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斯特頓牽涉到東方的評論，基本上脫離不了討論在西方的文學上，東方的 充滿神秘和異域風情，以及在他最關心的宗教主題上，對基督信仰的宗教觀作出 辯護。在這些主題的討論上，可以發現切斯特頓東方觀的特點，其中部分觀念也 出現在《布朗神父》神父的言論中。首先，其出發點的史觀與西方歷史的發展結 合，例如＜傳教士與中國＞中，由中國當時建立的共和政府，產生對中國思想和 信仰是否已有改革的懷疑，並且以伊斯蘭國家土耳其為例，說明不是思想的變革 帶來的暴力後果，顯示出切斯特頓以英國光榮革命產生的共和制史實為基準帶出 的觀點：
我不懷疑，中國的軍閥已經靠武力建立起共和政府。我只懷疑，中國人是否 真正了解共和的思想與制度。除了沙勿略曇花一現的成功以外，這個國家從未發 生過一次根本的思想變革。…土耳其照搬英國，一夜之間建立起憲政體制。可是 它馬上就開始擄掠和屠殺阿爾巴你亞人。…我迫切想知道中國人在思考什麼？他 們有沒有皈依基督教？有沒有認同共和制？122
英國的光榮革命是因為思想的改造，進而影響的一次非武力政變，這一點讓 切斯特頓特別在意，並且認為東方的革命多僅是｢模仿｣了英國改革的表面行動。
切斯特頓表明自己與許多記者一樣不了解中國，從他著作中除了與信仰有關 的題目外，他也甚少提及中國，但對於英國殖民統治下的伊斯蘭國家和印度，他 可以熟悉的運用它們的歷史、事件，因此伊斯蘭國家、印度和中國常常在他的論 述中，除了思想、信仰上的差異外混為一談。如果說有什麼東方相關的議題，是 切斯特頓比較堅持要一絲不苟的分清楚的，就是對伊斯蘭國家、印度和中國的信
122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 著，劉志剛譯，《改變就是進步？－切斯特頓隨筆》，上海：東方，2010，
頁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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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觀。儘管不一定能說切斯特頓對東方的信仰是十分了解或精準的，但可以確定 的是，也許是純粹出於對各種信仰或思想的好奇，又或者是為了護教，當他是在 信仰的語境上遇到東方，與他在文化、歷史事件的語境上遇到東方所給的探討和 評價，他顯得更深思熟慮。
《布朗神父》中的東方特徵不僅呈現出維多利亞時代對東方的印象，更藉由 不斷地在情節中「解構」這樣的刻板印象、探討加害者及受害者的心理動機以及 神父的基督信仰話語和形象的實體對照，作為他再一次闡釋的鋪墊。關於這一點，
可以說是切斯特頓展現的特色或是｢不合時宜｣，切斯特頓的觀點與19、20世紀西 方各種主義意見相左的最關鍵之處，正在於他除了看出西人認為自己可以解釋任 何事物的自大之外，更反對西人解釋的觀點是：除了基督信仰之外，任何科學的、
人文的甚或神秘的解釋都可以成立。
切斯特頓對東方雖然也呈現出一種信仰上的想像，但這個想像卻與當時對東 方的未知和神祕形象不同，他從鮮少的東方親身經驗，以及眾多的報導、事件和 傳言中去建構東方，並且以基督信仰為話語的出發點，信仰的意識形態，不僅使 他反對認為將東方是為神秘未知的，同時也反對向東方尋求基督信仰的起源。在 切斯特頓的觀念中，東方是一個具有古老智慧的國度，但並不存在比基督信仰更 複雜或神秘的真理，甚至認為即使在人性邪惡的表現上，由於東方過於古老而原 始，以至於不如具基督信仰的西方，能表現出複雜邪惡的人性。
切斯特頓在其所處的時代的兩種領域(社會、文學)都具有或開啟了不同的觀 點。身處科學跟人文發展臻至成熟的維多利亞晚期社會，作為天主教的衛士及社 會評論者，G.K.切斯特頓擔任了以信仰為中心的保守派輿論角色；而在追隨愛倫･
坡的古典派偵探小說巔峰時期中，G.K.切斯特頓又以《布朗神父探案全集》小說，
開啟偵探小說心證推理觀點的先河，然而這兩種特點，在《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其實是彼此互相倚靠。
《布朗神父》雖說是虛構的小說創作，卻看出也是社會評論家的切斯特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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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反應。在小說創作上，切斯特頓也提出對偵探小說創作的觀點和特色。他 強調故事情節在發展對讀者｢啟發｣的重要性，大過於出乎讀者意料之外，選定以 偵探角色(神父)為主人公及心證推理的特色，其實也透露了他要在作品中對當時各 樣的科學、人文、神秘主義的反思上鋪路。就敘事學角度探討其小說東方形象塑 造的過程中，除了看見切斯特頓如何利用當時的西方，普遍對東方的信仰、人種 以及各種心態產生的既有東方形象，作為偵探小說懸疑氛圍的技巧外，又不斷在 其中加以解構。如再結合其評論，可以發現在這些既有的印象的結構和解構裡，
