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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最高者，但是還是必須受到國會的制衡與政府部門的某些不合作態度所制 約，葉爾欽的權力並非完全不受限制。葉爾欽的派系政治的仲裁者角色是受到正 式制度的約束，葉爾欽必須不斷地撤換舊人馬、網羅新人馬進入其底下的派系。
綜合以上的派系政治理論，在分析俄羅斯的派系政治，將觀察俄羅斯的派系 關係如何建立，派系的結構為何？派系的互動是否符合學者所描述的特徵？以及 正式制度對俄羅斯派系政治運作的制約。
二、 蘇聯與俄羅斯的派系政治分析
學者中以政治派系來分析蘇聯和俄羅斯政治的，有美國學者布瑞斯勞
（George W. Breslauer）、瑞格畢（T. H. Rigby）、威列頓（John P. Willerton）等。
俄羅斯方面，則只俄國學者茅（Vladimir Mau），28以俄羅斯的派系政策集團來分 析對經濟改革政策的變動。台灣方面，則以學者王定士的派系研究最為豐富，其 所分析的對象包括車臣戰事的決策、經濟改革與外交政策的辯論，王定士實際是 採用布瑞斯勞的理論與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來作為分析架構。大陸方面，陸 南泉等學者在《世界知識》雜誌分析俄羅斯的政治事件亦常根據葉爾欽的策略與 人事糾葛的角度出發。鄭異凡更以葉爾欽現象或葉爾欽為中心來分析俄羅斯的政 治。29以下分別簡述各學者的觀點，末了再作一個小結。
1. 布瑞斯勞
（1） 蘇聯的派系政治
28 茅是俄羅斯第一任總理蓋達的助理。Vladimir Mau, “The Ascent of the Inflationist,” Journal of Democracy（1994）, pp.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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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政治經常被視為是政治精英間的政治遊戲。布瑞斯勞認為蘇聯政 治、克里姆林宮學可分為兩大學派，30一是權力動機學派，另一個是政策偏好學 派。權力動機學派是克里姆林宮政治遊戲唯一全然機會主義的、拜占庭式的
（Byzantine）政治鬥爭。政策的堅持或揚棄只是用來勝過或醜化其對手而已。觀 察家的任務是透過研究文獻的發表和人事的變動，來掌握政治鬥爭誰輸誰贏的蛛 絲馬跡。此一學派的發展主要是用來分析史達林統治下的拜占庭式政治鬥爭。政 策偏好學派認為，儘管政治鬥爭是克里姆林宮政治的重要一環，然而究竟並非克 里姆林宮政治的全貌。他們認為領導階層的政治鬥爭，也包含了他們個人對於如 何解決經濟、社會以及更廣泛的政治問題的政策辯論及政策堅持。此一學派除了 注意研究某一特定政治人物有關文獻發表以及人事變動之外，並將其與其他政治 局成員之言論及政策偏好作一比較，以便區別該一政治人物的政策偏好。
布瑞勞斯認為：（1）追求權力乃是大部分政治體系必然的現象，幾乎沒有政 治領袖故意毀損自己的權力，而且政治人物視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為得以實現 其政策偏好的不二法門。（2）在沒有回憶錄、訪談或參與者的觀察佐證下，一般 是不可能洞察政治領袖的真實政策偏好的。我們可以觀察其公眾行為，並仔細研 究其言論，以解讀其政策承諾。然而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我們無法確認這些政策 承諾是出於個人偏好，還是出於政治利益的考量。
（2） 葉爾欽的領導風格
布瑞勞斯將葉爾欽作為一個領導人分為六項角色，這六項角色分別是：可怕 的敵手（awesome antagonist）、英雄式動員人民的政治家（heroic mobilizer of the
29鄭異凡，「葉爾欽現象析」，《東歐中亞研究》，2000 年第一期，頁 5-12。
30 George W. Breslauer, Krushchev and Brezhnev as Leader: Building Authority in Soviet Politics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82）,pp,8-9.轉引自王定士，「車臣戰爭研究：車臣戰爭決策 中的克里姆林宮政治因素」，《俄語學報》，第二期，民國88 年，頁 233-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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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家長（patriarch）、強硬而且彈性的仲裁者（hard but flexible bargainer, stern arbitrator）、可敬且慎重的對話者（respectful, businesslike interlocuter）、友好的夥 伴（chummy pal）。31其中，前三項角色是屬於自我中心且強硬，後三項角色則 權主義的主管（totalitarian boss）、真正的黨暴君（true party despot）。布瑞斯勞認 為葉爾欽個人領導風格與父親式作風破壞了俄羅斯政治的政治權力分配的秩
32 George W. Breslauer,“ Boris Yeltsin as Patriarch,” Post-Soviet Affairs（1999）,vol.15, no. 2, pp.186-200.除了布瑞勞斯研究葉爾欽的性個與統治風格外，其他還有（Leon Aron）、赫夫（Jerry Hough）、胡克斯（Eugene Huskey）、瑞德威（Peter Reddaway）、謝夫慈娃（Liliya Shevtsova）等 學者。
33 George W. Breslauer, “Personalism Versus Proceduralism,”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George W.
