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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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論文. 指導教授：關向光博士. 學中共軍事路線的轉變─. ‧. ‧ 國. 立. 政治大. n. al. er. io. sit. y. Nat. 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Ch. engchi. i n U. 研究生：黃宇松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 v.

(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3) 謝. 辭. 熬了近四年才畢業，不知已聞幾次「你何時要畢業」這詞，真是聽到耳朵都快長繭了，如今終於要畢業了，開心之餘，不免有些感傷，面對著不確定的未來心裡的徬徨可想而知，畢竟學生與出社會本來就是兩種截然不同的性質，加上這幾年的情況……，實在不願多想。在東亞所近四年的歲月中，除了給我知識上教導，也給了我之前未嘗試過的各種經驗；這些事務，是當初決定要考東亞所時所未想到的，事後回想當初要考東亞所的決定，其實是一個蠻莫名的過程，莫名的決定要考、莫名的準備、最後莫名的考上。家人對於我考上這個從名稱上完全看不出來在幹啥的研究所，仍願意支持我完成這項學業，並在碩班初期給予物質上的援助，這些都令我滿懷感激的，爸、媽、大哥、兩位姐姐，感謝你們的全力支持。. 政治大. 老師部份，第一個要感謝的是我的論文指導：關向光老師，在我寫這本論文毫無頭緒的時候，老師給予我一些寫作靈感與方向，讓我不斷地突破寫作上瓶頸，最終得以順利寫完這本論文，而老師細心且耐心的閱讀我的論文，使得這本論文得以字句流暢，將錯別字的情況控制在最小的情況；此外老師對於課業外的關懷，也讓我感到溫馨。兩位口委施哲雄老師與丁樹範老師，在口試過程中提出很多有益的意見，同時給予我鼓勵，使得這本論文能夠有更好展現。所上其它老師：邱坤玄老師與魏艾老師，除了課業上的指導外，平常時候對於學生問候、關懷，這些都讓我在東亞所的歲月裡備感溫暖。. 立. ‧. ‧ 國. 學. sit. y. Nat. n. al. er. io. 另外要感謝三位工作上的老闆：吳得源老師、張執中老師與董立文老師。在三位老師的帶領下，讓我學習到做學問的態度與方法，三位老師也都藉由碰面的機會多次講解做人處事的道理，並對我的生活近況予以關心，您們的關懷與教誨我會勞記在心的。. Ch. engchi. i n U. v. 所上助教張姐，是我必須報以十二萬分謝意的人。在東亞所的這段時間裡，張姐對我的照顧是難以用文字形容的，雖然你總是以「我幫你很多忙」來回應你對我的照顧，但是你對我的幫忙，以及對我的信任，使我能夠更順利的完成學位，真的非常感謝你。揪甘心的雅鈴學姐，在學業與生活上給我的提點與幫助，讓我在所上的求學歲月能夠順利，雖然有時你會變身為「壞心」的學姐，但我還是會懷念與你一同去買星巴克和剖析各種大大小小事的日子，這些東西將是永恆的回憶。總是笑的很詭異的文翔學長，大家都說你是個很機車的人，我認為……哈，那段差點凍死在新疆天山的經歷，想必你我永難忘；也感謝你幫我在中研院借書，使得這本論文內容得以充實，真的很感謝你。我心目中的永遠正妹于蓁學姐，很訝異能跟你變得這麼熟且無話不談，你在某些地方給我的提點我會銘記於心的。. . I.

(4) 大學系出同源的國書、為元、振諭三位學長，在我要準備考東亞所時給我在讀書的方法與考試技巧的指導，使我能夠順利考上東亞所；在我剛進來就讀，台北人生地不熟的情況下，介紹許多人事物與打工機會，使我得以站穩陣腳，謝謝你們的照顧。忠信學長將許多珍貴書籍移轉給我，使我的論文資料能夠詳實，給我很大的幫助。長期窩在所辦的結果，讓我認識許多學長姐，阿 sir 學長、欣潔學姐、敬智學長、顧霈學姐、張廖學長、心儀學姐、欣儀學姐、偉峰學長、意植學姐、信成學長、孟達學長，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無法一一具名，但你們對我的關心，是我成長的動力。與我同在一起奮鬥的東亞所第四十屆同學們，很高興能和你們一起讀書、一起歡樂、也一起畢業，雖然我們相處的時間並不長，然而大家一起同甘苦、共患難的結果，卻使得我們更加緊密連繫在一起。我的好搭檔政泰，在你領導下的各項活動，你都能夠想辦法利用現有資源使命必達，也能有效帶領我們完成一個又一個艱難的挑戰，在你領導下的我始終是心情愉悅的。另一個戰友學典，我們也一起經歷各式挑戰，我們一起緊張過、生氣過、抱怨過，但最終總能安全下莊，這些經驗也都將留在我的腦海中。家銘，你是我第一個認識的班上同學，你對每個事務的專注是我一直要努力學習的。阿姐雅妃與玫今，一起走絲路的旅程是一個相當難得的經驗，這段旅程也會成為一個難忘的回憶。.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al. er. io. sit. y. Nat. 彥榕、聖紘、聖琳、毅陽、勁垠、欣秀、育伶、易穎、俊傑、兆崑、千瑛、姿秀、瑞婷，與你們一起相處的日子雖然不長，但這些求學時代的回憶將會是我們的集體記憶，在十幾二十年後重新聚首，將會是很好的共同話題。. n. 大學的好友黑毛，謝謝你的一路上的鼓勵，以及幫我搜尋資料，我才能得以順利畢業，而其它好友老余、哈利、帥哥、花蓮人、小比克、盈秀、興恆、老人，在我剛來台北人生地不熟狀況下，偶爾聚會吃飯，讓我不會覺得「台北沒朋友」，哈！. Ch. engchi. i n U. v. 夜半寂靜，在寒冷的夜晚寫完這份謝辭，代表著我的碩士生涯正式結束，即將航向未知的未來，突然想到《隱形的翅膀》這首歌末段部份：我終於看到所有夢想都開花追逐的年輕歌聲多嘹亮我終於翱翔用心凝望不害怕哪裡會有風就飛多遠吧希望我能乘著這個風，飛得更遠吧！！！ 2010.01.16 凌晨 1 點于指南路二段 77 巷 3 號 3 樓 . II.

(5) 摘. 要. 中共自古田會議之後明確了「黨指揮槍」的原則，在黨軍一體的情況下，中共的黨內鬥爭或多或少地對軍隊造成影響；也因為黨與軍隊高階領導人存在著「雙重菁英」的身份，軍隊往往被捲入黨內鬥爭之中，這都為中共的軍隊建設造成深遠影響。而中共建國後為改善軍隊長期存在的山頭主義、游擊氣息，致力於軍隊管理、訓練納入統一的制度下；同時 1950 年中共參與韓戰，體驗到以美國為首的聯合國軍運用現代武器所帶來的震撼。這些狀況都讓中共開始思考開展軍事現代化、正規化的問題。此外，革命化的建軍路線，並未隨著共軍開展軍事現代化、正規化而被揚棄，政治工作仍是共軍建軍路線的重要環節。因此毛澤東時期共軍的軍事路線，呈現出現代化、正規化、革命化三者並行的現象，但這三者比例，随著彭德懷、林彪與葉劍英先後主掌軍委日常工作，而有不同的偏重。.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關鍵字：共軍軍事路線、黨內鬥爭、雙重角色菁英. n. er. io. sit. y. Nat. al. . Ch. engchi. III. i n U. v.

