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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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8趙全勝教授從日本對中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了解到各個行為者在日中關 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大國權力關係如何影響日本對中外交。9然而國內學界對於 對中外交政策的行為者和決策研究論述相對較少，多從結構現實主義的角度作為 出發，本文嘗試由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為出發點，外交政策分析 被認為是連接國家內部單元與國際體系的橋梁，研究對象不是把國家當作行為 體，而是作為個人或組織的決策者(human decision makers acting as state)，10一國 的政治文化抑或是官僚、團體組織文化都會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這是結構現實 主義所不關注的地方，本文嘗試以此研究途徑為出發點，從行為者與決策模式分 析作為補遺之處，並以日中戰略互惠關係作為案例分析。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想要分析以下三點研究問題。
1、 分析日中戰略互惠關係提出的國內與國際政治背景，2001 年內閣府的體制 改變對於對中外交決策模式的影響為何？
2、 分析日中戰略互惠關係中所牽涉的議題層面以及各行為者在決策模式中所 扮演的角色。
3、 分析未來兩國持續發展戰略互惠關係的可能。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國內外論述日本外交政策多從國際關係理論三大主流學派作為分析途 徑，本節將整理已出版的專書或論文的觀點作初步分類，了解既有的研究中，如 何來解釋中日關係與日本對中政策決策的演變。
國際關係主流學派的觀點較不重視外交決策者與國內政治的角色，因此本文
8楊鈞池，從派閥均衡到官邸主導-1990 年代日本政治體制改革之分析(台北：翰蘆總經銷，2006 年)。
9趙全勝，大國政治—美國、日本、中國與大國關係管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年)。趙全 勝，日本政治背後的政治—兼論日本對華政策制定與中日關係(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年)。
10王鳴鳴，外交政策分析：理論與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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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分為日本對中外交政策與外交決策兩個部分進行文獻回顧。
一、國際關係學派典範下的日本對中外交政策 (一)現實主義學派
現實主義從相對利得(relative gains)為出發點，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架構中國 家基於自助(self-help)會全力取得保護自己的有利位置。
何思慎借用結構現實主義 Kennth Waltz 的分析架構，從國際、國內和決策者 的層次分析途徑來解釋日本對中外交政策的演變，11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大國的權 力結構決定了國家的外交政策，因此決策者的角色並不是其討論的重點，國內以 現實主義學派研究日本對中政策的論文不在少數。12
Samuel Huntington 認為傳統上日本會跟當時的權力大國扈從(bandwagon)而 不是抗衡(balancing)，如同一戰以後的英日同盟，二戰以後的美日同盟，因此當 美國在亞洲的角色式微，中共躍居強權的時候，日本自然會修正其外交政策
，選擇和中共和解。13Huntington 的觀點除了單純有權力轉移的因素之外，也用 文化觀點來解釋日本的結盟行動是依靠強者。
John Meisheimer 也認為中國崛起將對會東北亞安全造成威脅，而日本的軍 事投攝(power projection)能力將會受限於中國，因此美國應該扮演好離岸平衡手 (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維持在東亞地區的軍事部署。14
川崎剛借用 Stephen Walt 的威脅平衡論分析近代的日本外交，他認為日本在 面對威脅時所採取的抗衡或扈從是以威脅對抗型、利益擴大型和霸權穩固型三者 為政策，然而如果同盟國與抗衡國間發生權力逆轉的想定時，如美國在東亞區域
11何思慎，敵乎?友乎?冷戰後日本對華外交思路的探索(台北：致良出版社，2008 年)，頁 33。
12現實主義從國家利益與國際體系結構作為出發點分析日本對中外交政策。柯玉枝，冷戰後「日 中」外交關係之分析與展望，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
13Samuel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出版社，1997 年)，
頁 317-318。
14John Mearheimer 著，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世紀出版，2003 年)，頁 53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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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權讓給中國，則會發生利益擴大型的可能，15這也是日本會提倡和中國建立戰 略互惠夥伴關係的原因，屬於利益擴大型的對中外交政策。
1990 年代開始，日本國內興起了軍事上的中國威脅論，防衛省的白皮書中 稱中共的國防預算連續二十一年持續兩位數的數字增加，將對亞太地區和平造成 威脅，這種軍力上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觀點來制定對中政策是以現實主 義為分析典範的。
(二)自由主義學派
自由主義學派從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為出發點，在無政府下的國際政 治，國家已不是國際體系唯一的行為者。同時雙方可以藉由制度合作獲取共同利 益，軍事安全也不再是世界政治的焦點。
