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戰前國民主義的流變
第三節 明治維新後的國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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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而言，即為「脫藩」。丸山謂：「王政復古的政治變革，一如周知，在封 建支配階級的自我分解過程中，激進派公卿、下級武士與部分上層庶民承擔其 任。」166幕府消滅後的雄藩聯合，其推手亦繫乎上述的脫藩者。然而丸山於此強 調二者，維新政府並非過往封建統治之延續；而幕末為了培養近代產業與技術，
亦長養了專制主義的建立，進而開枝散葉於維新政府。167而幕府覆亡，實假「中 間勢力」之手，廣大庶民未能參與其事，因此如福澤所言「使全國人民腦中懷 抱國家」，只能留待明治思想家解決。168
第三節 明治維新後的國民主義
思想的引介者，首開屬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a)，知識分子根據社會的現存狀 態，鮮明地展現其時其世的思想特質。封建時期的日本，由咒術師、神官、僧 侶、讀書人與儒者，形成封閉的知識階級(caste)，獨占社會中正統詮釋世界的地 位。隨著德川幕府的崩壞，帶來自由知識產出的契機。知識分子從身份社會的 臍帶中解放，成為社會中的浮動階層，公權力組織不再頒布所謂的正統思想。
進入新型態資本制社會後，捨棄思想與學派的形式性格，成為自由的知識分子。
169明治時期思想之豐富，上述的社會條件可謂成因之一。另一方面，幕末自開國 時起，歐洲的思想文化對傳統思想帶來極大的衝擊，歐洲思想的介紹、翻譯、
駁斥與編輯成為知識分子的要務。170
為了回應時代的衝擊，明治時代的思想家透過學者、新聞記者與文學家的 身分從事自由的思想活動，展現強烈的社會指導性格171。然而此社會指導性格日 後亦成為壓縮自由思想的間接成因。
166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61-362。
167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62。
168 《日本政治思想史》，頁 362。
169 丸山眞男著，〈明治時代の思想〉，收錄於《丸山真男集第六巻》，東京：岩波書店，2003 年，
頁 3。
170 〈明治時代の思想〉，頁 4。
171 〈明治時代の思想〉，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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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明治維新的思想精隨，丸山認為其立足點率有二者：一為「尊王攘夷 論」，二為「公議輿論思潮」。172這兩點，背後各有其相應的政治實踐，即老中 阿部正弘將培里議約之事奏請朝廷定奪，與邀集大名出具對策，此二者誠為打 破幕府行政慣例之舉措。誠如本章第二節所指，幕府末年政治力往中央集中，
此即為尊王攘夷論的作用；公議輿論思潮，則是與前者相對的政治擴大原理。
或可謂，尊王論往政治的頂點集中，而公議輿論往政治的底部擴大。在中央集 權的統一國家建設伊始，尊王論便引致出「國權論」，揭開一連串對外國權擴展 主張；公議輿論思潮則來自於五條誓文（五ヶ條ノ御誓文）中「萬機決於公議」， 其後則發展為「民權論」。明治國家精神的梁柱，正在國權論與民權論間，兩者 相互頡頏糾纏，丸山甚且以變奏曲（ソナタ）來形容。173
一、征韓論的歷史意義
公議輿論思潮體現在主張開放言路，乃至更具體的列藩會議論或以土佐藩 為首倡議的兩院制度論174。及王政復古時，治權重歸神武創業之古源，政治集 中與政治擴大或對立、或統一，表現得更為激烈。或有對前述對立或統一感到 矛盾，但丸山認為此間或競或和，實為政治學的普遍法則，蓋政治團體面臨外 在的危機時，必然展現反射般的自我保存本能。即一方面盡可能的集中強化政 治力，一方面尋求基層（團體成員）的支持，如以二戰為例，則前者可比之美 國，後二者譬為蘇聯175。最能取得二者平衡之政治團體，最善於渡過外在危機。
而當時的衝突與合作，則必須從日本的歷史條件開始分析。
首先，德川社會雖然向專制主義傾斜，但並非全然如此。究其本質，要在
172 丸山眞男著，〈明治国家の思想〉，收錄於《丸山真男集第四巻》，東京：岩波書店，2003 年，
頁 51。
173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1-52。承繼丸山真男研究近世政治思想史的松本三之介(1926-)，著 有《明治精神の構造》，其簡中譯本的書名即為《國權與民權的變奏》。
174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3。
175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4。丸山於同頁指出，中國共產黨所謂「民主的集中」，展現出此二 對立原理之統一。又，本文成於 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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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古典政治經濟的封建制。因此，中央集權下統一國家的歷史任務－資本的 原始蓄積，則為明治政府的課題。隨著地方上封建制度的解體與幕府藩閥專制 政治的排除，雖然獨占的封建支配遭到解放，但庶民對資產蓄積的意識仍舊薄 弱，為此致生不滿或反抗。此種不滿則為下級武士、激烈公卿與上層庶民等社 會中堅，倡公議輿論之所在。176
復次，西風東漸即欲使日本成為世界市場之一員，在這個意義上，日本與 西方的往來時間較中國與印度更晚，然目彼等淪落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境況，
正是日本戒慎所在。177因此政令歸一、天皇親政、將多元的政治支配一元化，
