戰略互惠關係 可以使其在中-美-日三邊關係中獲得更多外交彈性空間。212然而日中關係在展開 戰略互惠關係新階段的同時，並不代表日本對中外交政策能展開完全的獨立自 主，日中戰略互惠關係將以中美戰略合作的框架做為前提，日美同盟的結構權力 框架，限制了日本所能做出對中外交政策的變革，鳩山時代嘗試修正日本與中美 之間的三邊關係，跳脫出美國強化與中國戰略互惠關係的失敗就是最好的例證。
現階段雖然美中、日中間各自有戰略對話的平台，然而美日中卻缺乏共同的 三邊對話機制，也因此在安全防衛、區域經濟整合等議題上，日本往往陷在美、
中之間的兩難，安全防衛上依賴美國的框架，區域經濟整合則被迫追隨中國所主 導 ASEAN+3 的框架，便有日本學者提出建立日美中三邊聯絡機制的建議，然而 目前並沒有具體的機制形成。
今後的日中戰略互惠關係能否穩定發展，日美同盟和兩國民意相互看法的走 向將是關鍵，而唯有制度化的形成政策溝通機制，作為日中了解彼此戰略目的與 形塑共識的平台，兩國戰略互惠關係才有可能持久。
212伊藤剛，同盟の認識と現実：デタント期の日米中トライアングル(東京：有信堂高文社。 2005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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