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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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本論文主要探討的焦點是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對軍事路線的制定造成什麼 影響。軍隊的掌握與否一直是中共黨內鬥爭能否勝利的關鍵，而在鬥爭達到高峰 時，指責敵對一方犯下「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是最常見的手法，由於中共在蘇維 埃時期需面對國民政府發動的圍勦戰爭，軍事指揮是蘇區領導人的主要任務之 一，故在「機會主義」錯誤內容上，往往將被指責的一方所推行的軍事路線看成 是錯誤的代表而加以推翻，而以自身意識型態為基礎的軍事路線代之；一直到中 共建國後，隨著黨內形勢的變化，亦牽連著軍事路線的制定與發展。故在談到黨 內鬥爭時，不應將軍隊因素排除在外。
本論文研究的時間點是從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建國開始，一直到毛澤東去 世，將近30 年的歲月中，中共軍事路線的發展為何，而如何成為中共黨內鬥爭 各派系打擊對方勢力的武器，而這又造成軍事路線在各時期出現何種變化？它又 對中共黨內派系在進行鬥爭時提供多大資源？但要注意的是，派系鬥爭時，往往 將敵方論點簡單化，並將這一簡單化後的概念指為敵方錯誤的論據，如林彪代表 著革命化建軍路線，彭德懷則作為支持軍隊現代化的標桿。因此在論述黨內鬥爭 與軍事路線關連性時，本論文會希望經由釐清這點，而探討將這種簡單化論點帶 入黨內鬥爭的企圖，它背後所隱含的動機與目的為何。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兩岸自1949 年後呈現分治狀態，彼此間的劍拔弩張加強了國內對於中共軍 事研究的興趣；而對美國來說，即使在建交後，中國崛起的態勢，使中共成為美 國在未來的霸權上潛在敵人，故加強了有關軍事相關研究。對於中共軍事，無論 是台灣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學界，重點大多擺在共軍軍事戰略規劃以及中共獨 特的黨軍關係上。本研究的重點在於討論黨內鬥爭對軍事路線的影響，實際上便 是黨軍關係的另一種討論。
壹、 文武關係研究的萌芽
在討論中共的黨軍關係前，應先對軍人與社會（或文人）的關係有所認識，
此關係即為「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何謂「文武關係」？學者們 在討論過程中對此有不同的解讀。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軍人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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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書中指出：「文武關係的主要焦點是軍官團和國家的關係」，4意即軍事 領導菁英與政府間的關係。郭末塔里斯（George A. Kourvetaris）和杜布雷茲（Betty A. Dobratz）則將文武關係理解為「武裝力量與社會」的關係。5國內學者洪陸訓 則認為文武關係應是：「武裝力量的組織和成員與社會的組織和成員之間的關 係；……在此意義上的『文』（civic），不僅指狹義上的文官或文人政府，而且 是指廣義上的平民或民間社會」。6依據研究目的與對象不同，在文武關係討論 上，各學者的看法有相當大的出入。
西 方 國 家 對 於 文 武 關 係 的 研 究 起 於 二 十 世 紀 三 ○ 年 代 ， 德 米 特 （Karl Demeter）的《德國軍隊與軍官》與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的《衛戍國家》
（The Garrison State）可為代表，同時此一時期的研究群體，社會學者多於政治 學者，研究著重在軍人心理行為與小團體的研究上。7
貳、 西方軍事專業主義的論述
到了1950 年代末，杭廷頓《軍人與國家》一書的問世，才奠定文武關係研 究的基礎，書中闡述的「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成為日後學 者討論各國文武關係、軍隊角色及影響力的主要分析模型，其核心概念即透過 軍事專業主義來達成文人治軍，在客觀上培養軍人專業主義，服從文人領導
（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在主觀上擴張文人權威、掌握軍隊（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8但是杭廷頓從西方社會形成的「文官至上」的角度做出的「軍 事專業主義」論點，在套用到第三世界國家與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上時出現格格 不入的情況，這是因為其它國家政治文化與西方觀念差異所造成的結果，但卻不 損「軍事專業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的價值。同時期的簡諾維茲（Morris Janowitz）
亦從軍隊「專業化」的角度出發來探討文人治軍，但與杭廷頓主張的軍人中立之
「軍事專業主義」不同的是，簡氏不認為軍人與社會完全分離，反而認為應從政 治─社會的角度看待武裝力量與文人政府的互動，換言之，軍隊與社會是息息相 關的。9
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
5 轉引自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2002），頁 7。
6 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台北：麥田，1999），頁 386。
7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2002），頁 58-59。
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pp. 80-84.
