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的環境(1949~1978)

一、法制整體的情況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國之後，曾嘗試對舊有體制進行改革，但改革本身並不 必然代來法制的實現，相對地卻是援引蘇聯的體制為藍本，建立起一個高度計劃 經濟體制。整個三十年間主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指導、用馬列主要的研究 方法從事各自學科的研究成為時尚與信念。蘇聯模式的法律框架一夕間替代國民 政府時期以來所既有繼受西方的法律體制，社會主義法制的體制進入中國，不管 這一套法制是否帶給大陸進入共產的理想境界，但是它的確割裂於過去清末、民 國期間法制的延續。這三十年間的歷程，加上發生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政 治運動，確實給予大陸法制發展帶來具大的傷害。

大陸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中提出「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們黨領導 全國人民有步驟地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並 開展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因為採取對於國民政府的法制的斷裂方式，蘇聯式 的法律制度迅速鋪蓋了大陸法律框架的格局，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開始建立並運 行，西方式的法律制度遭受排斥；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春，由於中國共產黨 在指導方針上有嚴重錯誤，左傾思潮不斷出現，且一直未能從根本上加以糾正，

法學被認為是政治性與階級性強的領域，而成為反右派階級鬥爭中的犧牲品，大 量司法人員被劃為「右派分子」，政法院校的招生數量急遽下降，相關法學著作、

譯作與教材的數量都比不上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狀態。法制受到嚴重損害，這就直 接導致了法制的停滯與倒退；經由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運動的衍生，進而扭曲並制 約了法制的發展。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大陸法學發展又受到了毀滅性的浩 劫，這便是文化大革命所帶來的致命性毀壞。在這期間大陸本身也偏離了蘇聯「社 會主義法制」的理論與實踐和常規法制狀態。由於強烈的政治性訴求，並朝向以 個人崇拜為主軸的模式，這期間法律未曾運作並被視為無物。一九七六年到一九

七八年底，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法學逐步開始復甦和重建，但 是左傾的觀念仍繼續存在盤旋在大陸的法學研究之上，導致了法學界餘悸重重，

整個法制發展處於徘徊階段。³²

二、經濟對法律的影響：計劃經濟體制造成計劃就是法律

大陸在建國初期採行蘇聯的做法，以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策略，並快速於一 九五三年展開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社會主義工業化是我們國家在過渡時期的中 心任務，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環節，則是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經濟發展 策略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所選定，作為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基本特徵。重 工業發展的本身具有資本密集、週期性長、建設規模巨大的特性。一經選定重工 業作為發展目標，致使完全缺乏相關條件的大陸，因應而生的制度安排是對於經 濟資源實行集中的計劃配置和管理，資源通過高度集中的計劃道路進行，實行工 商企業國有化，以及一系列剝奪企業自主權的經濟經營體制，致使市場經濟結構 逐步消失，並由計劃體制所替代。大陸通過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短時間內完成 國家工業化的資本累積，初步形成產業門類齊全、專業分工細緻的「社會化大生 產」，於是必然要求市場交換及其相應的改變，於此之下，法律制度亦呈現出高度 壓抑的管理風貌。

計劃經濟是政府為了一定的公共目的，在公有制基礎上，用行政手段組織社 會加以生產和分配的生產方式。計劃經濟首先須靠政府事先設定的生產計劃來加 以進行，儘管政府可以制定一個長期的計劃，但是指揮複雜的經濟運作主要是靠 集中與短期的計劃，致使計劃經濟的推展難以使法律能有一確定性，或是無法適 應這一體制的要求。正因為計劃經濟體制的確認，造成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行政 權力和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並形成一個上下絕對服從的一種政治、社會結構。

在這種計劃經濟的體制下，為促使體制運作的需求，法律的適用已經被一層層的

32 參考王文杰，《嬗變中之中國大陸法制》，新竹：交大出版社，2004 年 12 月，頁 96~118。

行政體制所替代，外來的法律需求與一般社會所需的基本法律造成體制上的衝突 而無法被援引使用。且計劃體制下的法律機制之所以不完善，在於它立足於計劃 活動的行政觀點，造成發號司令的上級機關以命令方法來規劃經濟活動，而不顧 法律的運作。