(6) 目. 錄. 第一章緒論 ............................................................................. 1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文獻回顧............................................................................................2 研究途徑與方法..............................................................................11 研究架構..........................................................................................12. 第二章黨內鬥爭 ................................................................... 15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黨內鬥爭的性質..............................................................................15 建國後黨內鬥爭..............................................................................20 黨軍關係..........................................................................................31. 第三章邁向現代化、正規化時期（1949-1957） .............. 35 政治. 大. 建國初期的軍事建設......................................................................35 軍隊正規化與四大制度確立..........................................................44 內外環境對中共軍事路線的影響..................................................51. 立. ‧ 國. 學.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第四章在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擺盪（1958-1965） .......... 59. ‧. 1958 年軍委擴大會議對正規化的衝擊.........................................59 革命化的建軍走向..........................................................................74 持續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81 正規化與革命化兼容下的矛盾......................................................89. er. io. sit. y. Nat.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 n. 第五章文革的建軍方向（1966-1976） ............................ 93 a v 第一節第二節第三節. i l C n hengchi U. 軍事正規體系的破壞......................................................................93 文革的建軍路線............................................................................103 軍隊的重新整頓............................................................................109. 第六章結論 ......................................................................... 117 參考書目 ................................................................................ 127 壹、中文............................................................................................................127 貳、英文............................................................................................................135. .

(7) 第一章緒論. 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壹、研究動機毛澤東曾言：「槍桿子出政權」，這句話可解釋中共戰勝國民黨而取得政權最關鍵因素。軍事的重要性從中共建黨三年後即創立軍事部可以看出來，1但一直到八一南昌暴動後，中共才擁有自己的軍隊，這也才出現軍事路線的制定問題。. 政治大. 中共建軍以來，始終強調著「黨指揮槍」的原則，一直到現在，「支部建立在連隊之上」的原則仍舊存在，也因為黨與軍隊的緊密結合，導致軍人高度參與黨內事務，同時在黨國一體的情況下，軍人對於政府運作亦有相當影響力，尤其是毛澤東主政時，權責劃分不清，加上中共是以武力取得天下，開國元勳大多具軍事背景，更使得軍隊在中國政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與西方民主國家強調的「軍人中立」有相當大的差距。然而共軍對於中共黨務、政務究竟發揮多少影響力？是否能將中共政治劃歸為軍人當政呢？. 立. ‧. ‧ 國. 學. y. Nat. sit. n. al. er. io. 中共建黨後，其內部出現多次的權力鬥爭，鬥爭的結果均造成最高領導階層更替，在毛澤東正式被定於一尊前，被鬥爭下來的中共領導人，無不是被冠上「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毛在一次談話也指出中共自建黨以來存在著 10 次「路線鬥爭」，2但郭華倫曾指出，「中共的路線鬥爭基本都可看成是權力鬥爭」3。然而不論是權力鬥爭或路線鬥爭，在中共內部出現衝突時，軍人往往是不容忽視的力量，而且在共產國際對中共的影響力日漸式微與國民政府加緊對中共的軍事攻擊下，軍隊地位與重要性的提升使其在黨內鬥爭中日益重要。在軍隊捲入黨內鬥爭後，對於中共的建軍路線造成何種影響？除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外，中共對軍隊的角色認定、戰略戰術的制定執行與建軍方向，隨著時、地、人的轉變而有不同的型態出現，在此前提下，黨內鬥爭必然會出現軍事路線的變化嗎？這兩者之間的關連性為何？這是本研究想去探究的。. Ch. engchi. i n U. v.                                                         1. 王志嵩，〈中共中央軍委會變遷之硏究（1949-1976）〉（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硏究所， 2006），頁 8。 2 江山主編，《共和國檔案：影響新中國歷史進程的 100 篇文章》（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頁 355。 3 郭華倫，〈論中共之派系〉，《匪情月報》（臺北），1979 年第 22 卷第 2 期，頁 9-10。 1.

(8)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貳、研究目的本論文主要探討的焦點是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對軍事路線的制定造成什麼影響。軍隊的掌握與否一直是中共黨內鬥爭能否勝利的關鍵，而在鬥爭達到高峰時，指責敵對一方犯下「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是最常見的手法，由於中共在蘇維埃時期需面對國民政府發動的圍勦戰爭，軍事指揮是蘇區領導人的主要任務之一，故在「機會主義」錯誤內容上，往往將被指責的一方所推行的軍事路線看成是錯誤的代表而加以推翻，而以自身意識型態為基礎的軍事路線代之；一直到中共建國後，隨著黨內形勢的變化，亦牽連著軍事路線的制定與發展。故在談到黨內鬥爭時，不應將軍隊因素排除在外。本論文研究的時間點是從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共建國開始，一直到毛澤東去世，將近 30 年的歲月中，中共軍事路線的發展為何，而如何成為中共黨內鬥爭各派系打擊對方勢力的武器，而這又造成軍事路線在各時期出現何種變化？它又對中共黨內派系在進行鬥爭時提供多大資源？但要注意的是，派系鬥爭時，往往將敵方論點簡單化，並將這一簡單化後的概念指為敵方錯誤的論據，如林彪代表著革命化建軍路線，彭德懷則作為支持軍隊現代化的標桿。因此在論述黨內鬥爭與軍事路線關連性時，本論文會希望經由釐清這點，而探討將這種簡單化論點帶入黨內鬥爭的企圖，它背後所隱含的動機與目的為何。.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sit. y. Nat. n. al. er. io. 第二節文獻回顧 Ch. i n U. v. 兩岸自 1949 年後呈現分治狀態，彼此間的劍拔弩張加強了國內對於中共軍事研究的興趣；而對美國來說，即使在建交後，中國崛起的態勢，使中共成為美國在未來的霸權上潛在敵人，故加強了有關軍事相關研究。對於中共軍事，無論是台灣或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學界，重點大多擺在共軍軍事戰略規劃以及中共獨特的黨軍關係上。本研究的重點在於討論黨內鬥爭對軍事路線的影響，實際上便是黨軍關係的另一種討論。. engchi. 壹、文武關係研究的萌芽在討論中共的黨軍關係前，應先對軍人與社會（或文人）的關係有所認識，此關係即為「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何謂「文武關係」？學者們在討論過程中對此有不同的解讀。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軍人與國. 2.

