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戰前國民主義的流變
第二節 幕末國民主義的考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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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戰後在國家動員力量解消後，統一民族的意識重新解放，除了回到 過去對家族、地域的認同外，亦有成為走私商人或具有類似警察機能的（半）
暴力團體。這些團體多半具有首領與下屬間的忠誠關係，以及相類軍隊的組織 訓練。群眾在階級秩序與集團統治之下，弭補喪失認同對象後的心理真空，從 而迴避戰後社會混亂造成的無力與孤獨91。總而言之，雖然無法具象地勾勒出戰 後精神重建的舉動，但可得確定的是，「與其說過去民族主義的精神構造已被消 滅，或發生質的變化，不如說是量的分子化，被鑲嵌到底層而從政治的表面消 失。」92
第二節 幕末國民主義的考掘
93廣義國民主義(Nationalism、Principle of Nationality) 指的是，以國民意識為 基底，進而成長為國民統一與國家獨立的主張。94
要成為國民，除隸屬共同政治體制外，更在展現積極的意願，或者至少有 此期待。換言之，即意識到不同於他國國民，而具有集團內的共通性，甚至有 維護集團一體性的意願。95上述為國民主義通性，誠如丸山引述 O. Vossler 所說，
國民主義並非唯一不二，實際上存在著複數國民主義96。在複數國民主義中，各 自展現自我特質，而這些特質正是由「歷史」形塑而成。歷史的堆積，以附麗 於土地的鄉土愛為中心，鄉土愛雖然是國民主義的泉源，畢竟只是環境產生的 羈絆，無法成為打造政治意義國民的力量。丸山認為，這種力量必須表徵在奮 不顧身的決斷上，如此國民方可將鄉土愛的慣常依賴，轉化為往國家集結的力
91 《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頁 127。
92 《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頁 128。
93 本節徵引文獻多採自《日本政治思想史》第三章，該書由獨立的三篇論文集結而成。於此，
丸山的問題意識本為：明治國民主義如何從民族主義質變為國家主義。因為徵兵之故，僅寫到 維新前期。復因該文為應《國家學會雜誌》之邀，撰寫與「現代日本的產生」有關之文章，故 丸山自認為較偏常識意義的政治思想史。
94 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 年，頁 321-322。
95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1。
96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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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鄉土愛根本上為涵養國民意識的桎梏，蓋「鄉土愛與自我為中心，
作波紋狀的擴散，其濃度與距離成反比。相較於身處的村落乃至家族，抽象國 家的親切感相對薄弱。」98在這個意義上可謂，國民意識的涵養體現在自我對鄉 土愛的捐棄。
丸山復舉國家秩序為例，但其認為此非必要之點。國家秩序亦可作為箝抑 國民意識發展的力量，如民國革命前之清朝。若不掃除羼雜於國家秩序與國民 意識間的勢力或組織，在丸山的想法中，即過去封建勢力的代表如土豪、縉紳 等，國民主義勢必難以開展。正是與國民生存積習相互頡頏的過程中，國民意 識方得涵養。頡頏所由，更多賴外力刺激，特別是相異的國族主義。99丸山嘗謂：
「日本所謂民族主義，專以對外問題而言。」100
一、幕末國民意識的背景
及至明治維新前，因日本國內社會條件未臻成熟，復與國際交通間關萬里，
並未出現上述之國民主義。幕末外國勢力叩關，肇因於歐美欲開發未收編的世 界市場。於此，丸山謂：「我國國民主義必須對決乎，強烈阻撓國民國家成立的 機制乃至精神，即德川封建體制。」101若不變革體制，國民主義自無從開展。
社會條件所指，即所欲變革之對象是。於此首開必須釐清者係，德川封建制度 下的社會意識究為何屬。
丸山認為，德川封建體制建立在兵農分離之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世界 截然二分。102統治者獨佔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優越面，透過命定的階級
97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2。
98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2-323。
99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3。
100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4。
101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5。
102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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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令規制，維護自身身分的閉鎖。如此與常民有別的身分，表徵出顯赫的榮 譽感。佔人口多數的農民，僅僅是為了繳納田賦而存在。103雖然慶安御觸書中 曾謂：「若完田賦，心閒無如百姓者。（年貢さへすまし候ば、百姓程心易きも のは無之）」104是言真偽不論，由此可知，繳納田賦確為農民最重要的政治義務。
丸山認為農民並非積極接受既有秩序，而是「對泣童和領主的無可奈何（泣く 子と地頭は勝たれぬ）」，當逾越承受限度時，百姓以「一揆」式的武裝暴動來 推翻強迫接受的秩序105。論者或謂，撫卹農民法令的存在，或與此間論述衝突。
丸山引述山鹿素行(1622-1685)所言，認為此間並非矛盾而實為補述，其言：
民至無知，未有前後之思，無智慮計謀。僅事農林桑麻之家職，三時
無暇，外無用心，智巧無從生。盡勞苦以為上收，委生死於上令，此
為民之可愛也。106
