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G. K.切斯特頓與《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libraries)以繳會費7的方式借閱。另一個工業革命影響的讀者群是婦女的參與，原 本就屬中上游社會的婦女不需勞動，參與政治、社交活動的數量亦遠不如男性， (Daniel Defoe，1660－1731)、芮察生(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即是以非菁 英分子的創作成為小說的先驅。對作家而言，18 世紀開始他們由貴族贊助的文人，
成為向書商或出版商領稿酬的｢技術工人｣，篇幅寫得越多，能領的稿酬就多，因 此也開始了連載長篇鉅著的方式，吸引讀者不斷欲求下回分解，而作家傾向加入 許多冗長的描述。19 世紀出版業開始大量廉價印刷，銷售量也顯著增加，泰唔士 報(The Times)、每日新聞(The Daily Courant)等日報每日銷售可達 6000 份以上，同 時也刊登長篇小說或短篇故事，刊載圖片的週報及連載小說(roman－feuilleton)的
6 1971 年以前，英國的貨幣 1 英鎊被劃分為 240 份，主要分為磅(₤=pound)、先令(s=shilling)和辨士 (d=penny、pence)，單位換算為 1₤=20s，1s=12d。按《小說的興起》一個勞工平均週薪是 10 先令，
而身世或富商私人圖書館首藏的精裝對開本書至少要約 21 先令，一般的 12 開本書約 1 先令到 3 先令。
7 按《小說的興起》，會費一般是一年半基尼(guinea=22 先令)到 1 基尼之間，通常 1 辨士可借到一 書，3 辨士可借到三冊一套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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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則銷量更多，作家常常是報刊連載與通俗小冊子同時發行。切斯特頓《布朗 神父》最初即是於當時美國最大出版商之一 Curtis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的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週報，以及由英國出版商 Cassell's Magazine 出版的每月連載
小說雜誌 The Story－Teller 連載，他自己也創辦了 G. K.’s Weekly (1925－1937)週 報。工業革命後不但加速了資訊的傳播，因機器取代人力，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西方一方面開始生產力強盛，資產階級更加富裕；但另一方面也使原本就靠勞力 收入的中下層階級更加窮困，以至於犯罪叢生，而描述和探討犯罪的偵探小說濫 觴即是開始於此時。
偵探小說的形式則是根源於名為哥德式的想像創作，也就是對好奇的追求(In Quest of Wonder)，想像出恐怖、神秘及邪惡形象傳統，也影響到之後各時期的科 幻小說、冒險小說、海洋小說、寫實小說及偵探小說等等，以及這些小說表現的 神秘案件、童話風格和異國情調。儘管在西方文學的兩大源流－《聖經》文學及 古希臘羅馬文學中，就已有犯罪、找出真相，以及懲戒犯罪者的故事內容。但西 方偵探小說雛型最早應可述及英國威廉･葛德温 (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
《凱勒伯．威廉斯》(Caleb Williams，1794)及查理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
－1870)的《巴納比･拉奇》(Barnaby Rudge，1841)、《杜魯德疑案》(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1870)，此時的作品僅具偵探小說部分特徵，但如以偵探小說的三大
條件：細緻地描述犯罪現象和深入探索犯罪動機、描寫員警與罪犯的鬥智鬥勇，以及交代謀殺現場的氛圍和依據發生的事實(或某些細節)進行演繹推理三者8為標 準的話，則此時的作品都欠缺偵探小說的完整條件。1841 年美國小說家愛德格･
愛倫･坡 (Edgar Allan Poe，1809.1.19－1849.10.7) 發表的＜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1841)，愛倫･坡亦成為「世界偵探小說家鼻祖」
。此篇 與其後發表的《瑪莉･羅傑特疑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et，1842)、《金甲蟲》(The Gold－Bug，1843)、《你就是殺人兇手》(Thou Are the Man，1844)、《盜信案》
8 三大條件參考自：曹正文，《世界偵探小說史略》，上海：上海譯文，199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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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loined Letter，1845)、五篇的內容成為之後偵探小說犯案及推理的五種基礎原 型，而其創造的神探－奧古斯特･杜賓 (Chevalier Auguste Dupin)，也成為西方偵探 小說史上第一個偵探形象。
繼愛倫･坡之後，19 世紀下半葉法國偵探小說之父－埃米爾･加博里奧 (É mile Gaboriau，1832－1873) 所著的偵探小說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寡婦勒魯菊》
