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管理的可行途徑

雖然情緒的類型眾多，其發生原由亦各不相同，然異中有同，且自情緒的成 因可知人的主動性是情緒管理之所以可能的基礎。故本節先定位情緒管理的目 標，再自情緒的意涵與成因中，推導情緒管理的可行途徑。

壹、 情緒管理的目標

無論情緒係經由何種被動或主動歷程而產生，其都是人生活中的元素，故必須 妥善管理，才能使其在生活中成為有助益的存在，而不會淪為干擾源。然而，如何 能稱作管理？

有些人認為情緒是與理性相對的，如 Plato 將情緒視為理性作用的干擾源，所 以主張人的情緒管理應該是要避免情緒的產生。然而情緒是天生且普遍存在的，並 是生理循環系統、肌肉骨骼系統、消化系統與皮膚系統等自然的反應（唐璽惠、王 財印、何金針、徐仲欣，2005），人不可能任意改變自身的生理機制，甚至缺乏情 緒者也未必可稱作正常的人，故情緒管理的目標不可能是避免產生情緒。有些人基 於對情緒必然存在的認識，主張應該予以壓抑，才不會阻礙生活計畫的進行，但壓 抑表示對人的思想、情感、行為等加以抑止或限制，對身心發展皆不健康。壓抑是 使人以消耗能量的方式壓制情緒，愈是壓抑，則未來會需要費愈大的精力去應付逐 次累積後一次釋放的情緒能量（蔡秀玲、楊智馨，1999：160-161），不僅花費心力，

更是徒增未來的麻煩。反之，若認為應該盡情發洩情緒者，也只是取了情緒管理中

不壓抑的做法，尚缺適切的情緒表達，並非兼顧個人身心與人際關係的方式。

情緒管理首重的應是健康與成熟的情緒，亦即人應該與情緒共處，一方面使情 緒自然而適度地發展，一方面讓日常生活能夠順利進行，不受劇烈的影響與干擾。

擁有健康的情緒，人才能正確地評估與表達情緒，除了覺察、評估與適當表達自己 的情緒外，也能體察他人的情緒，並予以適當地調整或應對，最後能加以建設性地 運用，例如善用情緒激起的動機、創造性思考與富有彈性的計畫等（黃惠惠，2002）。 一個成熟的情緒適應者，則是能常保穩定的情緒，並對自己有信心，不會常感到緊 張、焦慮，也不會對現實情境做出不當的反應（蔡秀玲、楊智馨，1999：12）。

貳、 情緒管理的途徑

從哲學與心理學家對情緒意涵與成因的主張可以發現，情緒係來自人被動的 生理機制、生物性反應，及人主動以認知為基礎的評價與觀點，然情緒管理的途徑 仍須自前述理論中抽絲剝繭，故以下提舉人能自主管理情緒的可行面向。

一、 覺知世界的信念

回顧 Sartre 的論述，人作為情緒產生的主體，是將其情緒意向性地朝世界中的 某個客體指去，亦即人能產生情緒，是因為客體的存在（Sartre, 1948/ 1993: 41）。

客體存在於人的生活環境中，人被動地須接受許多生活中的刺激，且可能產生一些 天生自然的生物性反應，所以這個意向所指的客體是無法選擇的。例如當某人看到 蜘蛛時，不僅嚇得驚慌失措，更設法躲起來，或要求別人將蜘蛛趕走（林建福，

2001），此時他所產生的恐懼感遂指向蜘蛛。然而看見蜘蛛未必是其所能決定的，

因為不可能視之而裝作不見，即使即時將視線撇開，視神經也已經將影像傳入腦中，

所以注意客體與否並非主體能選擇的。

雖然客體不能選擇，但 Sartre 所述的情緒同時也源自主體對意向性對象產生 的信念。此信念形成了對世界的覺知，是人透過意識對事件做出的解讀。以上述怕 蜘蛛者為例，其產生的信念應該是「蜘蛛很可怕」，然而依 Sartre 所述，真正的情 緒是每個人內心所體驗到的信念，且信念可以藉由意志的改變，對世界做出想像且

轉成的新解讀，所以如果該主角的信念是「蜘蛛並不會傷害我」，則儘管蜘蛛一樣 被他看見了，其意向也在蜘蛛出現的事實，卻不會因為認定「很可怕」的信念而恐 懼。本例的目的在分析對意向性對象轉換信念的可行性，亦即情緒管理的可能途徑 在於轉換對事件的解讀方式，使人改變因信念而產生的情緒類型。

二、 情緒的意向性對象

在 Sartre 的理論中，因為意向性對象是世界中實存的客體，所以人並無法脫離 對其接收感官刺激或產生生理變化的被動性，但同樣認為情緒帶有意向性的 Solomon，則似乎讓人有對意向性對象的選擇空間。Solomon 所稱的意向性對象，

已然加入了人的認知判斷，而人更在此判斷之上加入評價，形成情緒，所以他才會 主張情緒就是判斷，因為從最初被作為原因的意向性對象就不是純粹實存的客體。

以某甲對偷車的某乙生氣為例，甲的生氣情緒來源是乙偷了他的車，所以「乙偷了 我的車」是甲生氣的意向性對象，然而這未必是事實，因為可能乙事實上並沒有偷 車，只是甲已經對車子不見的事實下了判斷，並成為其情緒的意向性對象（甯應斌，