相較於尚具生產性質的農民，四民之末的商人，位於被統治者中最低的秩 序位階。山鹿更言：「（商人）只知利而不知義，唯以利身為心。」107商人被認 為不具備公共意識，一昧追求個人利益，位居倫理之外。原初統治階級不過是 將商人視為「惡所」，即罪惡的所在，一旦威脅到武士階級的經濟地位，則為彼 等仇視。然而商人自覺其身處於倫理之外後，唯有委身於「賤民根性」苟活，
在此間完遂私慾。「彼等多半未透過財富的社會條件提高政治的地位，遁逃到官 能享樂的世界，在『惡所』的陰暗角落短暫地吞吐著自由，或者對現實的政治 支配關係，投以扭曲的嘲笑。全然看不到主動積極承擔政治秩序的意思。」108
103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6。丸山在此標註農者納也－農は納なり，蓋日文農與納讀音皆為 nou。
104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6。御觸書為使一般人公知的文書。
105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6。日本諺語，意指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無可奈何，
106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5。該文出自山鹿素行著《謫居童問》。
107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7。
108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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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述，占人口極端多數的黎庶未領受政治權力的情況下，於整體社會 所占無多的武士階級，自命為政治主體，將政治責任一攬在懷。自此觀之可以 發現德川封建社會的分裂。竹越與三郎(1865-1950)據此以言：
以一社會制一社會，以一階級制一階級之國，綜令有數千萬人之眾，
即使有善美之法典，是亦僅係社會，而不能稱之為國民。唯有消滅所
有人為之階級，由人民與政府兩大要素組織一個，始能稱之為國民。109
日本國民意識的開展過程中，屢受偏狹的地方本位主義(Sectionalism)掣肘，
為此發展遲緩。110地方本位主義可細分為縱的身分隔離與橫的地區性割據，身分 階級分疏之僵固已如前述；後者質言之，德川幕府雖較往昔政權更為中央集權，
然而中央控制所及，要在日本主要都市與礦山、造幣權與徙封諸侯。除了將軍 家統治的「天領」，其餘地區將軍仰賴臣屬的大名間接統治。兩百七十個藩中各 自形成閉鎖的政治單位，行使獨立之立法與裁判權。各藩之間透過人為藩籬，
阻礙往來交通。藩內設數十個階層，分授位階而僵固其位。111福澤諭吉在《文明 論概略》曾形容日本人如隔絕在千篤牆、囚禁在千萬籠箱。因此，「置身於如此 的環境，意識固陋與偏狹，缺乏公共性與開放性自是極為自然。」112
另一方面，武士階級所謂的「奉公精神」，彼等責任意識投諸之「公」，無 非君主為是，謂公亦私矣。「饒是釋迦、孔子、楠木正成或武田信玄，若非仕官 於隆造寺鍋島藩，亦無法遂其家風。」113《葉隱聞書》的這段話，赤裸裸地表現
109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8。該文出自竹越與三郎著《新日本史》。
110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8。
111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8。對此，丸山於同頁舉松平定信(1759-1829)於〈閑居之餘〉謂：
「因日本人性多狹隘故，如下町之人不知山手何在，鮮出川崎故視海如品川，川如大川、玉川，
見聞限於眼前事物，不以深謀遠慮為然，相沿成風，愈行狹隘。」松平定信為德川吉宗(1684-1751) 之孫、松平家當主，饒是如此，其亦曾駁斥日本橋下之水與歐洲相通之說。
112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8。
113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29。原文為「釈迦も、孔子も、楠木も信玄も終に龍造寺鍋島に被 官懸けられ候儀これなく候へば当家の家風にかなひ申さざる事に候」，由山本朝常(1659-1719) 口述，田代陣基(1678-？)筆錄。該書主要記述武士的心性、言行與藩主事蹟，可謂研究江戶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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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武士階級的思維：無法將才具見用於藩，聖人亦無所用。因此維新志士欲自 由施展政治活動，則不得採取「脫藩」的手段。蓋藩的存在，本自具有阻止統 一意識成熟的作用。彼在在以實踐分割支配(Divide Et Impera)為目的，一方面貫 徹幕府上意的絕對性，膽敢批評政事者，皆斥為「不畏宮廷、不敬之至」，從而 壓抑著自發的國民意識114。他方為確保前揭，幕府設有「目付」之位，彼等職司 監察，可謂幕府統治原理的縮影。幕末英國公使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曾 以「最精巧的諜報系統(The Most Elaborate System of Espionage ever Attempted )」稱 之115。及至幕府政權與鎖國體制崩潰前，諸般反政府的社會意向皆被刈除，如 1651 年由井正雪(1605-1651)的慶安之變、1828 年西保爾特事件與 1837 年大鹽之亂等。
在如此的政治結構下，誠如福澤諭吉所嘆：
民心只欲無事，缺乏區辯結黨與議論的精力，唯政府是賴，不問國事
。百萬人各懷己心避居室內，外人宛如外國，未嘗關心。浚井難議，
況乎修路。見路斃而過，逢犬糞而避。俗謂忙遁牽連，遑論謀求眾議
，習慣成風，故成今日之陷。116
打破斯陋的契機為 1853 年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攜國書叩 關浦賀，要求日本開埠。幕府為求解決之道，一方面向朝廷奏聞其事，一方面
打破斯陋的契機為 1853 年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攜國書叩 關浦賀，要求日本開埠。幕府為求解決之道，一方面向朝廷奏聞其事，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