(L'Affaire Lerouge，1866)、《113 號文件》(Le Dossier n° 113 ，1867)……等，系統 性的創造了偵探－勒考克 (Lecoq)。隨後在英國蓬勃發展的偵探小說，是由狄更斯 的摯友－威廉･威爾基･柯林斯 (William Wilkie Collins，1842－1889) 在維多利亞 (The Victorian period，1837－1901)時代風行的雜誌 House Words 發表偵探小說《月 亮寶石》(The Moonstone，1868)為首，成為｢英國偵探小說之父｣，其小說創作模式 儘管尚未成熟，但卻開了英國推理小說的先河。《月亮寶石》的另一個特別之處在 於抨擊了英國對印度的侵略，因此也具有許多對印度人物及文化的描述，顯示出 英國與印度的時代關係。而按著「愛倫･坡模式」9創作，最著名的莫過於英國的亞 瑟･柯南･道爾爵士(Sir 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1859－1930)所著的一系列《福 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偵探小說長短篇，如：《血字的研究》(
A Study in Scarlet
， 1887)、《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
，1889)、《巴斯克維爾的獵犬》(The Hound of Baskervilles
，1902)、《恐怖谷》(The Valley Fear
，1915) ……等，本研究的小說家 G. K.切斯特頓所著《布朗神父》亦成書於此時。以上幾位在愛倫･坡之後的偵探小 說家，合成偵探小說的「古典」流派，而除了 G. K.切斯特頓的創作較為跳脫愛倫･坡模式的偵探人物及探案情節之外，其他著作仍大多處於以愛倫･坡模式為基石，
試圖為偵探小說注入新生命的階段。
偵探小說古典派的巔峰時期，以女性偵探小說家－阿嘉莎·克莉絲蒂為代表，
其成名作為《羅傑疑案》(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id，1926)，作為古典派後期偵 探小說創作家，她融合了愛倫･坡模式以及 G. K. 切斯特頓創作的新觀點，加上眾
9 「愛倫･坡模式」此說來自於黃澤新，《偵探小說學》，百花文藝：天津，1996，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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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物及複雜的情結，創作出如：《斯泰爾斯莊園奇案》(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1920)、
《東方快車謀殺案》(Murder in the Calais Coach，1934)、《尼羅河上 的慘案》(Death on the Nile，1937) ……等多部名作，創造出同樣以觀察人的心理，找出犯罪證據為辦案方式的「安樂椅神探」10(Armchair Detectives)－赫丘里･波羅 (Hercule Poirot)及珍．瑪波小姐 (Miss Jane Marple)。
自 1841 年偵探小說開始其創作原型之後，即在情節及偵探人物設定上快速且 不斷地改造。經過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古典派黃金時期後，偵探小說日趨 成熟多樣。甚至在 1920 年代，已有像偵探小說家羅納德･諾克斯 (Ronald A. Knox，
1888－1957)提出＜推理十誡＞(Ten Commandments of Detection，1928)作為偵探小 說的創作「原則」。另一位偵探小說家范･達因 (S. S. Van Dine，1888－1939) 也 在同年提出＜推理小說二十條守則＞(Twenty rules for writing detective stories，
1928)，足見偵探小說已成為能夠歸納出許多共同敘事方式的文學創作，並且作者
It had occurred that serial stories in magazine were a mistake because if the first number was missed the readers were debarred from the story, and he therefore thought of writing a serial without appearing to do so, with each instalment complete in itself
10 「安樂椅神探」意旨不同於一般偵探到命案現場蒐證、分析，與疑犯和證人面對面的辦案方式，
而是只坐在椅子上，藉由聆聽或閱讀事件的描述推想的辦案方式。「安樂椅神探」形象最早見於英 國作家艾瑪·奧希茲(Emma Orczy，1865.9.23－1847.11.12)的作品《角落裡的老人》(The Old Man In The Corner，1909)中坐在咖啡廳藉著閱讀新聞文章和資料推理破案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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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pable of being read on its own “while each retained a connecting link with the one before and that was to come by means of its leading characters.”11
連續故事發表在雜誌顯示出一個錯誤，因為如果錯失掉了第一個數字，讀者 對故事的閱讀將被攔阻，因而他試圖創作一個不以這個方式表現的系列，是以完 整的各篇連載的形式，並且可以只單獨閱讀各篇。｢同時以主要人物，保持每一個 前篇與後來篇章的連結。｣
