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席勒的生平與思想背景
第二節 席勒時代背景
席勒生於 1759 年,卒於 1805 年,這段時間正好是歐洲啟蒙思潮蓬勃發展的 年代。席勒的思想理論深受當時兩個思潮影響,一是啟蒙運動,一是狂飆突進運動
(Sturm und Drang)。在席勒的理論中,多處可見啟蒙運動與狂飆突進運動的蹤影,
以下將簡介這兩種思潮的源起與核心價值。
壹、啟蒙時代
啟蒙運動在十八世紀興起,是遍及全歐洲的文化運動和思想革命運動。其影響 層面相當廣,在歐洲的文化思想上產生劇烈影響,促成各國的革命運動,造成歐洲 政治局勢很大的變動。啟蒙運動奠基於英國、法國,流傳至德、俄兩國,乃是影響 西方人類至深且鉅的一股文化、科學及政治的潮流,強烈左右著西方人的世界觀
(林逢祺、洪仁進,2014)。
一、何謂啟蒙
一直以來,各家學者對「啟蒙」一詞定義多元,但都不脫啟蒙運動核心精神。
林逢祺、洪仁進(2014)認為,就「啟蒙」的詞義來說,其核心字乃為光(light),
具有光照、光啟之意。鄧元忠(1990)對「啟蒙」(enlightenment)一詞的解釋是黑 暗後的光明;過去的種種無知、愚昧、迷信和偏狹,有如漫長的黑夜,而科學正是 黑夜過後的曙光。
從當時的政治背景來看,歐洲政治情勢仍多為專制統治,宗教威權仍束縛著人 們的思想。對政治權威盲目地順從,對宗教狂熱的迷信是造成無知和愚昧的主因,
人們在迷信和順從中彷彿被蒙蔽了雙眼,置身於黑暗。人們為了要擺脫黑暗,走向 光明,就要戰勝無知和愚昧。而要戰勝無知,要依靠教育;要擺脫愚昧,就要提倡 自由思考和科學思維。啟蒙運動的價值和意義,在於透過理性促進人們精神上的解 放,引領人們從蒙昧無知的黑暗中解放,迎向光明。
啟蒙時期重要的思想家康德也就啟蒙下一個著名定義11:「啟蒙是人類從自我 招徠的受監護狀態(tutelage)中解放出來的過程。」康德認為的「受監護狀態」,
乃是缺少他人指引即無法使用理性的狀態;這種受監護狀態是自我招致的,這種狀 態並不是出自於人的能力不足,而是人不敢獨立運用自己的理性,不獨立思考。康 德鼓勵人們要勇於獨立運用自己的理性,不要畏懼權威,敢於以理性進行批判,讓
11轉引自(林逢祺、洪仁進,2014)
自己從政治和宗教的威權禁錮中解放出來,獲得真正的自由。因此,所謂的「啟蒙」, 一言以蔽之,其實就是:「勇敢運用自己的理性」(Sapere aude!)。
二、啟蒙時代的背景
啟蒙運動以英國的經驗主義和法國的理性主義為思想基礎。中世紀以來,維護 封建與宗教權威的經院哲學當道,經院哲學的追隨者認為世界是上帝的產物,因此 特別強調宗教信條與權威的服從。這樣的觀念,在黑暗時代的歐洲被視為主流。然 而,經驗主義認為人的知識、觀念、認識均來源於人自身的經驗。理性主義則是強 調理性,提倡清除傳統偏見,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唯理是問。此二者均是在挑戰封 建和宗教的權威。對於世界的認識,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將人們關注的焦點,重新 帶回到人自己身上。可見,不論經驗主義或理性主義,他們本質上都在提倡人類精 神的解放(余匡復,1996),這兩種觀點為啟蒙運動奠定了穩固的基礎。而當時的 思想家,即以此穩固的基礎為歐洲開了一扇窗,一縷縷的理性之光照亮了暗黑愚昧 的歐洲大陸。
除了哲學思想上的波瀾,在經濟方面,歐洲新資本主義的興起,掀起了一陣反 封建、反專制,訴求自由、平等的風潮。加上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快速 的進展,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不再以宗教來解釋,理性和科學成為當時用來理解世 界的路徑。因此,原本至高無上的權威開始受到質疑,反對權威的聲浪也與經驗主 義和理性主義的反動相呼應。
三、啟蒙時代的精神
從當時歐洲的各種脈動中,啟蒙運動可說是繼承並發展了十六世紀文藝復興 以來,反封建統治及反教會思想的精神。政治、宗教的威權漸漸地瓦解,人們不再 採取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反而開始把關注的焦點轉移到人身上,採取以人為中心 的世界觀。王曾才(2003)認為啟蒙時代的十八世紀,有其不同其他世紀的時代精
神。根據殷梧(M. J. Inwood)的觀點,啟蒙時代有如下的核心觀念(Inwood, 2005): 論或理神論12」(natural or rational deism)這些理論拋棄超自然及神秘 因素,只接受具有充足的知識或理由所支撐的道德信條;有的理論則