(9) 第一章緒論. 家》一書中指出：「文武關係的主要焦點是軍官團和國家的關係」，4意即軍事領導菁英與政府間的關係。郭末塔里斯（George A. Kourvetaris）和杜布雷茲（Betty A. Dobratz）則將文武關係理解為「武裝力量與社會」的關係。5國內學者洪陸訓則認為文武關係應是：「武裝力量的組織和成員與社會的組織和成員之間的關係；……在此意義上的『文』（civic），不僅指狹義上的文官或文人政府，而且是指廣義上的平民或民間社會」。6依據研究目的與對象不同，在文武關係討論上，各學者的看法有相當大的出入。西方國家對於文武關係的研究起於二十世紀三 ○ 年代，德米特（ Karl Demeter）的《德國軍隊與軍官》與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的《衛戍國家》（The Garrison State）可為代表，同時此一時期的研究群體，社會學者多於政治學者，研究著重在軍人心理行為與小團體的研究上。7. 政治貳、西方軍事專業主義的論述. 立. 大. ‧. ‧ 國. 學. 到了 1950 年代末，杭廷頓《軍人與國家》一書的問世，才奠定文武關係研究的基礎，書中闡述的「軍事專業主義」（military professionalism）成為日後學者討論各國文武關係、軍隊角色及影響力的主要分析模型，其核心概念即透過軍事專業主義來達成文人治軍，在客觀上培養軍人專業主義，服從文人領導（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在主觀上擴張文人權威、掌握軍隊（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8但是杭廷頓從西方社會形成的「文官至上」的角度做出的「軍事專業主義」論點，在套用到第三世界國家與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上時出現格格不入的情況，這是因為其它國家政治文化與西方觀念差異所造成的結果，但卻不損「軍事專業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的價值。同時期的簡諾維茲（Morris Janowitz）亦從軍隊「專業化」的角度出發來探討文人治軍，但與杭廷頓主張的軍人中立之「軍事專業主義」不同的是，簡氏不認為軍人與社會完全分離，反而認為應從政治─社會的角度看待武裝力量與文人政府的互動，換言之，軍隊與社會是息息相關的。9.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 4.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3. 5 轉引自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2002），頁 7。 6 洪陸訓，《武裝力量與社會》（台北：麥田，1999），頁 386。 7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2002），頁 58-59。 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pp. 80-84. 9 譚瑞茂，〈我國的文武關係與政戰制度〉（臺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頁 21-22。 3.

(10)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參、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研究，主要圍繞在兩個社會主義大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討論。由於共黨國家以黨領政的結果，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事實上就是黨與軍的關係。1950 年代西方學界在研究共黨國家途徑上，主要是採取極權主義模式，而對共黨國家的文武關係進行分析上，亦受到極權主義模式的影響， 10 因此歐登姆（William Odam）的「機構和諧途徑」（institutional congruence approach）假定蘇聯黨軍關係是一體而非分離的，黨軍衝突可被視為黨內衝突， 11 這個概念後來成為波爾穆特（Amos Permutter）論述「雙重角色菁英」途徑的基礎。與此相反，科考維茲（Roman Kolkowicz）有不同觀點，科氏認為蘇共與蘇軍的關係是傾向於衝突，在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一書中他充份闡明這個觀點，這類觀點被稱為「利益團體途徑」（interest group approach）或機構衝突模型（institutional-conflict model），他更認為這種衝突「給蘇聯政治帶來長期的威脅」。12.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在解釋蘇聯文武關係常用途徑中，除了上述的兩種外，還有科爾頓（Timothy Colton）的「參與模式」（participatory model），雖然在黨軍關係上科氏同歐氏抱持同樣觀點─蘇聯黨軍模式是相互合作的，但不同於「機構和諧途徑」，科氏更強調軍人的政治影響力及其參與軍事決策部份，黨會試圖去滿足軍隊的利益，黨軍關係是一種同盟關係，軍人在取得參與相關決策和獲得希望的利益後無意去推翻黨的領導。13. er. io. sit. y. Nat. n. al. i n C 肆、中共黨軍（文武）關係之研究 hengchi U. v. 回顧西方文武關係理論的發展過程，自杭廷頓開啟西方研究文武關係的熱潮後，大多數的理論均以文武對立的假定展開，也正因為如此，共黨國家獨特的黨軍一體化模式，特別是像中共這種透過武裝鬥爭而成立之國家，要套用西方的文武關係分析架構時往往差距甚大，故大多數學者建立自己的架構時，往往將共黨.                                                         10. 洪陸訓，〈中共文武關係研究途徑之探討〉，《東亞季刊》（臺北），1995 年第 26 卷第 4 期，頁 84。 11 William Odam, “A Dissenting View on the Group Approach to Soviet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4, July 1976, pp. 542-567；譚瑞茂，〈我國的文武關係與政戰制度〉，頁 29-30。 12 Roman Kolkwicz, The Soviet Military and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13 Timothy Colton, The Party-Military Connection: A Participatory Model, in Dale R. Herspring & Ivan Volgyes ed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System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8), pp. 53-75. 4.

(11) 第一章緒論. 國家排除在外。14此外，蘇聯與中共雖同為共產主義政體，但中共「槍桿子出政權」的特殊歷史背景，導致軍隊勢力、地位在中共黨內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這與蘇聯情況是不太相同的，因此有關中共的文武（黨軍）關係研究，雖有部份借用了蘇聯文武關係的理論與研究模式，但在借用的同時，西方對於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也逐漸脫離蘇聯模式的套用，而發展出多種解釋途徑。在中共文武（黨軍）關係之研究中，西方學術界主要分成兩大途徑：「軍事專業化模型」與「派系主義」，此外還包括「黨控制」途徑與「雙重角色菁英」途徑等。. 一、「軍事專業主義」途徑 1949 年中共建國後，隔年隨即捲入韓戰，中共在內戰中所採行的「人民戰爭」戰略在美軍優勢武力下受到相當大挑戰；同時建政後蘇聯開始大量援助中國，藉由蘇聯幫助，中共軍隊開始朝現代化、專業化方向前進。岳飛（Ellis Joffe）與詹克斯（Harlan W. Jencks）認為雖然共軍並非全然是專業者，但是共軍走向現代化的道路最後是朝軍事專業主義方向前進。15岳飛以杭廷頓的軍事專業主義出.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發，在其兩本專著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與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提到，1950 年代彭德懷領導的解放軍現代化，造成中共黨內出現了「紅」「專」辯論，彭德懷的「罷官」，林彪在軍中推行的「突出政治」讓共軍朝向革命化、政治化角度傾斜；然而在毛澤東去世後，軍隊逐漸從政治活動脫離出來，軍事訓練逐漸受到重視，強調專業更甚於革命，最後他認為 1985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是共軍退出政治的關鍵點，軍人對中央決策機構的影響力也大幅減低，雖然軍隊元老的非正式影響力仍然存在。16詹克斯也與岳飛看法相同，他運用科考維茲分析蘇聯黨軍關係的架構，提出專業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其實相當密切，這種出現在蘇聯的情況在中國也同樣適用，中共的科技發展會將帶來軍隊的專業化。17.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六四」事件，中共高層悍然以軍隊鎮壓示威學生，這使得西方學者重新檢討中共黨軍關係，以及軍隊的專業化是否能持續。詹克斯認為「六四」時並沒有出現軍隊分裂的情況，軍隊仍服從於上層命令而行動，然而「六四」可能消蝕鄧                                                         14. 洪陸訓，〈共黨國家文武（黨軍）關係的理論與研究途徑〉，《共黨問題研究》（臺北）， 1994 年第 20 卷第 8 期，頁 28-29。 15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What Have We Learned? Where Do We Go? in James C. Mulvenon & Andrew N.D. Yang, e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 Retrospective on Chinese Military Studies in the Post-Mao Era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1), p. 7. 16 Ellis Joffe,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7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 pp. 25-31. 5.