2006）。

依 Solomon 的觀點，則情緒的意向性對象是人可以選擇的。再次思考上述偷 車的例子，如果某甲事後發現乙並沒有偷他的車，而是自己弄錯了車子停放的位置 所以才找不到，此時作為甲原本生氣的意向性對象因事實明朗而消失，情緒也因此 而消解（Calhoun & Solomon, 1984: 306-316）。換言之，情緒的消解，與意向性對象 和事實之間的一致性有關，而意向性對象則是人最初於事件當下的倉促判斷，是人 面對不尋常情境時的短視觀點，且人會死守自己做出的這個判斷（Calhoun &

Solomon, 1984: 319）。如果某甲在找不到車子的時候，就再多想其它找不到的可能 原因，情緒的意向性對象便不會被定著，因為人在此時將處於不斷尋找真相的狀態，

除了臆測外，也會嘗試去檢證。例如在心裡想著車是不是被偷了，或是否自己記錯 了停放位置，人便會進一步去設法找出事實，或將多種可能逐漸刪去為單一，形成 最後引發情緒的意向性對象。這個思考的歷程，便是主體提供給自己的彈性空間，

不在第一時間就將自己限縮在未試圖檢驗的判斷中，而是於情緒產生前，先預留給 理性思考一些作用的機會。

三、 生命經驗中的學習與修養

在 Solomon 情緒判斷主張中的自發性，也賦予了個體主動思考的機會。雖然 情緒產生的瞬間是不涉及思慮的，但那是因為個體在對情境當下作判斷前，已經在 過去先經歷思考的過程（Calhoun & Solomon, 1984: 317-326）。這個觀點拉長了認 知作用介入的時間，因為只要在產生情緒的時間點之前，人都有機會透過學習與修 養改變未來某個當下的判斷。以下述的寓言為例：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 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

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淮南子‧人間》）

在馬跑出去時，鄰人們之所以來安慰養馬者，是因為把「失去馬」這件事判斷 為令人難過的壞事，但其父卻以「此何遽不為福乎？」回應，並未將鄰人所謂 之禍看得負面；類似地，馬在走失後帶著一群胡人的駿馬回來，前來道賀的鄰 人們無非將這視為難得落在養馬者身上的喜事，然其父仍有「此何遽不能為禍 乎？」的保留，最後果真發生兒子因好騎馬而發生的斷腿意外；甚至再如其所 言：「此何遽不為福乎？」瘸腿的兒子因無須上戰場而保全性命。寓言中，雖然 無從得知養馬者父親對事件福禍的判斷原由，但以中國俗諺「不經一事，不長 一智」觀此寓言，便能推想其身為人父可能經驗過的學習與修養。

在人遭遇情境的當下，悲喜來自對禍福的判斷，但判斷卻是綜合了人生命 歷程的學習與思考歷程。寓言中，養馬者之父如有超越性的洞見般，對鄰人所

謂之福，帶有禍的疑慮；對所謂之禍，則不失以其為福端的想法。外在的事件 變動對其而言，並不會成為使其陷溺於某個情緒的原因，因為透過生命中不斷 經驗的歷程，情緒經驗在反思後促成了認知的改造與重組，在情緒產生的瞬間 自然可以保有人的主動性，學習與修養遂在其中，成為人能管理情緒的途徑。

再者，依照 Solomon 主張之情緒判斷的持續性，上述因經驗累積與認知學習而 得的判斷將能被保留，亦即情緒管理並非只有一次性的作用，而是能影響個體 未來對所經歷之事件與情境的判斷，使所生之情緒有機會被轉換為對人較少負 面影響的類型，或其波動的程度能在一個不牽動人際關係緊張的幅度內，使人 在看似不涉及思慮的情緒產生瞬間，仍能減少對自己或他人的負面效應。

四、 具意義的目標概念

除 Sartre 與 Solomon 的認知觀點外，前述的綜合性觀點也提供了管理情緒的 可行途徑。在 R. S. Lazarus 與 B. N. Lazarus 的論述中，人會主動訂定個人目標概 念，並去檢視其達成程度，而這個目標是對個體有特殊意義的，所以會激起人的關 心與精神投入，最後也產生對目標結局的詮釋。此歷程中，被個體賦予意義的目標 與對目標的解讀，皆是情緒管理的途徑。舉例而言，有些學生以考取班級排名第一 為目標，且其將獲得第一名視為自己很有能力的象徵，於是有人開始用功學習，有

除 Sartre 與 Solomon 的認知觀點外，前述的綜合性觀點也提供了管理情緒的 可行途徑。在 R. S. Lazarus 與 B. N. Lazarus 的論述中，人會主動訂定個人目標概 念，並去檢視其達成程度，而這個目標是對個體有特殊意義的，所以會激起人的關 心與精神投入，最後也產生對目標結局的詮釋。此歷程中，被個體賦予意義的目標 與對目標的解讀，皆是情緒管理的途徑。舉例而言，有些學生以考取班級排名第一 為目標，且其將獲得第一名視為自己很有能力的象徵，於是有人開始用功學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