柯南･道爾看出連載小說劇情必須連續閱讀的缺陷，因而以主要人物帶領的形 式，創作分集形式的短篇小說。短篇小說形式的成功之後，便有其他以此短篇形 式的偵探小說家出現，著名的如阿瑟･莫里森(Arthur George Morrison，1863－1945) 仿福爾摩斯的馬丁･休伊特偵探(Martin Hewitt Detective)系列，以及衷於短篇小說 形式的 G. K. 切斯特頓。
(二)、G. K.切斯特頓偵探小說創作觀
前一節提到具偵探小說雛型的作家查爾斯･狄更斯，他既是切斯特頓的偵探小 說創作風格和形式最重要的啟發者，也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重要作家。切斯特頓的 著作中也有與狄更斯相關如 Charles Dickens(1906)及 Appreciation and Criticisms of
the Works of Charles Dickens(1911)。同樣也具有記者身分的作家狄更斯，對切斯特
頓寫作風格的影響，其實是從社會評論的作品就開始，切斯特頓幽默諷刺的筆調 可以說是承襲自狄更斯的筆法。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研究者 Ewa Kujawska－Lis 說明 切斯特頓小說創作成功的其中一點，在於他善於發揮文學慣用的創作方式－互文 (intertextual)，因此豐富了小說中的題材，作為切斯特頓欣賞的作家，在故事內容 和表現手法上，狄更斯自然也是互文的對象：
11 Goldberg, Michael E., 1996 . “The Synchronic Series the Origin of the Modernist Short Story”,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Vol. 33: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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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ractice is neither infrequent nor limited to any particular background and ranges widely to include the Bible, mythology, English and French literature and fantastic stories of the Far East.…Given such a wide selection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references as are employed in the Father Brown stories, it would be astonishing if Chesterton did not include allusions to Dickens, the writer he appreciated so much.12
在文學中運用聖經、神話、英法文學及遠東奇妙故事的作法，既不罕見也無 止盡。…切斯特頓如此廣泛的選擇文學和文化題材，運用在《布朗神父》系列上，
如果沒有引用到狄更斯這位令他如此欣賞的作家，那就太令人訝異了。
Ewa Kujawska－Lis舉出《布朗神父》中的數篇為例，比較切斯特頓與狄更斯 小說創作的相似之處，說明切斯特頓慣用的｢狄更斯式(Dickensian)｣寫作方式。首 先切斯特頓以人物心理為出發點的探討，取代理性和線索分析的創作形式，與狄 更斯生前未能完成的偵探小說創作－《艾德溫．德魯德之謎(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的心理探討方式相似。在角色塑造上，在《布朗神父》中從有名的大盜，
受神父影響而放棄他特殊的本領，成為私家偵探的英雄角色－弗蘭博，在＜飛行 的鑽石(The Flying Stars)＞中，弗蘭博最後一次犯案是在舞台上，弗蘭博假冒他人 慫恿大家一起演戲，並選擇在舞台上犯案，因此小說與舞台的描述結合，也是熱 愛戲劇的狄更斯穿插在小說中使用的手法。同樣是在＜飛行的鑽石(The Flying Stars)＞的故事中，切斯特頓運用東方故事(Oriental tales)和童話(fairy－tale)般描述 人物利奧波德爵士(Sir Leopold)的鋪張和奢侈，與狄更斯小說中慣用的古怪和誇張 諷刺筆法相似，切斯特頓在＜格瑞上校的沙拉＞中，甚至直白的以狄更斯筆下的 人物作為形容詞：
12 Kujawska, Lis Ewa, 2012. “Charles Dickens and G. K. Chesterton－ Admiration in Many Forms.”
Dickens Quarterly, Vol. 29 No. 4: p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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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in no way rationally reassuring; it was simply broadly comic, like a cluster of Dickens’s characters.13
這絕不能使人從理智上感到踏實，只是像一群狄更斯小說中的人物令人感到 滑稽可笑。14
故事中的利奧波德爵士，其實又與狄更斯三部聖誕小說之一的《聖誕頌歌(A
Christmas Carol，1843)》吝嗇的主人公相關聯。但在這個故事基礎上，切斯特頓
採用顛覆(reversal)結局的方式呈現，《聖誕頌歌》吝嗇的主人公在聖誕夜受到感化 而向善，但利奧波德爵士在受到失去寶石的懲罰，神父替他尋回寶石之後，卻只 是同先前一樣的虛偽。故事中的利奧波德爵士，其實又與狄更斯三部聖誕小說之一的《聖誕頌歌(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