(12)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小平自 1980 年以來致力於軍隊專業化的成果。18但是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則在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nior Chinese Officer Corp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提出數據，即中共軍官的教育水準比之前更高，教育內容也變得強調技術知識與軍事理論而非意識型態，共軍內部技術專門化也正不斷增強。 19 李成與白霖（Li Cheng & Lynn White）也與毛文杰觀點相同，即共軍功能分化現象日益突顯，但是共軍軍官教育程度日益提升，意謂著軍官的連繫網絡以「校際連繫」（School Tie）取代了傳統野戰軍為主的分類。20. 二、派系途徑（又稱「野戰軍」途徑）派系主義途徑長期地被香港與台灣學者所運用，它強調解放軍內部存在著個人網絡與派系聯盟，個人網絡決定每個人的仕途起落、政策制定，甚至黨軍互動。 21 在共軍的派系研究中，有些學者是以世代經驗作為劃分的基礎，它以特定的經驗作為劃分派系的依據，如惠策恩（William W. Whitson）將解放軍分成五個野戰軍為基礎的派系，這幾個派系都保有其獨立性，在某一野戰軍所佔有的領域中其它派系的人馬很難有效發展，尤其各大軍區成員甚少大規模跨區調動，這讓地方軍人得以發展並鞏固其權力基礎。22這解釋了文革時期，以林彪為首的「四野」.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將領獨大情況；1973 年毛澤東命令「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意在防止地方軍人長期佔領一方進而威脅到中央。23鄧小平上台後，則代之以「二野」為主的將領，在 1988 年恢復軍銜制時，鄧小平所任命的 17 名上將中，有 6 人出身「二野」系統，為各派系中人數最多，24這為鄧小平穩定軍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小派瑞許（William L. Parish Jr.）同樣以世代作為派系劃分方式，但他認為惠策恩的五個野戰軍模型在解釋 1967 年後的派系行為會有所侷限，因此在 Factions in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s 一文中即以 1967 年作為分界線，作為中國軍事政治的派系模型。25尼爾森（Harvey W. Nelsen）的派系模型則建立在地方與主要部隊的對立之上，在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一書中詳細介紹共軍從中央到地方有關組織、軍隊訓練.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 18. Harlan W. Jencks,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in China: Tiananmen and Aft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91, pp. 14-29. 19 James C. Mulvenon, Professionalization of the Senior Chinese Officer Corps: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7). 20 Li Cheng & Lynn White, “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 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Vol. 33, No. 8, Aug. 1993, pp. 757-786. 21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p. 3. 22 William W. 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23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 33。 24 鄭義，《中共軍頭點將錄：與國軍對峙的 42 名悍將》（台北：開今文化出版，1996），頁 20。 25 William L. Parish Jr., “Factions in Chinese Military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56, October 1973, pp. 667-699. 6.

(13) 第一章緒論. 等狀況，他認為地方與主要部隊的對立表現在 1967 年的武漢「七二○事件」上。 26. 派系主義途徑在中共處於低度制度化與高度政治不確定性時期較具解釋力，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後，這個途徑的解釋力便大幅減低，畢克福特（Thomas J. Bickford）甚至認為用野戰軍或其它派系模型作為研究 1980 年代中共文武（黨軍）關係是一條錯誤的途徑，反而專業主義模型在解釋上較為充分。27「六四」事件後，派系模型重新被西方學者所重視，畢克福特認為有兩點原因：第一，派系是理解中共如何決定使用武力鎮壓的重要因素；第二，「六四」事件之後，解放軍內部形成以楊尚昆與楊白冰為首的「楊家將」勢力。28 此外，史溫（Michael D. Swaine）是 1990 年代強調以派系因素研究中共黨軍關係的學者，他的研究途徑試圖指出派系在中國政治系統中所扮演的角色。史溫在研究中發現，共軍被少數人高度控制，軍隊司令員未經中央許可不能擅自調動部隊；另外派系在中共出現危機時就顯得重要，因為政治與軍隊領導者高度依賴他們所信任之人。29而江澤民在擔任總書記初期，為了有效鞏固其權力，對於.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共軍展開了各種「奉承」，除了大幅提升軍事預算外，更多次晉升高階將領，但這造成軍隊高層領導中出身山東的將領激增，使得「山東幫」成為共軍中一個主流派系，為了壓制「山東幫」的影響力，江澤民遂扶持和其出身相同的「江蘇幫」相抗衡。30因此從共軍的人事晉升中，仍可看出派系因素在背後的操作，但隨著軍官晉升管道、正常輪調等制度的建立，個人難以長期維持某一地區的社會網絡，這都使得派系途徑的討論漸趨式微。31. io. sit. y. Nat. er. 三、「黨控制」途徑對比「雙重角色菁英」途徑. al. n. v i n Ch 「黨控制」途徑，基本上與「軍事專業主義」途徑的前提假設相同，即建立 engchi U 在黨與軍隊的衝突上，並以居領導角色的黨佔上風而告一段落，「黨控制」也 32. 與毛澤東一直強調的「黨指揮槍」概念相契合。然而「黨控制」途徑的解釋卻遭受相當批評，因為其忽視了中共黨與軍隊之間特殊的「共生」關係或中共內部菁英應是「雙重角色菁英」的事實。                                                         26. Harvey W. Nelsen, The Chinese Military System: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2n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pp. 35-43. 27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p. 12. 28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pp. 18-19. 29 Michael D. Swaine, The Military &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2). 30 林弘展，《中國人民解放軍 X 檔案》（台北：本土文化出版，1996），頁 16-23。 31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2002），頁 95。 32 洪陸訓，〈中共文武關係研究途徑之探討〉，頁 87。 7.