Breslauer ed. Russia in the New Centry Stability or Disorder?（Westview, 2001）,pp.35-53. G. Breslauer,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Elite Stability," （November 1997）, http://www.cdi.org/russia/johnson/14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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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或幕僚，整個派系人馬以葉爾欽中心構成一個政治家庭。葉爾欽將自己視為家 長，而非行政領袖。前發言人秘書科斯提柯夫（Vyacheslav Kostikov）在其回憶 錄「與總統的情愛」（ Love-Affair with a President）中提到，葉爾欽自視為一個 延伸擴大家庭的父親，享受父親式的權威，並且有權力製造機會讓其下的家族成 員向父親請求原諒。而葉爾欽人馬的回憶錄中描述了許多葉爾欽與其人馬間就像 父親與子女間的密切關係。葉爾欽經常稱蓋達是另一個自我，而楚拜斯和涅姆佐 夫就如同是他的兒子。葉爾欽在幕僚長兼葉爾欽自傳撰寫人尤馬雪夫（Valentin Yumashev）與他的照片中寫著：對葉爾欽來說，尤馬雪夫就像是他的兒子。葉 爾欽是一個愛憎非常分明的人，對部下的要求十分嚴厲，部下對他的指示稍有違 背就立即解任。葉爾欽喜歡在公開場合與媒體上斥責其人馬如蓋達、楚拜斯、齊 諾梅爾金，就像是父親責罵兒子一般；而這些人馬不會反抗，只有更加努力地工 作來效忠葉爾欽。
在俄國人民的印象中，葉爾欽是一位家長式的國家指導者。俄國的領導人均 習慣以全人民的家長自居。葉爾欽自稱是全俄羅斯的總統、全民的總統，由於葉 爾欽獨斷的作風，因此有人稱葉爾欽為「沙皇葉爾欽」。由於葉爾欽本人非常崇 尚俄國歷史上積極對西歐開放的彼得大帝，也有人稱葉爾欽是 20 世紀的彼得大 帝。葉爾欽在打破共產黨一黨獨裁，建立對外開放的民主體制方面有不可磨滅的 功績。但葉爾欽在俄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方面卻缺乏建樹，葉爾欽在辭職講話中，
也表示他因沒有能夠兌現他對國民的很多承諾，而感到十分內疚。因此有人形象 地評價葉爾欽為「偉大的破壞者、無能的建設者」。
葉爾欽的領導風格是蘇聯政治文化與結構的產物，反映過去俄羅斯與蘇聯領 導人的風格。為何俄羅斯無法建立一個鞏固的制度，而是個破碎的制度，乃是由 於制度的基礎不夠穩固。個人主義的權力運作方式對葉爾欽有利，可以依個人意 志獲取權力，但卻不利於俄羅斯國家與民眾的福祉。葉爾欽的領導方式削弱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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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效力，藉由操縱總統辦公廳和行政部門來強化自己的權力，遂行自己的政治目 標，與此同時，這種領導方式也強化行政官僚貪污的能力，避免正當程序的空間。
布瑞勞斯著重分析葉爾欽的領導風格，強調葉爾欽的政治運作技巧，他認為，葉 爾欽的統治方式與蘇聯時期的領導人大同小異，可說是延續了蘇聯的政治文化傳 統。
2. 瑞格畢（T. H. Rigby）34
瑞格畢在《蘇聯的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s in the USSR）一書35中，以職官名 錄（nomenklatura）為中心來分析蘇聯時期的「侍從主義」（patron-client）。蘇聯 共黨以職官名錄作為政治精英徵選的系統，透過這套制度，蘇聯的高層領導人建 立起自己的人馬和派系，蘇聯領導共黨總書記藉由人事任命權建立起全國性的管 理機制。領導者完全依照自己的喜好與權力關係的考量來選擇人馬，其中，互惠 的關係是隨附依從的核心，派系領導人必須保護追隨者，追隨者必須對領導人展 現忠誠度。蘇聯領導人藉由在黨機構中安排自己的人馬來鞏固權力，史達林
（Joseph Stalin）是個最佳的例子。侍從關係是蘇聯政治的重要結構。政治侍從 主義在蘇聯的發展，起源自蘇聯革命後。侍從主義在地方黨部與中央機構是十分 盛行的規則與運作方式，領導人運用在黨中央委員會與黨機關人事任命，建立一 個全國性的效忠領袖的控制機制，在以此系統來貫徹其政策。史達林成功地部署 人馬打敗爭取繼承領導權位的敵手，並使自己成為最高權位的命令者。史達林的 跟隨者依賴史達林的個人恩惠，同時史達林的人馬也試圖建立自己的跟隨者，而 反過來，史達林也必須依賴其人馬所擁有的跟隨者獲得支持，來管理、貫徹其政
34 T. H. Rigby, Political Elites in the USSR, （England: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0）, pp.73-112. T. H. Rigby and Bohdan Harasymiw, Leadership Selection and Patron-Client Relations in the USSR and Yugaslavia（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1983）.
35 所謂的職官名錄，是蘇聯各級機構的主要職位表，為一記載各重要職務人員的名冊，藉此共 黨可以進行控制人事的變動升遷。這份名冊包括社會各層面，諸如黨、政、軍、工會、報紙、工 業、科學、教育、藝術等部門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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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互惠性的依賴是侍從關係的核心，權力資源是不對等的。這些現象雖然是蘇 聯時期的，但是在俄羅斯時代仍然存在。
除了從職官名錄與共黨的組織來分析蘇聯領導人的統治方式外，伊施特
（Gerald M. Easter）從蘇聯國家體制建立的角度來分析，提出蘇聯在 1917 年 10 月革命後所建立的極權國家體制是經由私人關係網絡所形成的，而不是過去一般 理論所認為的是經由組織與制度所建築而成的。整個蘇聯國家的體制是在經歷的 將近20 年的時間過程中逐漸形成而趨於完備的。實證研究顯示，蘇聯在革命後 蘇共的黨組織只控制了莫斯科中央，國家正式組織的命令在地方無法發揮作用，
政策遭受到地方的忽略與漠視。相對於正式組織的結構，伊施特強調非正式的私
政策遭受到地方的忽略與漠視。相對於正式組織的結構，伊施特強調非正式的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