金熙德藉由 Joseph Nye 和 Robert Keohane 提出的互賴理論(interdependence) 來解釋中日關係，雙方在經貿、社會的往來，彼此都會影響到其他國國家的行為 與決策，而互賴也需考量到敏感度(sensitivity)與脆弱度(vulnerability)。中日關係 彼此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日益加深，日本依賴中國出口與進口的比重在近年來已 超過中國依賴日本的比重，而在能源資源上日本在東海問題上更存在著敏感性相 互依賴。16從小泉到鳩山政府，關於東海議題的能源開發一直是日本對中外交政 策著重的焦點。
而從經濟互賴的觀點出發，雙方從比較利益法則進行垂直分工與經貿互補，
中國對日本而言不是威脅而是機遇，17日本國內興起的「中國機遇論」是基於此 典範出發的。
(三)建構主義學派
建構主議從身分與文化、規範結構作為出發，由於無法用量化的數據來佐證 理論的因果關係，因此主流國際關係學者較少用此典範作為分析途徑。石之瑜從
15川崎剛，「同盟締結理論と近代日本外交―脅威の均衡論の検制」，国際政治，2008 年 12 月號，
頁 115-127。
16金熙德，21 世紀的中日關係(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 年)，頁 280-283。
17關志雄，「反駁中國威脅論」，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2001 年 9 月 10 日，
http://www.rieti.go.jp/users/kan-si-yu/cn/010910nty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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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主義、文化的觀點來分析日本中國威脅論算是比較創新的觀點。18
Peter Kaztenstein 和藤重博美均從國內與國際規範的角度分析日本自衛隊角 色的演變。Kaztenstein 批判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把國家當作經濟人的假 設，並沒有預測到冷戰結束的國際變革，19他並論述日本在規範、身份、文化等 社會因素如何影響國家的安全政策，他認為物質力量是要通過觀念結構才有意 義，國家利益是特定歷史文化環境下的產物，他認為在政府內部權力組織中制度 化的規範是軍隊受到經濟部門嚴格控制，技術官僚掌握國家權力核心，在國家與 社會關係的規範是將軍隊排除在公共事務，在跨國關係的規範則是建立在日美同 盟中。在官僚角色上，Kaztenstein 也認為日本國家官僚組織在戰後由於美國的反 共需求而被延續下來，因此日本戰後在國內安全形成反左保右的集體認同進而確 定了他的國家利益。20
藤重博美則認為小泉在政治主導下，在九一一後快速通過反恐三法，日本國 內和國際積極角色的規範逐漸走向一致，小泉並連結了日本民眾對中國和北韓威 脅的認知，逐步改變了國內民眾平和主義的規範認同。21
添谷芳秀認為日本應該在傳統國家主義和平和主義間找尋到平衡方法，成為 一個中等國家(middle power)，藉由多邊主義的合作，22避免走向大國單邊主義的 道路。
Richard Sammuel 認為二戰後的日本外交在修正主義與平和主義間形成了吉 田共識(Yoshida consensus)的外交路線，這和 Thomas Berger 認為日本戰後的國家
18以亞細亞主義認同作為分析日本對中政策的演變，以石之瑜所組成的團隊為主，文化思潮的轉 變也會使得日本對中外交政策發生轉變，因此建構主義可以作為補充。台大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 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http://politics.soc.ntu.edu.tw/RAEC/act03.php.
19Peter J. Katzenstein 主編，宋偉譯，國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規範與認同(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9 年)，頁 3。
20Peter J. Katzenstein 著，李小華譯，文化規範與國家安全：戰後日本警察與自衛隊(北京：新華 出版社，2002 年)，頁 131-134。
21藤重博美，「冷戦後における自衛隊の役割とその変容―規範の相客と止揚、そしてへ積極主 奕の転回」，国際政治，2008 年 12 月號，頁 95-113。
22添谷芳秀，日本の「ミドルパワー」外交：戦後日本の選択と構想(東京：筑摩書房，2005 年)，頁 21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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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是商業國家，在聯盟上面依賴美國，但不參與美國戰略的外交政策，23所謂 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24這一脈所相承的是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榮作、
大平正芳和宮澤喜一，相對於非主流修正主義的鳩山一郎、岸信介。然而進入 2000 年後，修正主義者占了上風，所謂吉田主義的務實派和反戰的平和主義均 被邊緣化，日本正進入新的外交路線共識的形成。25
趙全勝認為日本外交政策存在所謂中間道路的主流思想，不論保守派或自由 派的政治家上台，日本外交政策或對中政策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動，26主要是因為 戰後外務省官僚主導了外交政策的走向。
Kuniko Ashizawa 認為國家認同的價值會型塑日本的外交政策，而認同再經 由與他國互動下也會轉變，昔日日本以身為西方一員(West in Asia)的認同是他主 張和美、澳等民主國家發展良好關係的原因，然而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這種亞洲 唯一代表的地位也面臨著挑戰，27勢必要修正其對中政策。
學界從建構主義作出發，探討日本國內的安全認知和認同角色如何影響外交 政策，28也開創了新的研究視野。
學界從建構主義作出發，探討日本國內的安全認知和認同角色如何影響外交 政策，28也開創了新的研究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