(14)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中共自 1927 年南昌暴動建軍以來，一直面對戰爭的威脅，這也讓中共黨的領導人須直接或間接面對、指揮軍隊的情況，因此黨軍菁英彼此間相互重疊的情形相當普遍，黨軍的機構也是相當模糊。鄭曉時認為西方在描繪中共的黨軍關係上，強調了「軍中有黨」，即「黨控制」的部份，忽略了黨的中央委員會與政治局都有軍人代表，並且大多數軍人都具有黨員雙重身份，因此「共軍與共黨的組織關係，是同一個組織之中部份與整體的關係，而不是兩個不相統屬的組織體之間的關係」。33「雙重角色菁英」概念的系統化在波爾穆特（Amos Perlmutte）與列奧格蘭德（William M. LeoGrande）合寫的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一文中可見端倪。他們首先定義共黨國家的政體與黨國體制，之後指出黨軍菁英是黨國體制下最為整合的菁英；並認為這些菁英兼具黨與軍兩種特質，同時亦是黨組織與軍官聯合的關鍵。最後他們將這種「雙重角色精英」的黨軍關係劃分為聯合（Coalitional）、共生（Symbiotic）、融合（Fused）三種類型，中共的類型則歸屬於「共生」，這是由於歷史環境與長期的內戰造成高度依存和共生現象，因此有別於蘇聯與古巴等其它共黨國家。34.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亦支持中共黨軍關係是一種緊密的結合，長期的革命經驗與感情讓中共建政之後，仍保持著共生特質。在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一文中，他提出因為「歷史因素、與黨享有共同利益以及黨對軍隊的滲透，軍人不只一次的挽救國家」，這可看出軍隊與黨的緊密關係，同時也指出共軍內部的政治工作系統對維持中共黨國政權的重要性。35另外在 Building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1949-1965: Bringing the Soldier Back In 一文裡，他也再次闡明共生的概念在研究 1949-65 年這段期間中共政治的重要性，而且必須「將軍人帶回」（bring the soldier 36 back in）討論的框架中。.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總之，西方學界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深受杭廷頓提出的「軍事專業主義」影響，即使沈大偉等人觀察出中共黨軍關係中的「雙重角色菁英」現象，但在預.                                                         33. 鄭曉時，〈共軍政治角色的回顧與前瞻〉，載於周陽山等著，《巨變下的中蘇共》（台北：新中國，1991），頁 166-167。 34 Amos Perlmutte &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4, Dec. 1982, pp. 782, 784. 35 David Shambaugh,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in China: The Political Work System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7, Special Issue: The Individual and State in China, Sep. 1991, pp. 532-533. 36 David Shambaugh, “Building the Party-State in China, 1949-1965: Bringing the Soldier Back In,” in Timothy Cheek &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p. 147. 8.

(15) 第一章緒論. 測中共黨軍關係的未來發展時，仍將其結果導向專業主義的發展道路上，37這與岳飛等的研究結果趨向一致。. 四、台灣學界對中共黨軍（文武）關係的研究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是台灣在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中取得國際認同的次領域，這得力於國共兩黨長期的對立與鬥爭，使得台灣對於中共在政治發展上的判斷有相當成績。38也由於長期的軍事對峙，對於中共軍事的研究在台灣的中國研究上是相當熱門的議題，而中共的黨軍關係亦時而被提出來討論。台灣學界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大多數是劃分不同時期，探討其黨軍之間關係的變化，尤其重視軍人在黨內的地位與角色。施哲雄的《江西蘇維埃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硏究》探討江西蘇區到遵義會議（1930-1935）這五年間中共黨軍關係的變化，以及毛澤東在此過程中的權力變動。該書認為，這時期的黨軍關係表現為兩點：一，中共黨軍關係實際上是指中共黨中央與各個蘇區關係；二，在蘇區來說，黨軍關係是指蘇區內部的黨組織和共軍的關係。39.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俞雨霖的《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比較與歷史的觀點》認為，西方與第三世界的文武關係理論與蘇聯黨軍關係研究方法，由於社會、政治性質與文化背景的差異，若硬性套用在中共黨軍關係研究上時，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研究誤導；研究中共軍人在政治上的實際運作，必須從共黨體制與中共政治的傳統中去尋找，因此所要探究的重點，首先是軍人在中共專政體制下，他的角色與作為，第二是中國社會的封建傳統與中共政治發展如何影響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最後，他提出研究中共的黨軍關係應從「雙重角色菁英」的途徑出發，擺脫以往研究的範疇，同時他也認為，「雙重角色菁英」的形成，讓中共的文武關係運作，表現出派系政治的色彩，軍人之間的衝突可看成是派系之間的對立。40.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張嘉中同樣贊成由「雙重角色菁英」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也同意軍人內部存在不同派系，彼此間相互制衡的觀點。但他以「毛澤東中心論」的觀點認為毛享有最高、最後裁判權，而軍隊成為一種特殊的官僚系統並臣服於毛之下以獲得更多利益，因此，對於中共來說，無所謂的「軍人干政」問題，因.                                                         37. Thomas J. Bickford, A Retrospectiv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Civil-Military Relation Since 1979, p. 31. 38 吳玉山，〈政治與知識的互動：台灣的政治學在九○年代的發展〉，載於何思因、吳玉山主編，《邁入廿一世紀的政治學》（台北：中國政治學會，2000），頁 27-28。 39 施哲雄，〈江西蘇維埃時期中共黨軍關係之硏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硏究所博士論文，1987），頁 694-695。將蘇區視為軍隊代表，是因為蘇區及其黨組織的建立是靠軍隊建立而來，其人員亦從軍隊中抽調充當，事實上幾乎成為共軍的一種組織。 40 俞雨霖，〈中共軍人的政治角色：比較與歷史的觀點〉（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硏究所博士論文，1987），頁 x、11-17。 9.

(16)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為他們都受到黨最高領袖（毛澤東）的約束。41鄭曉時則認為，「雙重角色菁英」情況是「黨中有軍」、「軍中有黨」所形成的，其後果是黨軍一體；同時中共雖然標榜「黨指揮槍」，但「槍指揮黨」的情況卻不斷出現。42 丁樹範也指出過去中國的黨軍是一體的，缺乏真正的黨軍關係。但他發現，自中共十四大以後，黨跟軍開始有分別，不再有相互跨越的情形；同時因為波斯灣與科索沃的幾次戰爭，中共開始致力於軍事現代化，共軍軍官人員素質提升之餘，共軍內部的人際隸屬關係也在改變。對於十六大時江澤民未釋出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的舉動，他認為共軍顯然成為了「監國者」的角色，形成「槍指揮黨」的局面，這與中共長期以來極力宣揚的「黨指揮槍」相矛盾，此原因在中共未明文規定軍委主席任期而形成了制度漏洞，也讓黨軍關係處於一種不確定的狀態。43 洪陸訓在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上，也與上述國內學者相同，基於「雙重角色菁英」的概念，他們的衝突即是一個黨内派系對另一個派系的衝突。他的看法也與丁樹範相類似，即「解放軍仍是忠於黨的機構，但非無條件屈從於特定最高領導者」。44.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也有學者將黨內鬥爭同軍事路線結合起來，如齊茂吉將中共的軍事路線演變與中共黨內派系鬥爭相連結，他認為軍事路線的制定過程脫離不了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因素，軍事路線也沒有路線鬥爭的問題，即便是解放軍內部存在著「紅」與「專」的衝突，一切問題仍是權力分配所造成的，與鄭曉時的論點相同，他認為欲在黨內鬥爭中取得勝利，軍隊的支持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便造成「中共軍事路線一直與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糾纏不清的原因」。45. sit. y. Nat. n. al. er. io. 最後，對中共黨軍關係的研究，相當多的討論集中在文革時期軍隊勢力膨脹的情況，並依此檢視黨是否依舊控制著槍，對中共軍事路線又有何種影響。但值得重視的是，共軍在文革時期大舉介入政治活動的行為，並未受到中共高層批評，甚至取得相當多的認同，認為軍隊介入文革的行為有助於穩定文革帶來的混亂局面。面對這種情況，鍾延麟認為這是 1958 年大躍進運動，軍方大舉投入運動過程所得到的結果；他也認為，文革時期軍方將領，特別地方軍事領導，在此波政治運動中偏於保守的關鍵因素之一，便是軍隊見證了大躍進這場「左」傾錯誤對地方危害的結果。46. Ch. engchi. i n U. v.                                                        . 41. 張嘉中，《權力鬥爭與軍人的政治角色：1949-1973 年的中國》（台北：揚智文化，2008），頁 392-393。 42 鄭曉時，〈共軍政治角色的回顧與前瞻〉，頁 166-172。 43 丁樹範，〈一九九○年代以來的中國黨軍關係〉，《中國大陸研究》（臺北），2003 年第 46 卷第 2 期，頁 57-80。 44 洪陸訓，《軍事政治學：文武關係理論》，頁 329-330。 45 齊茂吉，〈五○年代至八○年代由中共內部派系鬥爭探討其軍事路線之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硏究所博士論文，1985），頁 365-368。 46 鍾延麟，〈大躍進運動中的軍方活動〉，《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2003 年總第 106 期，頁 57-68。 10.