(Age of Reason),可見崇尚理性之盛,當時的思想家即希望透過啟蒙運動精神的 提倡,啟發人們的理性,引領人們從政治和宗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並且能夠運用 自己的理性對時代進行批判,以建立更好的社會。啟蒙運動的精神可用沃爾夫
(Christian Freiherr von Wolff, 1679-1754)的一句話作總結:
啟蒙運動的本質在於用理性去提高人的道德水準,要對前景懷著樂 院派哲學家和神學家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1225-1274)
13 翻譯引自(林逢祺、洪仁進,2014:33-34)。
14 轉引自(余匡復,1996:89)。
善、和諧,以及「總體的和諧和個體的和諧」的觀念廣為當時所接受,而這種和諧 觀對後來歌德、席勒等人的思想有著相當深遠的影響,甚至成為他們思想理論中的 核心概念(余匡復,1996)。
貳、狂飆突進運動
狂飆突進運動是德國文化史上繼人文主義運動和啟蒙運動之後的文化運動(杜 美,1995)。雖然不是直接推翻封建統治階級的政治變革,然而,他在人民的心靈 上培育的反封建、反暴虐、反神權的鬥志卻不可忽視(許迪蒙,1985)。
詩人高特舍特(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6)於十八世紀四十年代 以前提倡文學啟蒙運動,他主張創作應該要依循理性主義的創作陳規,要求文學應 具有實質的教育作用,能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合乎理性(許迪蒙,1985),他作為 當時德國文壇的權威,對於當時的德國的啟蒙文學有先導的地位。但在十八世紀四 十年代以後,詩人克魯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首先發 難,反對高特舍特在文學創作上,延續啟蒙運動以來標榜理性所形成的嚴格規定與 格律的束縛,主張要回歸到自身的情感,抒發友誼、愛情、自然和對祖國的感情(杜 美,1993),因而在德國文化史上掀起一波「狂飆突進運動」的風潮。
「狂飆突進」這樣的一個詞彙來自克林格(Friedrich Maximillian von Klinger, 1752-1831)的戲劇《狂飆與突進》,彷彿是為擺脫一個時代的羈絆,突破封建制 度的羅網,砸爛軍事官僚專制主義的枷鎖一樣(許迪蒙,1985),充分表達了當時 青年反封建與反傳統的奮起情緒,如此激烈的情緒,絕非無病呻吟,這些情緒是根 植於人民,並與當時德國的政治與經濟情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在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 1820-1895)1854 年給《北極星報》 (The North
Star)
編輯部的信中對於德國當時的政經情勢有這樣一段描述: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感到舒服。國內的手 工樣、商業、工業和農業極端凋敝。農民、手工業者和企業主遭到雙重的 苦難──政府的搜刮、商業的不景氣。貴族和王宮都感到,儘管他們榨盡
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沒有教育、沒有影響群眾意識的工具、沒有
進步抱持熱切期待。
狂飆突進運動對於啟蒙運動的延續和發展是顯而易見的。狂飆突進運動的精 神除了強調理性和感性的和諧之外,也受到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影響很深,狂飆作家崇尚其「返回自然」的主張。他們相 信只有大自然中才能享受到純樸,只有兒童最純潔可愛,只有他們還沒有受到社會 化,還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尋到人最自然的天性(余匡復,1996)。但返回自然的口 號並非完全主張要回到原始的社會,而是在表明專制社會違反自然,違背人類平等 的理想,應該要努力脫離外加的限制,讓生活回歸自然本真,社會才得以發展,才 合乎理性(許迪蒙,1985)。返回自然的口號仍是具有進步意味的,這與啟蒙運動 的進步精神相互呼應。
狂飆突進運動是當時德國獨樹一幟的文化運動,也由於當時德國特殊的社會 文化背景,孕育許多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尤其在席勒的美學論著及早期文學作 品中都可以找尋到狂飆突進運動的精神。雖然狂飆突進運動延續的時間如其名,倏 忽即逝,在席勒與歌德結識並合作以後,漸漸地走入古典主義,但從席勒的著作來 看,這段時間對他的影響相當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