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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黨內鬥爭

第二節 建國後黨內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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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國後黨內鬥爭

中共建黨以來黨內就路線、策略運用及權力爭奪部份,出現多起衝突。本節 將討論重點放在中共建國之後發生在黨內的三次大規模鬥爭活動,即1954 年的 高崗事件、1959 年的廬山會議風波以及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之後討論建 國後中共軍事路線變化的相關背景知識。

壹、 高崗事件

高崗事件是中共建國後第一次權力鬥爭,對照中共相關權力鬥爭案例,這起 事件純粹為中共高層,即高崗欲取代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二號領導人的地位,藉由 新稅制及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名單事件挑戰劉少奇的權威,然而最終毛澤東選擇支 持劉少奇,高崗及饒漱石被指為「高饒反黨聯盟」。前面提到鄧小平在討論關於

《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對於高崗事件進行重新審視,雖然 在決議內文中取消了這一事件「集團」、「聯盟」的指控,但有關兩個「司令」

和「反黨、篡權」的罪名並未免除。20

1952 年下半年韓戰進入相持階段,聯合國軍的攻勢在上甘嶺戰役遭到中國 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的阻擋,戰役帶給雙方在人員與器物的損失都讓雙方開 始正視重啟談判的可能性。為此隔(1953)年 7 月 27 日交戰雙方終於在 38 度線 的板門店簽署停戰協定,結束這場戰爭。21戰爭的結束代表著中共可以將注意力 放在國內經濟建設上,加上中共建國後致力恢復因內戰而受損的國內經濟,到了 1952 年時經濟狀況大抵恢復到抗戰前之水準,22也讓中共開始著手進行第一個五 年經濟計劃的推展,此時進行中央集權與加強中央機構領導人才便相當重要。

為加強中央的權力與對地方的領導,以及為即將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 進行準備,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關於改變大 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的決定》、《關於增設中央人民政府 機構的決議》兩項議案,透過將「將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 政委員會,僅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機關,而不作為地方的最高政權機關」;同 時增設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計劃經濟工作。23

       

20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故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 II-III。

21 林蘊暉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150-153。

2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2001),頁 578。

23 〈加強國家工作的集中性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 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 423-427。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 67-72。根據該決定,政府工作分成多個「口」,國家計畫工作,

由高崗負責;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檢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負責;財經工 作,由陳雲、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曾山、賈拓夫、葉季壯負責;文教工作,由習仲勳負責;

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四冊,頁180-182。根據該決定,高崗除了主管國家計劃工 作外,也領導政務院之下的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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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更甚的是,因為戰爭的關係,高崗同兩位高階將領彭德懷及林彪關係相當密 切,在密謀打倒劉少奇的當下,高崗同彭、林二人往來更令人起疑,33在曾被高 崗遊說不成的鄧小平、陳雲等人的密告下,毛澤東驚覺問題嚴重性,秘密派陳雲 南下廣東,調查1953 年 6-9 月高崗在南方度假時的言行舉止,34在與林彪交底之 後,林彪表示不再支持高崗,也讓毛澤東開始部署下一輪的行動:批判高崗。

在經過調查、部署後,毛澤東決定外出南下,並在1953 年 12 月底的中央政 治局擴大會議上,將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交由劉少奇主持,表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 信任;並在會議中意有所指的表示:

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 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35 在毛澤東缺席下,中共中央召開由劉少奇所主持的七屆四中全會,並通過針 對高崗、饒漱石「反黨」作為而來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中央全會結 束後又召開批判高崗、饒漱石的高級幹部座談會,進一步批判高、饒的問題,36 問題發展至此,高崗企圖以「死」明志,而出現兩次自殺,最終在1954 年 8 月 17 日自殺成功,距第一次自殺 2 月 17 日,整整半年。高崗死後,中共隨即對舊 部屬進行清算,雖然相較之後中共的黨內鬥爭,高崗事件的內部清算較寬,但也 連累不少人。但高崗事件的餘波仍持續著,也成為日後中共黨內鬥爭沿用的罪 名,如1959 年彭德懷的罷官,罪名之一即是曾參與高崗「反黨集團」,還有之 後的《劉志丹》小說事件,亦牽扯到高崗。37

貳、 廬山會議事件

中共共有三次在廬山舉行中央層級的會議,分別是 1959 年 7-8 月的政治局 擴大會議與八屆八中全會、1961 年 8 月的廬山工作會議、以及 1970 年 8-9 月的 九屆二中全會。本段討論的廬山會議特指1959 年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與八屆八中全會,該次會議對中共政治發展影響深遠,除了將中共中央工作由「糾

       