(17) 第一章緒論. 從文武關係的研究過程來看，杭廷頓的「軍事專業主義」概念提出後，便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典範，即便第三世界及共黨國家，與西方差異甚大，但研究途徑的選擇都受到「軍事專業主義」概念的影響。而台灣學者早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同時與中共有獨特的交手經驗，在看待問題上便與西方學者不同，他們特別強調「派系」因素在中共各方面的影響力，也認為中共的文武（黨軍）關係實際上就是黨內派系之間的關係。西方對中共文武關係的探討，大多集中在中共建政後開始，對於中共在 1949 年前的黨與軍隊的關係則著墨不多，但其實中共自 1927 年建軍以後，經過相當長時期的磨合，才找出黨軍相處之道，也因為戰爭的關係，黨與軍長期融合為一體，這種「雙重菁英」的概念是「軍事專業主義」無法解釋的，也讓西方學界過度強調 1950、60 年代共軍內部的「紅」、「專」衝突。「紅」與「專」的衝突固然存在，但這個爭論的背後牽涉到中共黨內鬥爭與國際環境的影響，若過分突出黨與軍之間的衝突，便與實情不符。台灣學界的研究則對中共黨內鬥爭有獨到的見解，並且對中共的黨軍關係有更為貼切的描述，但這些研究深受當時政治氛圍與資料限制，隨著大批中共黨史資料的問世與學術脫離政治因素的羈絆，為中共黨史研究注入一股新活力。.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本研究立基於前人研究基礎之上，配合中國與海外新的相關研究，來討論中共的黨軍關係，究竟是派系主導，抑或是文武對峙？此外，共軍內部的「紅」、「專」衝突，是中共 1950 年代欲走向「軍事專業主義」所產生的矛盾，還是受到黨內鬥爭與國際局勢的影響，有待本研究進一步釐清。而要探究中共黨軍關係，不該只看中共建政後黨軍互動，自「八一」建軍以來黨與軍隊的關係是不斷變動的，但這段時期卻罕有討論，然而近來有關 1920-30 年代毛與國際派之間矛盾的相關資料不斷被提出來，有關當時軍事路線的決策與採行也更加透明化，更容易看出當時本土派與國際派之間的鬥爭對軍事路線的影響，這種變動的前因後果也是本研究探討的重點。.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第三節研究途徑與方法壹、研究途徑在回顧東、西方學者的相關文獻後，可發現研究中共文武（黨軍）關係的研究途徑相當繁多，但是最主要的有四種，即「軍事專業主義模型」、「派系主義」、「黨控制」途徑與「雙重角色菁英」途徑。這些途徑各有所長，本研究以「雙重角色菁英」途徑為主，並參考了其它途徑。. 11.

(18)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中共自 1927 年「八一」建軍之後，由於長期與國民黨進行武裝鬥爭，軍人角色十分吃重，有些根據地因為情勢險峻，甚至有軍務、黨務及政務一體化的情況，造成中共黨內出現「軍人黨」的疑慮，47由此可看出中共黨內幹部的「雙重角色菁英」，從 1927 年建軍之後就已經出現。因此中共軍事路線的決策過程，在黨、軍高度一體化之下，其決策是放到黨內進行討論、決定的，也因為如此，黨的走向也決定了軍事路線的發展方向，而黨的走向係經過高層的鬥爭之後所產生的，故軍事路線的轉變與黨內鬥爭具有高度關連性。. 貳、研究方法時間沒法停止，也不可能倒流，我們活在當下，對於過去歷史結構的變遷無法運用身歷其境的方式作觀察分析，因此只能藉由前人對於歷史的記載及分析，盡可能的重現當時歷史背景下環境結構跟行為者間的互動，本文將採用文獻資料分析法，藉由文獻資料之蒐集、閱讀、整理，來了解當時中共領導人的論據主張，其重要鬥爭轉折點為何，又如何影響到軍事路線的制定。. 學第四節研究架構. ‧. ‧ 國. 立. 政治大. io. sit. y. Nat. 第一章為導論，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相關文獻回顧，及本文的研究途徑與方法。. n. al. er. 第二章討論黨內鬥爭與「兩條路線」的關連。本章先討論黨內鬥爭的性質，主要觀察的是中共黨內的鬥爭，與路線的制定之間存在何種關係；其次，本章要討論中共建國後，黨內鬥爭的幾個事例。. Ch. engchi. i n U. v. 第三章是「邁向現代化正規化時期」，即 1949-1957 年，中共黨內鬥爭對建軍路線的影響。中共建政後，在內外因素的交雜下，體認到軍隊該從草莽性格極重的游擊軍隊轉變為現代化、正規化軍隊。本章先討論共軍如何朝向現代化、正規化方向前進；之後再討論這個時期黨內外關係對共軍現代化的影響。第四章是「在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擺盪」，即 1958-1965 年，中共黨內鬥爭對建軍路線的影響。1958 年的軍委擴大會議是中共軍隊正規化的轉捩點，隔年的廬山會議，更對建政以來的建軍方向帶來衝擊。但革命化的道路上卻仍夾雜著正規化的小徑，本章關注的就是這個時期中共軍事路線在正規化與革命化之間擺盪的情況。                                                        . 47.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5-7。 12.

(19) 第一章緒論. 第五章是「文革的建軍方向」，即 1966-1976 年，中共黨內鬥爭對建軍路線的影響。在「全國學習解放軍」的口號下，共軍地位不斷上升，到文革「三支兩軍」後，軍人地位到達最高點。軍人的地位與軍事路線的變化都反映出黨內鬥爭的情勢。本文先討論文革初期黨內鬥爭對軍事體系的衝擊，其次討論新的軍事路線確立，最後則以鄧小平二度復出後，所進行的軍事改革討論作結。第六章為結論。.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13. i n U. v.