9 譚瑞茂，〈我國的文武關係與政戰制度〉（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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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
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研究，主要圍繞在兩個社會主義大國─蘇聯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進行討論。由於共黨國家以黨領政的結果，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事實上就 是黨與軍的關係。1950 年代西方學界在研究共黨國家途徑上，主要是採取極權 主義模式，而對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進行分析上，亦受到極權主義模式的影響，
10因此歐登姆（William Odam）的「機構和諧途徑」（institutional congruence approach）假定蘇聯黨軍關係是一體而非分離的，黨軍衝突可被視為黨內衝突，
11這個概念後來成為波爾穆特（Amos Permutter）論述「雙重角色菁英」途徑的 基礎。
與此相反，科考維茲（Roman Kolkowicz）有不同觀點，科氏認為蘇共與蘇 軍的關係是傾向於衝突，在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一書中他 充份闡明這個觀點，這類觀點被稱為「利益團體途徑」（interest group approach）
或機構衝突模型（institutional-conflict model），他更認為這種衝突「給蘇聯政治 帶來長期的威脅」。12
在解釋蘇聯文武關係常用途徑中，除了上述的兩種外，還有科爾頓（Timothy Colton）的「參與模式」（participatory model），雖然在黨軍關係上科氏同歐氏 抱持同樣觀點─蘇聯黨軍模式是相互合作的，但不同於「機構和諧途徑」，科氏 更強調軍人的政治影響力及其參與軍事決策部份，黨會試圖去滿足軍隊的利益，
黨軍關係是一種同盟關係，軍人在取得參與相關決策和獲得希望的利益後無意去 推翻黨的領導。13
肆、 中共黨軍（文武）關係之研究
回顧西方文武關係理論的發展過程，自杭廷頓開啟西方研究文武關係的熱潮 後，大多數的理論均以文武對立的假定展開，也正因為如此，共黨國家獨特的黨 軍一體化模式，特別是像中共這種透過武裝鬥爭而成立之國家，要套用西方的文 武關係分析架構時往往差距甚大，故大多數學者建立自己的架構時，往往將共黨
10 洪陸訓，〈中共文武關係研究途徑之探討〉，《東亞季刊》（臺北），1995 年第 26 卷第 4 期，
頁84。
11 William Odam, “A Dissenting View on the Group Approach to Sovie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4, July 1976, pp. 542-567；譚瑞茂，〈我國的文武關係與政戰制度〉，頁 29-30。
12 Roman Kolkwicz,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13 Timothy Colton, The Party-Military Connection: A Participatory Model, in Dale R. Herspring &
Ivan Volgyes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System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8), pp. 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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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排除在外。14此外，蘇聯與中共雖同為共產主義政體，但中共「槍桿子出政 權」的特殊歷史背景，導致軍隊勢力、地位在中共黨內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這與 蘇聯情況是不太相同的，因此有關中共的文武（黨軍）關係研究，雖有部份借用 了蘇聯文武關係的理論與研究模式，但在借用的同時，西方對於中共黨軍關係的 研究，也逐漸脫離蘇聯模式的套用，而發展出多種解釋途徑。
在中共文武（黨軍）關係之研究中，西方學術界主要分成兩大途徑：「軍事 專業化模型」與「派系主義」，此外還包括「黨控制」途徑與「雙重角色菁英」
途徑等。
一、 「軍事專業主義」途徑
1949 年中共建國後，隔年隨即捲入韓戰，中共在內戰中所採行的「人民戰 爭」戰略在美軍優勢武力下受到相當大挑戰；同時建政後蘇聯開始大量援助中 國，藉由蘇聯幫助，中共軍隊開始朝現代化、專業化方向前進。岳飛（Ellis Joffe）
與詹克斯（Harlan W. Jencks）認為雖然共軍並非全然是專業者，但是共軍走向現 代化的道路最後是朝軍事專業主義方向前進。15岳飛以杭廷頓的軍事專業主義出 發，在其兩本專著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與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提到，1950 年代 彭德懷領導的解放軍現代化，造成中共黨內出現了「紅」「專」辯論，彭德懷的
「罷官」，林彪在軍中推行的「突出政治」讓共軍朝向革命化、政治化角度傾斜；
然而在毛澤東去世後，軍隊逐漸從政治活動脫離出來，軍事訓練逐漸受到重 視，強調專業更甚於革命，最後他認為1985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是共軍退出政治 的關鍵點，軍人對中央決策機構的影響力也大幅減低，雖然軍隊元老的非正式 影響力仍然存在。16詹克斯也與岳飛看法相同，他運用科考維茲分析蘇聯黨軍關 係的架構，提出專業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其實相當密切，這種出現在蘇聯的情況在 中國也同樣適用，中共的科技發展會將帶來軍隊的專業化。17
「六四」事件，中共高層悍然以軍隊鎮壓示威學生，這使得西方學者重新檢 討中共黨軍關係，以及軍隊的專業化是否能持續。詹克斯認為「六四」時並沒有 出現軍隊分裂的情況，軍隊仍服從於上層命令而行動，然而「六四」可能消蝕鄧
14 洪陸訓，〈共黨國家文武（黨軍）關係的理論與研究途徑〉，《共黨問題研究》（臺北），
1994 年第 20 卷第 8 期，頁 28-29。
15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What Have We Learned? Where Do We Go? in James C. Mulvenon & Andrew N.D. Yang, e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Studies in the Post-Mao Er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1), p. 7.
16 Ellis Joffe,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pp.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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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自1980 年以來致力於軍隊專業化的成果。18但是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
則 在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nior Chinese Officer Corps: Tren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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