自有其歷史必然。而政令歸依後的新政府，首開的國權大計為征韓論。彼時英 俄兩國，於對馬海峽交相競爭，對日本而言，確保對馬海峽與朝鮮乃至大陸的 連結，形同維持與東亞之聯繫。征韓可防止英俄進窺日本，這種思考方式在幕 末相當濃厚，或可視為尊王攘夷論的延伸。178
深究其內在意圖，率可分為五179：
一、傳統武士階級的失業救濟：大規模動員下級武士後的明治維新，裁抑 武士階級，損害其原有之經濟利益。若不將廣大士族的怨恨轉向，將引爆反政 府的浪潮。
二、發揚國威：安正條約以來，日本陸續喪失關稅自主權、領事裁判權成 為明治政府困惱之桎梏。欲藉日本之實力，換求外國之認可。
三、聯合東亞反抗歐洲：歐風東漸，東亞支國無力抵抗，唯有東亞同盟方 能阻止歐洲蠶食鯨吞。此於幕末本多利明、佐藤信淵之思想已可見。
176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5。
177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6。
178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6。
179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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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洲帝國的微型模仿，而朝鮮是抵抗幅度最小之處。
五、以國際糾紛為契機，進行國內改革。
征韓論雖胎死腹中，卻成為日本大陸理論的實踐依據，在隨後的歷史發展 顯現出個別的作用。世界經濟恐慌(1929-1933)時，日本便透過九一八事變（満 州事変）解決國內對社會經濟問題的關注。防止歐洲勢力東漸的東亞聯合主張，
體現在日後的大亞洲主義以及東亞共同體。至於獨立國家的象徵，不平等條約 與關稅自主，日本廢除領事裁判權雖在甲午戰爭（日清戦争）前，然要到 1911 年（明治 44 年，明治天皇過世前一年）方取回完全的關稅自主。微妙的是，早 在 1876 年（明治 9 年）藉由江華島事件，日本便取得朝鮮的領事裁判權。在甲 午戰爭後，亦取得對清的領事裁判權。在複雜且微妙的大陸政策中，羼雜日本 的國民解放、國民獨立與帝國主義的發展（進出）。對於明治時期的日本而言，
丸山下了意味深長的評價：「……日本對內尚未成為像樣的（一人前）國家，對 外卻以成熟的（一人前）帝國主義國家行動著。180」
或有舉岩倉具視或大久保利通(1830-1878)為例，認為這些內治派論者的存 在，形同否定征韓論。然而丸山認為這不過是時間上的差異，蓋從 1874 年牡丹 社事件與 1875 年的江華島事件可窺端倪。181
二、民權論的歷史意義
明治時期，民權論的發展可以從兩點觀之：即 1874 年民選議院的建言與一 連串至 1877 年的騷動。前者可以說是國權論與民權論巧妙湊泊之所在，蓋倡議 者為早先的征韓論者，如坂垣退助(1834-1919)與後藤象二郎(1838-1897)。後者為 萩之亂、佐賀之亂、神風連之亂以及武力倒幕的尾聲－西南戰爭，一連串的反
180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8。
181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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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運動，在暴動的同時亦主張著民權。182
然而此時的民權論運作展現出微妙之處，如明治政府中板垣退助與島津久 光(1817-1887)，共同在民權論的旗幟下抨擊新政府為「有司專治」183。板垣身 為民權運動之旗手自無疑運，然而島津實係新政府中封建思維至深者，竟攜手 共反大久保。又，其後受刺身亡的大久保，在討伐其之「斬姦狀」中，亦有壓 抑民權之字樣，然殺手亦是如雲井龍雄(1844-1871)般的封建主義者184。此外，
日本的右翼運動，亦可謂始自自由民權運動。以頭山滿(1855-1944)為代表的玄 洋社（原稱向陽社），揭示的三大憲章之一即為「固守人民之權利」185。在實際 問題的回應上，玄洋社的國權論者與土佐的民權論者，更時常立基於共同戰線。
實際上，在國權論與民權論的主張背後，容有各式各樣的動機，不能僅以形式 的主張而斷其真意，而這些主張所呼應者，無非是明治國家所背負的歷史課題。
對此最早提出體系性論述者，無非是福澤諭吉(1835-1901)。186
在後世的觀點中，福澤除啟蒙思想家的身分外，容易與國家主義者、國權 論者的形象結合，從而視其為日本主義者。事實上，丸山認為福澤的精神現代 化主張中，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互為表裡。因此，認其僅具其一的想法，根本 與歷史事實脫離。187
福澤言：「此時日本人之義務，唯保國體一條。保國體即使政權不失。若要 政權不失，則民智需進取。智識開展之道，首開在於急掃惑溺之古俗，取西洋 文明精神。」188保國體也者，即不使為外國人統治。福澤將文明的精神與人民 的自由獨立相連結，而給出「一身獨立則一國獨立」的命題，即並舉國內的解
182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58。
183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60。
184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60。
185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60。
186 〈明治国家の思想〉，頁 60。
187 丸山真男著，區建英譯，〈福澤的秩序與人〉，收錄於《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北京：
187 丸山真男著，區建英譯，〈福澤的秩序與人〉，收錄於《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澤諭吉》，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