(20)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14. i n U. v.

(21) 第二章. 黨內鬥爭. 第二章黨內鬥爭中共自建黨後，在領導階層內部出現多次黨內鬥爭，每次黨內鬥爭後均會對中共黨內的人事與黨的發展路線造成深遠的影響。由於中共自古田會議之後明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中共的黨內鬥爭或多或少地對軍隊造成影響；也因為黨與軍隊高階領導人存在著「雙重菁英」的身份，1軍隊往往被捲入黨內鬥爭之中，這都為中共的軍隊建設造成深遠影響。. 第一節黨內鬥爭的性質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的黨內鬥爭被視為解決黨內矛盾的重要方式，文革時期編寫出版的中共政治理論課本認為若無鬥爭，黨的生命便停止了，而黨內存在的兩條路線鬥爭則是社會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2.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回溯中共建政前，在延安召開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中共建黨以來的歷史形塑為「以毛澤東為中心、以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為經緯」的黨史體系。3中共建政後，兩條路線的鬥爭在毛澤東看來仍舊是「沒有調和的餘地」，4為了保持黨的正確性，需要不斷對黨內的錯誤路線進行鬥爭，從這可以看出，中共的黨內鬥爭，被化約為兩條路線的鬥爭，因此要理解中共黨內鬥爭，勢必要先理解中共的兩條路線之意義。. er. io. sit. y. Nat. 壹、兩條路線的起源與意涵 a. n. iv l C n hengchi U 兩條路線的提法時常為中共黨史相關研究者所使用，藉由將中共黨史描繪成. 以毛澤東為首的正確路線對抗黨內另一派之錯誤路線，突顯出毛澤東的一貫正確。而這種論述方式也為西方一部份研究中共政治的學者所採用，形成「兩條路線鬥爭模式」的研究途徑，用來分析中共建政後發展情況。5.                                                         1. Amos Perlmutte & William M. LeoGrande, “The Party in Uniform: Toward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Political Syst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6, No. 4, Dec. 1982, p. 782. 2 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史講義編寫組編，《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鬥爭史講義（修改稿）》（廣州：廣東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論課，1975），頁 2。 3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 633。 4 《人民日報》，1957 年 7 月 1 日。 5 關向光、王瑞婷著，〈大躍進政策研究中的毛澤東權力圖像〉，發表於第四屆「兩岸和平研究」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08 年 12 月 25-26 日，頁 4-9。 15.

(22)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這裡暫且不論「兩條路線鬥爭模式」的研究途徑存在的二分法困境，然而我們可以從兩條路線的絕對對立這一點看出，「兩條路線鬥爭的詮釋主要是合理化對毛敵人的肅清」，6以致於在中共內部的黨內鬥爭過程，都會將其簡化為毛澤東為首的革命路線戰勝了敵對的資產階級路線。這類提法在中共官方史學出版物上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兩條路線的鬥爭模式不僅可以解釋黨內鬥爭，亦能對軍隊建軍路線的過程進行解釋。兩條路線鬥爭的提法，始見於王明為批判李立三所做的《兩條路線》小冊子中。王明藉由批判立三路線將自己形塑為「正確路線」的方式，來取得黨內的領導權，雖然如此，王明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並未被中共中央全會所通過，並未成為正式決議。毛澤東吸取了王明在 1930 年時進行奪權的做法，並借鑑了 1942 年 10 月到 1943 年 1 月所召開的中共西北局高幹會議針對西北地區黨史所做的決議之經驗，決意對中共自建黨以來的歷史進行撰寫的工作，透過對中共黨史的編撰，將毛澤東塑造為「一貫正確」的形象，並將其黨內對手，如王明等人，冠上錯誤路線的稱號。7通過延安整風，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聲望達到顛峰，進行中共建黨以來的黨史編撰的準備也已完成，於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自建黨以來到六屆七中全會之間的黨史決議。.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是討論 1927 年國共第一次分裂後到 1937 年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為止，對這 10 年間中共領導階層的成就與錯誤，做出蓋棺論定，此決議的目的在：. Nat. y. sit. n. al. er. io. 為了學習中國革命的歷史教訓，以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使「前車之覆」成為「後車之鑒」，在馬克思列寧主義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利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鬥，中國共產黨第六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擴大的六屆七中全會）認為：對於這十年內若干黨內歷史問題，尤其是六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領導路線問題，作出正式的結論，是有益的和必要的。8. Ch. engchi. i n U. v. 在決議的最後，中共黨史被形容為以毛澤東為主的正確路線將帶給「黨和中國革命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並同黨內的錯誤路線展開鬥爭。.                                                         6. Frederick C. Teiwes &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p. 7. 7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 626-629。 8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 版），頁 955。 16.

(23) 第二章. 黨內鬥爭. 貳、路線錯誤的形式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毛澤東將中共在國共第一次合作破局後（中共稱為大革命失敗），至遵義會議前的中共中央領導人所犯下之路線錯誤，劃分為兩種形式，即左、右傾路線錯誤。左傾路線錯誤，又稱為左傾盲動主義（冒險主義）路線，是中共高層路線錯誤的一種形式，主要是由於「表現為思想超越客觀過程的一定階段，離開了當時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時的現實性，墮入空想與盲動」，也就是說在各種活動過程中擴大打擊面、搞過火的鬥爭。9以《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內容來看，中共黨史內部有三次被指為是左傾路線錯誤，所指的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掌權時所犯下錯誤。右傾路線錯誤，也被稱為右傾投降主義，是中共高層犯下路線錯誤的另一種形式：「屈服於敵對勢力的壓力，放棄原則，不敢鬥爭，甚至屈膝投降」。10在中共黨內被指為有「右」傾的傾向是相當嚴厲的指控，也導致中共黨內的領導為避免落後於形勢，行事往往一個比一個更為激進，也讓中共屢次出現各種過左過火的舉動。中共黨史裡有兩次被認定是右傾路線錯誤，第一次是指責陳獨秀對於國民黨過度退縮，導致國民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有大量的中共黨員被殺害；另一次右傾路線錯誤則是因對大躍進缺點進行批評，而被認為是有右傾傾向的彭德懷。.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al. er. io. sit. y. Nat. 路線錯誤的形式，除了左右傾錯誤外，在中共建國後官方的文獻裡，出現另一種路線鬥爭的形式，即「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雖然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到「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然而也認為「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11這種以階級鬥爭做為路線鬥爭的方式，隨著時間的發展，漸漸成為一套系統完整的論述，在文革開始後，毛澤東的秘書陳伯達把這套論述加以細緻化，將文革的路線鬥爭形容為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 Ch. engchi. i n U. v. 然而有關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討論中共黨史的路線問題上，並未有這類提法，因此當毛澤東提出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周恩來曾表示出疑惑不解並向毛澤東請示：「資產階級反動路線」這個提法合適嗎？黨內歷來提路線問題都是提左傾、右傾，沒有反動路線這個提法，這樣提合適嗎？這時候，毛澤東用                                                         9. 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 497。李谷城，《中國大陸政治術語》，頁 497。 11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 5（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頁 389。 10. 17.