33 陳大蒙、劉史,《落井下石》,頁 192-201。

34 中共中央文獻硏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 191-192。

35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5,頁 147。該講話見於 1955 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高饒反 黨聯盟一詞也在這次會議上公開提及。

36 陳大蒙、劉史,《落井下石》,頁 227-240。

37 陳大蒙、劉史,《落井下石》,頁 311-335。受高崗事件牽連的,最著名的是高崗的「五虎上 將」,即時任東北局第二副書記張秀山;時任第三副書記張明遠;時任東北局秘書長趙德尊;時 任國家計委秘書長馬洪;時任東北局組織部長郭峰。另外還有三名省部級官員落馬是:時任山東 分局代理書記向明;時任中共駐北朝鮮大使倪志良;時任旅大區黨委第二書記陳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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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轉變為反「右傾」之外,並將上書批判大躍進的彭德懷及支持彭言論的黃克 誠、張聞天、周小舟列為反黨集團進行批判。38

現今研究1959 年廬山會議的中共黨史學者,大多會將此次會議發展狀況分 為二或三的時期,但共通點是將會議前期形容為「神仙會」,根據李銳的說法,

自第一次鄭州會議之後,對於進行大躍進過程中所出現的一些錯誤,逐漸得到糾 正,整體形式也逐漸好轉,為了讓大家在沉重壓力中暫時獲得紓解,同時也為了 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以利於之後工作進展,39因此中共中央選定在廬山召開政 治局擴大會議,由於會議前期氣氛較為寬鬆,故被稱為「神仙會」。

原先廬山會議預計至多只開半個月,到7 月 16 日便大致結束,之後通過一 個會議紀要作為正式文件下發,40然而會議討論過程中並未如毛澤東所預料的

「神仙會」模式,相反地對於現實形式的估計及問題上,中共黨內高級幹部之間 存在著相當多不同意見,同時7 月 14 日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信,雖對大躍進指 導思想提出肯定,但也對大躍進進行過程中出現的弊端展開批判。因為這兩個狀 況,讓毛澤東作出延長會期的決定,並將原先會議的組別進行重組,並再加入一 些新的人員到會議中。41

彭德懷的信先是肯定1958 年的大躍進運動,然而在提到大躍進運動所帶來 的負面影響時,則提到「浮誇風」盛行,並且將大躍進運動一些過「左」的行為 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並且提出「若不是毛澤東命好,工農太善良了,

中國老早就發生匈牙利事件,而不得不向蘇聯請求救兵」等言論,42信中內容批 判大躍進種種缺失引發毛澤東不滿,加上毛澤東在收到這封信後,印發給各小組 參閱後討論,張聞天在7 月 21 日於第二組的發言上,贊成彭德懷的論點。彭、

張兩人的言論,對毛澤東無疑是一項刺激,也讓毛澤東決定會議主軸由原先的「糾 左」轉為「反右傾」。43

在決定轉變會議討論方向後,毛澤東在7 月 23 日召集與會人員講話,展開 反擊。他在會議上不點名的指責彭德懷具有「資產階級動搖性」的傾向,為了表 示真理掌握在毛澤東這邊,毛在會議上表示: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一定滅亡,應該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

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組織紅軍去,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 我走。

       

38 姜華宣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頁297-298。

39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2009,最新增訂版),頁 24。

40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87。

4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下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2003),頁 977。

42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118-119。

43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140-147;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下冊,頁 72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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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接著提到:

我勸一部份同志講話的方向要注意。講話的內容基本正確,部份不妥。……

這些同志據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他們不是左派,可 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因為右派很喜歡 這種論調。……這些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不相信,將來看。44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會議方向突然轉變,令當時與會人員感到不解,如李銳與 黃克誠不約而同的在回憶史料中提到,對毛澤東在7 月 23 日的一席話感到「當 頭一棒、十分震驚」,並對毛的言論「感到不解」。45但毛澤東的講話為會議主 軸重新定調,會議主軸除了批判黨內的「右傾」思想外,更將彭德懷的思想性質 劃歸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黨的總路線進攻,並指稱彭德懷的信是別有用心等。

這些同志據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不是左派。……他們不是左派,可 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因為右派很喜歡 這種論調。……這些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不相信,將來看。44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會議方向突然轉變,令當時與會人員感到不解,如李銳與 黃克誠不約而同的在回憶史料中提到,對毛澤東在7 月 23 日的一席話感到「當 頭一棒、十分震驚」,並對毛的言論「感到不解」。45但毛澤東的講話為會議主 軸重新定調,會議主軸除了批判黨內的「右傾」思想外,更將彭德懷的思想性質 劃歸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黨的總路線進攻,並指稱彭德懷的信是別有用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