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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五節 性別意識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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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性別意識實踐

婦女新知基金會的女性志工在從事志願服務後,其性別意識啟蒙、發展對於 她們日常生活的影響為何呢?在實踐性別意識的過程中是否有違個人原生與婚 姻家庭之角色期待,而產生價值衝突?因此,在了解志工參與經驗的重要性後,

以下研究者先從做性別(doing gender)的概念逐一介紹:

一、 做性別、消除做性別與性別意識實踐

在討論性別意識實踐與價值衝突之前,研究者欲先說明做性別(doing gender)這個概念和性別意識實踐之關聯:兩者為相對立的概念,不同於做性別 (doing gender)的角色建構,性別意識實踐打破傳統父權體制下的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與分工。根據黃淑玲(2007),所謂在日常生活中「做性別」(doing gender),

指的是在執行社會體制所賦予的各種角色、在日常生活中與他人互動、在眾多文 化訊息環境下,個人學習區辨與扮演身為女性/男性的技巧與知能。經過這樣的 實作操演,逐步建構出個別化的性別認同。個人在此過程中並非被動消極,卻也 不全然自主或全盤接受。其所含括的日常生活範圍為:人際互動、語言溝通、親 密關係、大眾傳媒及流行文化(黃淑玲、游美惠編,2007)。

做性別(doing gender)源於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與俗民 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由 Goffman(1976)的”Gender display”所衍生出 來的論點。爾後,West 和 Zimmerman 於 1987 年首次發表在

Gender and Society

期刊,不同於 Goffman 所關注性別行為的慣常儀式面向,Fenstermaker 和 West(2002) 採用俗民方法論分析性別活動,將性別視為日常生活中的性別互動 之呈現,而這些往往是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 (Poggio, 2006;Fenstermaker

& West, 2002)。舉例來說,Messerschmidt(2009)提到性別互動產生於家庭、學 校以及同儕團體,其研究印證了做性別之社會過程如何在此三個場域中,形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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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性別化的行為與互動。他發現青少年的性別經由和他人互動產生;此外,青 少年性別化的行為會被既定的性別規範所檢視,意即生理性別類屬做為一種賦予 成員扮演情境行為之資源管道。

做性別(doing gender)理論在歷經 22 年後,不少學者根據 West 和 Zimmerman 的觀點,發展出對性別關係類似的看法,如 Judith Butler(2004)出版的

Undoing Gender

一書,便是承襲 West 和 Zimmerman (1987)做性別(doing gender)的概念,

認為性別不單是先有主體(subject)為之而成的結果,而是其與認同(identity) 交互建構之產物(Poggio, 2006)。然而 West 和 Zimmerman (2009)認為「做性別」

(doing gender)與「消除做性別」(undoing gender)的不同之處在於:做性別強 調從生理性別類屬(sex category)去觀察性別不平等現象;簡言之,性別不平等 之產生源於社會成員根據其生理性別類屬,表現出性別差異之行為(doing difference),這樣的社會機制是由個人與社會制度所共同執行,是一種宰制的 形式。而消除做性別(undoing gender)則是個人對上述社會規範的認知改變,以 消除性別不平等。West 和 Zimmerman (2009)以為消除做性別忽略了社會關係對 於改變性別不平等的支持與重要性,故建議未來理論與實證研究在分析性別不平 等時,須同時注重微觀與鉅視兩個層次,並促進對於歷史與結構如何生成、複製 社會結構互動之了解,才能發現改變性別不平等的可能性。

然而,如何從「做性別」(doing gender)到「消除做性別」(undoing gender)?

Fenstermaker 和 West(2002)認為女性主義的社會運動,為個人提供意識形態與 動力去改變原有的性別配置,並給予社會支持去探索新選擇與機會。但在不同派 別的女性主義下,個人性別意識實踐的方式與內涵也有差異,例如:不同於馬克 思主義的實踐方法,基進女性主義者強調實踐是一種女性主義的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立場,即認為手段和目的必須一致,性別意識的主要實踐方法是透 過在社會中建立另類組織,提供改變的典範,也在過程中改變意識(王瑞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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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man(2009)主張消除做性別(undoing gender)的重要性在於個人的改 變,並且覺察不同性別之可能。並且提到消除做性別(undoing gender)這個觀點 最早由 Butler(2004)於

Undoing gender

一書中提出,乃從

Gender trouble

脈 絡下衍生出 undoing gender 概念,她探討個人在現有社會制度下「做性別」所 遭遇的問題,並提及個人「消除做性別」的原因,但並未著重討論如何消除性別 的實踐策略。

隨後 Deutsch(2007)發表過類似看法的期刊文章。Deutsch(2007)所關注的 焦點為:一、社會互動何時、以及如何較不性別化(less gendered);二、性別 在社會互動中是否無關?三、性別化(gendered)互動是否總是強化性別不平等?