為了保證計劃制分配得當，維護計劃體系，以計劃權利和計劃義務為依據的 運作導致了「計劃就是法律」。各種指令性計劃指標具有法律的效力，各部門、各 地區、各企業和單位必須遵照執行。為了貫徹集中統一的指令性計劃，設置了一 整套行政機構，從兩方面交錯地管理著經濟的運行，即在縱的方面從中央到地方 按產業的劃分建立了各個部門的管理機構，在橫的方面按地區的劃分建立了各級 地區的管理機構，它們從上到下一級一級指揮，直到最小的單位，而企業或單位 分別隸屬於各級行政機構，它們的日常經營活動由各級行政機構直接指揮。

計劃經濟體制的運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效仿蘇聯式的框架，非常實際地確 認國家及其政府是體現威勢和操縱支配權力的組織體系，直接的認為其具有合法 性的地位可以刑罰其民的政治社會秩序，生活在這個體制內的人民，不必去思索 或探索這個體制本身確立的正當性與合法基礎，計劃結構本身的存在就是合法正 當的存在。計劃經濟作為一種制度的安排，其基本特徵就在於計劃的包羅萬象性。

這從一九六三年大陸國務院所印發的《計劃工作條例(草案)》即可見一斑，「國民 經濟計劃指標必須全面地反映國民經濟的主要活動。應該包括生產、流通、分配、

消費、積累等社會再生產的全部過程、農業、工業、建築、運輸、商業、文教等 國民經濟的各部門。既要包括產值、產品產量等數量指標，又要包括品種、質量、

成本、勞動生產率等質量指標。」由於計劃經濟中的計劃主體就是政府，計劃的 範圍無所不包，致使計劃經濟就是一種泛政府計劃經濟。泛政府計劃經濟是作為 市場經濟的對立面而出現，亦即由政府取代市場，這是一種把政府功能連同政府 缺陷推向極端的經濟制度安排。這樣的經濟體制運作有幾個特點：

1、經濟高度依賴政治、亦受政治所影響，並存在較大的政治風險；計劃經濟主體

的政府是一個政治組織，政治的風吹草動，經濟變質接收到影響。

2、經濟活動傾向於政治效益，因為社會的資源配置完全取決於政府計劃，這便決 定了一切經濟活動皆須滿足於政府所認可或追求的目標。

3、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或個人，沒有主動性，只有服從政府強制或其獎 懲的被動性，因為他們並非獨立的經濟主體，而是附屬於政府。

三、社會對法律的影響：單位社會結構造成行政命令代替了法律

一九五三年開始實施的計劃經濟體制結構，其所逐步形成的體制，便是高度 集中的體制「單位」³³一種軍事的、戰時的體制。每一個組織不論性質上屬於經濟 組織、群眾團體，都有一個行政主管部門，都要有掛靠單位。組織形式的行政化 使各個組織失去其獨立性和主體性地位，它為權力的高度集中提供了組織基礎。

國家權力不僅深入到社會基層，並且擴展到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以至於國家權 力之外，不再有任何民間的社會組織形式。這種高度集中政治體制必然是人治，

法律的作用被排除在體制之外，在行政隸屬關係中，認同的標準是上級領導的指 示，行為準則是上級的文件，行政命令代替了法律，上級指示便具有法律的效力。

四、政治對法律的影響：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特殊法律運作方式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該決定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 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的意識 型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運動的方法是運用 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儼然是一個政治運動的「章程」。 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於法律制度是高度的懷疑及破壞，且階級鬥爭的意識型態

33 1958 年，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 層組織；1961 年 3 月 15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在廣州舉行會議，由毛澤東主持，討論和制訂《農 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1962 年 9 月 27 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 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仍然是一脈相傳，只不過將其推向極端，但法律的作用仍有其連續性，只是採用

仍然是一脈相傳，只不過將其推向極端，但法律的作用仍有其連續性，只是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