切斯特頓試圖利用情節和論述表達或闡釋其觀點。東方形象作為偵探小說懸疑氛 圍題材的技巧，對於當時西人或不陌生，但若最後要做出探討人類複雜的價值觀 或信仰觀結論的反思，以｢物證推理｣為主的創作方式就難以達到。因此切斯特頓 使用心證推理的創作技巧，不僅問如何犯案，更重視問為何犯案，相較於當時盛 行的物證推理偵探小說，他探討更深層的人性議題。
綜觀來說，切斯特頓在小說中不斷以｢運用當時西人的東方形象建構，使讀者 感知故事中的懸疑氛圍，再於故事發展中一步一步對讀者進行啟發，最後於結尾 的真相闡釋其信仰觀點｣為基本架構。為了達致這個效果，就必須在其小說中先呈 現西人的普遍東方形象，再對這個形象進行解構和反思。可以說其每一篇創作都 反映出他人生的高峰時期常做的事－與當時的科學、人文及神秘主義的辯論，並 且他的殖民式的福音觀不斷在小說中出現，嚴格來說他呈現出了信仰上的歧視，
使他不尋求東方的神祕，但也不認為西方的文明是正確的理念和方向。
東方形象在切斯特頓筆下有兩種殊途同歸的路徑：《布朗神父探案全集》文 本內的隱含作者切斯特頓，與文本外評論式的切斯特頓論述方式彼此呼應，文本 內的東方與神父的救贖和信仰是無關的或對抗的；文本外他熱切希望東方的變革 能效法西方基督教傳統，而不是西方表象的文明。這種以基督教信仰為中心的東 方形象價值判准，在切斯特頓兩種方式的著作上呈現出一致性。
對於東方殖民和帝國主義之間的歷史記憶，2007年文學理論家托多羅夫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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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學發表｢惡的記憶，善的嚮往(Me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123講座時，提 出關於歷史記憶的敘事結構：
對一個道德上並非中性的的行為的敘述可以向著善的方向或惡的方向；它至 少涉及兩個對立的人物，施動者和承受者。這可使我們從任何與價值相關的歷史 敘事中，區分出四種主要角色：我可能是行為的樂善好施者或受益者，亦可能是 作惡者或其受害者。…行為受益者的處境自然要比行為施動者的榮耀遜色的多，
因為它標誌著我們的無力時刻；一件惡性的受害者顯然比其責任者更受尊重。我 們知道歷史建構的兩大類型：歌頌我方勝利的英雄敘事和報告他們苦難的遇難敘 事。124
作為一個也具有民族複雜身分的托多羅夫，將充滿激烈情感和紛爭的東西方 巨大歷史文本，運用敘事提出一種｢文本分析｣方式，原因是歷史總是附著於「話 語」之上，除了不斷被重述之外，也被敘事者因著其目的而選擇要放大或縮小某 部分的事件。過去，西方因其文明自負和殖民目的，東方成為他們｢歌頌我方勝利 的英雄敘事｣不可或缺的角色；如今，東方的意識和強權逐漸興起，對於各種西方 殖民的歷史則成為東方｢報告他們苦難的遇難敘事｣無堅不摧的歷史事實。因為歷 史總是因著目的性被賦予意義和價值，所謂的｢記取教訓｣，就托多羅夫的歷史敘 事觀點來說不完全是可以向著和平的手段，：
僅僅回憶是不夠的；還要看回憶服務於什麼宗旨。對過去失敗的回憶可能滋 生愛國主義，而對勝利的回憶則滋生和平主義；兩者也可能導致新的戰爭。125
歷史本身並無意義，並不獨自傳授任何價值；意義和價值源自拷問和評判他
123 又譯｢惡的記憶，善的誘惑｣。
124 Todorov Tzvetan 著，史忠義譯，2008，＜惡的記憶，善的嚮往＞《跨文化對話》，第 23 輯：166。
125 ＜惡的記憶，善的嚮往＞《跨文化對話》，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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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人126
托多羅夫提出的歷史敘事觀點，跳脫出歷史的對錯，將目標放至話語跟記憶 的深層敘事結構，因而看出東西方都具有關於對自身歷史的同理和同情，以及看 待他者的共性。可以聯結到薩依德《東方主義》的提出，在後殖民時代給予歐洲 中心主義和西方社會最大的衝擊點，就是重新檢視自身與東方交流的敘事觀點，
以及在其中行使自以為是話語裡的盲點：其實沒有「東方」，有的只是從神話和想 像開始，不斷彼此引用的傳說、謠言或是視覺圖像等等，又加上隨著時代改變的 意識形態和目的一同作用而成的共同記憶。
126 ＜惡的記憶，善的嚮往＞《跨文化對話》，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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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中文書目：
Bal Mieke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95。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著，王介文譯，《知道太多的人》，臺北：皇冠文化，1999。
Chesterton Gilbert Keith著，王介文譯，《知道太多的人》，臺北：皇冠文化，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