四、在制度以及互動的層次上,如何交互產生改變?五、互動為改變的場域。

國內學者黃淑玲(2007)以親密關係為例,說明若運用「性別政治」的概念來 思考性別不平等,便可以留意社會上針對男性與女性存在的雙重標準,像所謂好 女人與好男人的定義或是社會對男「性」(male sexuality)與女「性」(female sexuality)的差別待遇,會如何影響跟親密愛人的互動?而婚姻暴力、約會強暴 或是分手暴力,卻是在親密關係或婚姻愛情的脈絡中不易察覺的權力關係(游美 惠、黃淑玲編,2007)。而這樣的差別待遇,正是 Fenstermaker 和 West(2002) 所闡述的「做性別差異」(doing difference)的概念,當然也有學者以為性別差 異不全然是造成性別不平等的背後主因,Deutsch(2007)提出性別差異本身並不 是問題,而是男性權力在婚姻關係下所展現的性別不平等。

Deutsch(2007)調查了 2005 年學術期刊發現,做性別(doing gender)被實證 性別研究廣為引用,多數文章將做性別(doing gender)用於性別差異是如何在不 同範疇中被建構且維持。由上述可知,West 和 Zimmerman 的做性別理論其重要 性在於:一、不再強調社會化為男女性別差異之基礎;二、性別建構可能在較短 的時間內產生革命性的改變;三、扭轉了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差異互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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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性別是被建構出來的,亦可被解構(Deutsch,2007)。總而言之,「做性別」

從社會學角度,提供了一個觀察、理解性別不平等現象的結構觀點,讓個人打破 性別不平等成為可能。

另,從「做性別」所衍生而來的「消除做性別」概念也有其貢獻,Judith Butler(2004)雖然沒有提供消除性別不平等之實踐策略,卻從個人認知層面回答 了「消除做性別」的原因。她認為重點並非在於個人是如何避免做性別的,而是 關注日常生活的表演型態,和人們如何轉化表演,以致改變了性別規範以及更深 一層了解男性和女性特質(Poggio, 2006)。這樣的論點引發後來學者

Deutsch(2007)和 Risman(2009)更深入地探討「做性別」與「消除做性別」之個 人改變歷程與可能性。

而本研究所指稱的「實踐」為:個人覺察到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進一步於 日常生活中造成自身改變或是採取行動影響週遭他人,以改革所處現實;亦即將 個人性別意識具體落實於公、私領域的行為,像是原生、婚姻家庭家務分工與子 女教養及工作上人際互動。本研究焦點主要在於私領域之實踐經驗,但礙於研究 者興趣、人力及時間等因素,難以在短時間內深入觀察,因此只能藉由個人訪談 來蒐集私領域實踐之資料。

二、 性別意識實踐之實證研究

性別意識與實踐密不可分,雖前述性別意識文獻以性別意識發展與影響因素 為研究主體,但有些研究也會納入實踐行動與場域之探索(林昱貞,2001;陳凱 筑,2003;賴韻如,2005;林佳,2004;陳麗如,2006)。而在這部份的實踐研 究將討論以「個人性別意識實踐行動」為焦點之實證研究,在討論實踐行動過程 的同時,當然也涉及了實踐行動的場域,研究者檢閱性別意識實踐之實證研究過 程中,發覺研究文獻多半將個人性別意識實踐場域依受訪者職業類別區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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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產生性別意識實踐行動之影響因素、在公領域中採取的行動策略以及實踐動 態過程。惟本研究除了囊括個人公領域性別意識的實踐外,主要在理解個人性別 意識在私領域之落實情形,因此研究者參考余貞誼(2005)對性別意識實踐構成的 分類:實踐的行動內涵和實踐行動如何生成,將分別說明公、私領域性別意識實 踐的實證研究如下。

(一)公領域方面:

陳佩英(2005)、劉倍君(2008)、鄭潓妏(2001)分別就教師性別意識實踐進行 研究,發掘個人如何在教學場域中實踐性別意識,以及可能遭遇的困難與解決策 略。陳佩英(2005)訪談了 35 位學者,其中 7 位為男性,並且透過研究結果的詮 釋,和其它國家的婦女研究對話。她以女性主義意識轉換(Feminist

consciousness)、身分認同(Identity)以及行動策略(Strategies of Action) 三個面向,說明了女性主義學者在婦女運動與性別研究的能動性之可能,亦即個 人在回歸女性主義價值中,如何選擇了不同的行動策略:培力(Empowerment)、

網絡(Networking)、抗衡(Confrontation),將個體的身分認同透過不斷實踐的 過程中生成與具現。

劉倍君(2008)探討國小教師如何在校園人際互動中實踐個人性別意識,其研 究結果發現:一、性別論述啟蒙了研究參與者的性別意識,繼而讓她/他們具有 性別敏感度,能看到校園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並生出力量在日常生活中進行「不 刻意」的實踐,主要著重在教學實踐,希望啟蒙學生的性別意識,並「消毒」其 他教師的刻板印象言論。二、研究參與者在考量要不要進行性別發聲時,會受到 教師生活、彼此交情深淺、性別議題能見度、學校文化與身份界線的影響,採取 當下覺得最適宜的策略進行對話。三、研究參與者因為性別專業的形象帶來正面 與負面的效應,幸而有重要他人及性別平等理念之支持讓她/他們能持續實踐。

鄭潓妏(2001)以兩位女性教學者為研究對象,分別以半結構式訪談與課堂參 與觀察,探討女性教學者在女性意識覺醒與轉化歷程,以及教學者如何在教學實 踐上展現其女性意識。其研究結果發現:一、舊有的意義結構深受成長經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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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家庭的影響;二、婚姻生活的問題情境促使轉化學習動機產生;三、持續性反 思的學習環境為轉化學習的有利條件,並將促發具體的行動。

除了教學場域的性別意識實踐之外,余貞誼(2005)的研究結果發現,性別意

除了教學場域的性別意識實踐之外,余貞誼(2005)的研究結果發現,性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