(24)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英語作了回答，說原來用 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路線），後來改成 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對革命路線），最後還是用 Reactionary Line（反動路線）好。周恩來當下便說：「我懂了」。12 在周恩來表示「我懂了」之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正式成為中共官方的提法，1966 年 10 月，毛澤東在北京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於 10 月 16 日在會場上發表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綱領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該篇講話除了正式點名劉少奇與鄧小平之外，更明確指出兩條路線鬥爭還在繼續的觀點：這兩條路線是針鋒相對的。一條是毛主席的群眾路線，另一條是資產階級的反對群眾、鎮壓群眾的路線。一條是無產階級革命的路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行到底的路線，另一條是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路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路，使文化大革命夭折的路線。不破不立。不反對資產階級反動路線，不清除這條錯誤路線的影響，就不能正確貫徹執行無產階級的革命路線。13.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陳伯達這篇講話被毛澤東讚賞，毛澤東要求將這篇講話「印成小本，大量發行」以讓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一本。而 1966 年第 14 期《紅旗》雜誌的社論也以《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為題，宣傳陳伯達這篇講話的重點，以突顯中共黨內「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情況。14而批判「資反路線」的作用，除了劉少奇的錯誤提升到「路線錯誤」使其永不翻身外，更可連帶打擊與劉少奇見解相近之中共領導人。15而徹底宣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後果，便是從中央到地方，各個黨、政領導機關的要員被打倒，機關運作也陷於癱瘓的處境。.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參、兩條路線鬥爭是否存在？. 兩條路線的劃分，是延安整風完成後中共黨史的編撰模式及其體系的展現。建國後的中共官方文獻仍將黨內鬥爭描繪成兩條路線的鬥爭，如高饒事件、彭德懷反黨集團及文革時期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批判，都被毛澤東認為是黨內的路線鬥爭，更在公開場合不斷宣揚。16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在與華國鋒的權力競逐中取得優勢，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共開始針對毛澤東時期一些事物重新評價，                                                         12. 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 627。〈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紅旗》，1966 年第 14 期，頁 2。 14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76-78。 1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 150-151。 16 江山主編，《共和國檔案：影響新中國歷史進程的 100 篇文章》（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頁 355-356。 13. 18.

(25) 第二章. 黨內鬥爭. 也對一些錯誤進行「撥亂反正」，但這情況造成「黨內和黨外有些同志就對社會主義和我們黨產生了一些疑惑，對毛澤東的一生功績和思想的正確性也有種種不正確的想法」，於是在鄧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開始進行「如何看待建國以後黨的歷史，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毛澤東思想」的文件草擬，最後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7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後，第二篇針對中共黨史做一總結性討論，從起草到經由中共中央全會通過成為正式文件，共經歷 15 個月，中間更經歷多次修改，鄧小平更對決議的編寫不斷提出自身的看法，以做為決議編寫的方向。對於延安整風後所確立的兩條路線鬥爭之中共黨史編撰手法，鄧小平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編寫過程中不斷提出質疑與批評：. 政治大. 過去常說十次路線鬥爭，現在應該怎麼看？彭德懷同志那一次不能算了。劉少奇同志這一次也不能算了。這就減去了兩次。林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李立三同志這三個人，不是搞陰謀詭計的。羅章龍另立中央，分裂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林彪、江青更不用說了。揭露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不是叫路線鬥爭，還可以研究。……高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採取搞交易、搞陰謀詭計的辦法，是很不正常的。所以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但是，高崗究竟拿出了一條什麼路線？我看，確實沒有什麼路線。所以，究竟叫不叫路線鬥爭，也難說。你們再斟酌一下。18. 立. ‧. ‧ 國. 學. er. io. sit. y. Nat. al. n. 從鄧小平的言談中得知，中共官方文獻所記載的路線鬥爭，大多是具有爭議的，甚至連建國初期高崗事件，也認為與路線鬥爭無關，純粹是對權位的爭奪。也因此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前的預備會議上，鄧小平公開表示：「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鬥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過去我們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黨內鬥爭是什麼性質就說是什麼性質，犯了什麼錯誤就說是什麼錯誤，講它的內容，原則上不再用路線鬥爭的提法」。19所以路線鬥爭的用法在中共官方文獻上再不復見，即便中共黨內在 1980 年代中期出現民主化的爭論，中共是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爭論焦點，不再提「兩條路線鬥爭」。. Ch. engchi. i n U. v.                                                         17. 〈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新華網，2010 年 6 月 19 日，取自：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994.htm。 18 本段為 1980 年 3 月 19 日鄧小平與負責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幹部就決議的編寫方向所做的講話一部份，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 257-258。 19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頁 272。 19.

(26) 中共軍事路線的轉變─黨內鬥爭所扮演之角色（1949-1976）. 第二節建國後黨內鬥爭中共建黨以來黨內就路線、策略運用及權力爭奪部份，出現多起衝突。本節將討論重點放在中共建國之後發生在黨內的三次大規模鬥爭活動，即 1954 年的高崗事件、1959 年的廬山會議風波以及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作為之後討論建國後中共軍事路線變化的相關背景知識。. 壹、高崗事件高崗事件是中共建國後第一次權力鬥爭，對照中共相關權力鬥爭案例，這起事件純粹為中共高層，即高崗欲取代劉少奇作為中共第二號領導人的地位，藉由新稅制及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名單事件挑戰劉少奇的權威，然而最終毛澤東選擇支持劉少奇，高崗及饒漱石被指為「高饒反黨聯盟」。前面提到鄧小平在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對於高崗事件進行重新審視，雖然在決議內文中取消了這一事件「集團」、「聯盟」的指控，但有關兩個「司令」和「反黨、篡權」的罪名並未免除。20. 立. 政治大. ‧ 國. 學. ‧. 1952 年下半年韓戰進入相持階段，聯合國軍的攻勢在上甘嶺戰役遭到中國人民志願軍與朝鮮人民軍的阻擋，戰役帶給雙方在人員與器物的損失都讓雙方開始正視重啟談判的可能性。為此隔（1953）年 7 月 27 日交戰雙方終於在 38 度線的板門店簽署停戰協定，結束這場戰爭。21戰爭的結束代表著中共可以將注意力放在國內經濟建設上，加上中共建國後致力恢復因內戰而受損的國內經濟，到了 1952 年時經濟狀況大抵恢復到抗戰前之水準，22也讓中共開始著手進行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的推展，此時進行中央集權與加強中央機構領導人才便相當重要。.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為加強中央的權力與對地方的領導，以及為即將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進行準備，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關於改變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的決定》、《關於增設中央人民政府機構的決議》兩項議案，透過將「將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僅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機關，而不作為地方的最高政權機關」；同時增設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計劃經濟工作。23.                                                         20.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故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 II-III。林蘊暉等著，《凱歌行進的時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 150-153。 22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臺北：聯經，2001），頁 578。 23 〈加強國家工作的集中性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 423-427。 21.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