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神父探案全集》的敘事交流特徵

(一)、《布朗神父探案全集》的敘事空間及不可靠敘述

前文提及切斯特頓《布朗神父》的創作可分為三期，各冊的開篇除了第一期 的作品《布朗神父的天真》取名為＜鑲藍寶石的十架＞，《布朗神父的智慧》為＜

失蹤的格拉斯先生＞ “The Absence of Mr. Glass” 之外，其餘皆是以＜布朗神父的 XX＞(The XX of Father Brown)開篇，除了技巧上的特色之外，也具有對各冊內容 的象徵性意義。《布朗神父的懷疑》中＜布朗神父的復活＞“The Resurrection of Father Brown”藉由布朗神父看似死而復活的親身經歷，表現出民眾的盲從，和神 父堅持的懷疑態度；《布朗神父的祕密》＜布朗神父的祕密＞“The Secret of Father Brown”由神父口中說出：｢是我殺了這些人。｣的告白，闡明所謂的心證推理，不 是科學的手段，而是來自於對人性的自我了解；《布朗神父的醜聞》的開篇＜布朗 神父的醜聞＞“The Scandal of Father Brown”則是因為神父幫助一名已婚婦女事件 的誤會，以及報紙傳播的力量，成為一樁神父真相與醜聞永遠呈現追逐狀態下的 傳聞，但神父追求真理的態度，並不因為醜聞而受影響。除了以上三冊的開篇之 外，即使是開篇的篇名與書名有差異的如＜鑲藍寶石的十架＞，在故事的內容上，

主要也是呈現出布朗神父生活上單純到近乎天真的性格，但對待罪犯卻極其敏銳 的反差；＜失蹤的格拉斯先生＞則是與一個犯罪學家存在先入為主的推論比較，

顯示出神父的智慧，也與書名《布朗神父的智慧》相呼應。

這五冊的書名和內容反映了神父同時作為偵探又做為神職人員，與一般辦案 人員、懷疑論者以及神祕主義論者之間都具有的差異。

其中，《布朗神父的祕密》在開篇定名為＜布朗神父的祕密＞，結尾是＜弗蘭 博的祕密＞，兩篇各自分開其實是不完整的篇章，切斯特頓卻將其各自獨立成一 篇故事，其他的短篇夾於其中，特別呈現出不同於其他冊的敘事風格。這個敘事 方式亦有敘事學理論將其視為｢敘事空間｣的差異，但此時所敘的空間，與米克･巴 爾的空間涵義不同。龍迪勇在＜空間形式：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將空間形式歸

93

類為三種：中國套盒式、圓圈式、鍊條式。其中，他使用略薩(Mario Vargas Llosa，

1936)的說法，解釋｢中國套盒｣式的空間：

秘魯小說家巴爾加斯･略薩認為，它｢指的是按照這兩個民間工藝品那樣結構 故事：大套盒裡容納形狀相似但體積較少的一系列套盒，大玩偶裡套著小玩偶，

這個系列可以延長到無限小。…當一個這樣的結構在作品中把始終如一的意義－

神秘、模糊、複雜－引進到故事內容並且作為必要的部分出現, 不是單純的並置, 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響效果的聯合體的時候, 這個手段就有了創造性 的效果。¹²¹

《布朗神父的祕密》採用如此處所說的中國套盒式的敘事空間形式，將除了

＜布朗神父的祕密＞及＜弗蘭博的祕密＞的各個短篇，置於不完整的兩篇當中，

特別顯出布朗神父的祕密的模糊及懸宕。

另外在研究理論中介紹敘事交流的部分，曾說明文本完成之後，由敘事者取 代作者成為故事的主要講述和聚焦，但敘事學家布斯及費倫認為在作者和敘事者 之間，存在一個｢隱含作者｣。這個隱含作者具有與真實作者相同的價值觀，因此 可以按敘事者的報導、評價和解讀三方面來判斷，是否對隱含作者有不充分報導 和錯誤報導、不充分判斷和錯誤判斷，以及不充分解讀和錯誤解讀，如果敘事者 與隱含作者的價值觀或道德觀不相符，就成為不可靠敘述，而敘事者也是不可靠 敘事者。如果按布斯的理論來看《布朗神父》中對東方形象的敘事方式，可以發 現敘事者對東方神祕性的描述，與代表切斯特頓的隱含作者正是存在著一個不可 靠敘述，作為真實作者的切斯特頓，對東方的真實概念是不具神秘或危險的因素，

但在小說中敘述者卻是試圖將案件神秘或危險的因素，都建立在東方形象上。這 或與切斯特頓偵探小說情節的鋪陳是以｢逐步啟發讀者，使結局出乎意料卻不會過

121 龍迪勇，2005，＜空間形式：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思想戰線》，第 31 卷第 6 期：106。

94

於突兀｣為出發點，因此他將故事交給不可靠敘事者去鋪陳和建立一個普遍，但不 是作者觀念中的東方形象，以及各種神祕案件。切斯特頓則在故事中成為隱含作 者，讀者必須從他真實作者身分下的言論，以及故事中東方形象的運用和轉變，

去判斷隱含作者的真實東方概念，也就是｢不邪惡、危險和神秘的東方｣的價值觀。

(二)、殖民式的福音觀－作為外邦人的東方

對《布朗神父》的特色探討，除了其心證推理的創作特色外，同樣必然會探 討到的是其作品中具有的宗教觀。本文因為針對其小說中的東方形象研究，特別 會觸及切斯特頓對東方的信仰的觀點，東方信仰也常常在切斯特頓的評論中作為 對照。

首先要再次提及，切斯特頓於1922年由基督教改信天主教這個行動。可以看 出切斯特頓認為自己在信仰的觀點上相較於基督教，與天主教的信仰觀更貼近。

另外，再看小說中的東方人物，以及小說各篇的主體｢救贖犯罪者｣的目的，可以 發現東方人物除了影響主體跟客體之外，在切斯特頓以人物可以選擇自己是要堅 持走犯罪的路，或是選擇救贖的情況下，東方人物沒有這樣的選擇權，背後的原 因是東方的信仰觀中，缺乏他篤信的基督信仰的福音。切斯特頓在評論中也特別 欣賞傳教士的宣教工作，他認為東方缺乏西方本來存有的福音，因而需要傳教士 將福音傳入。

切斯特頓與16、17世紀初期天主教傳教士到東方的信仰觀基本上呈現一致，

也就是對於信仰的觀點是採不平等的態度，認為東方的信仰是缺乏和落後的，這 個觀念在維多利亞時期，比較宗教學興起的早期仍然存在，直到基督教傳教士及 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連同東方學家謬勒(Max Müller，1823－

1900)合作《東方聖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問世，才讓這個觀念有了轉向。

從現在來看，已經身處20世紀的切斯特頓，對信仰是持天主教保守派的觀點，也 因此他的作品常被歸類為護教學說，對於異教的態度具有殖民式的福音心態，這

95

種心態使他不以西方社會的財富、科學和進步作為判准東方文明與否的準則，但 卻具有另一種信仰觀上的殖民心態。

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