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〆復仇報惡的倫理思想
第一節 「情若可原」〆原情量罪的判案原則
面對犯罪動機牽涉倫理道德的案件，司法官員的態度其實左右了 整個案件的走向。當縣官將犯罪者的罪行視為一種道德行為，便會傾 向同情犯罪者，而酌量減刑。不過面對以復仇為名的各種犯罪，例如 誣告仇人、殺害仇人等，縣官的態度也不盡相同，倫理概念與縣官的 判案邏輯，交織成耐人尋味的圖像。
第一節 「情若可原」〆原情量罪的判案原則
前人陳顧遠（1896-1981）的研究中指出，按經籍所載，刑之科也，
需原情、量罪、處疑，換句話說，中國法律思考刑罰的適用，是量情 而有加減，依罪而有輕重。4刑官基於原情定罪的原則，往往對於復仇 者有所寬容。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法律其實是嚴格的罪刑法定主義，
即司法官在處罪量刑時沒有斟酌的餘地，斷罪需要根據律令，同時要 說明引用的條律。5而明律當中，為復仇者的寬宥定下明文，即《明律‧
父祖被毆》條，司法官員便得以引用該文，量減以復仇為名殺傷他人 者的罪刑。「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倫理概念與法理原則，不僅讓刑官 以道德行為理解復仇者的罪行，也得以引用法律寬宥其罪行，當倫理、
法理同時為「復仇之義」提供合理的條件，「復仇」便成為深入人心之
「人情」，也成為刑官理解刑案的重要邏輯。
以孝為名的復仇案件，常獲司法官員的同情，依原情定罪的原則
4 陳顧遠《中國法制史概要》（臺北〆三民書局，1965），頁214。
5 楊雪峰著，《明代的審判制度》（臺北〆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第九章「裁判」，
頁311-312。
．32．明代女性復仇故事的文化史考察
而減輕犯罪者的刑罰，儘管有時殺傷人的理由不甚符合經典中的「復 仇之義」，只要犯罪動機涉及「不共戴天之仇」，司法官員往往給予犯 罪者較輕的處罰。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松江華亭縣人（今上海）張肯堂，進士 及第，授大名府濬縣（今河南北部，屬鶴壁市）的知縣，知縣負責一 縣之政，緝捕、聽獄等事，也須親自處理。6在張肯堂擔任濬縣知縣
（1625-1634）期間，當地發生了一件家族相殺復仇的慘案：先是趙東 國殺死了趙尚武，尚武的兩個兒子趙三旺、趙三元為父報仇，又殺死 了趙東國，東國的兒子趙參、趙明也因為父親之死，與三旺、三元相 毆。後來趙明向官府控告三旺、三元，官府一方面派人緝捕三旺、三 元，一方面也以鬥毆的罪名將趙明、趙參羈押在監，在官府補人的過 程中，三旺供稱三元在逃走途中溺死於衞河，趙明也於監中病死，兩 家互鬥的這個案件，最後只剩下趙參、趙三旺二人在官受審。7
張肯堂對於案情的理解發展，仍有疑慮的部分，其實是趙三元是 否溺死的問題，他認為趙三元其實不是溺死，而是逃亡，但三元之所 以寧願亡命偷生，是因為他以為自己一露面便會因為殺死趙東國一 事，而被官府判重刑，所以不肯到庭應訊。張肯堂提到，三元其實不 知道自己其實罪不至於死，因為他為父報仇而殺死趙東國一事，法律 有〈父祖被毆〉條的明文規定可減免其刑，張肯堂認為：
而不知三元即出，其罪故不至於死也。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 擅殺行兇之人，罪止一杖，蓋隱然即古者復仇之議也。8
按照這條律文的邏輯，面對分別為己父報仇的趙三旺、趙參，張肯堂 也予以減免刑罰的判決：「改擬三旺以擅殺行兇之律」（即擬以上引文
6 楊雪峰著，《明代的審判制度》，第二章「審判機關」，頁49。
7（明）張肯堂，《 辭》（收於《歷代判例判牘》，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第四冊），
卷3，〈趙參等〉，頁314-315。
8（明）張肯堂，《 辭》，卷3，〈趙參等〉，頁314-315。
第二章 生與死〆明代司法官員的復仇觀〃33〃
中，「父母為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之人，罪止一杖」的刑罰判刑），
而「趙參既已為父報仇，量減刃傷之律」。趙三旺、三元兄弟殺死趙東 原，原本應該依謀殺人之律判斬罪，但是因為趙三旺是為父報仇，所 以依明律〈父祖被毆〉條的內容，不判死罪；明律對於鬥毆的規定寫 明：「凡鬥毆……刃傷人者，杖八十，徙兩年…‥」，9趙參、趙明兄弟 與三旺、三元的鬥毆，因為趙參是為父報仇，所以張肯堂也決定在判 刑趙參時，量減鬥毆律中，對「刃傷人者」規定的刑罰。10
差不多與張肯堂任濬縣知縣同時，後世以戲曲家著稱的祁彪佳
（1602-1645），於天啟四年（1624）到崇禎元年（1628），在福建興化 府（今福建莆田）擔任推官。11 在祁彪佳上任不久，天啟四年八月十 一日，發生了一起謀財害命的案件。案件主要的當事人有捕魚人翁廷 健、魚米交易商劉養環、魚舖主人游端表、捕魚賣魚人游端輝（端表 之弟），游信（端表之子）。游端表在沙埕開舖，店的後樓臨海，當時 游端輝與翁廷健一同捕魚，端輝借廷健的船到溫州賣魚，而廷健為了 取帳，先以陸路到沙埕，八月六日，借宿在端表家。十一日晚上，端 表酒醉，半夜起床解手時，呼喊廷健攙扶，廷健因為貪圖端表的財產，
一時動念，便趁勢將端表由後樓窗戶推入海中，端表隨即溺死。廷健 因為自己的船被端表的弟弟端輝借走，所以仍留在端表店中，十四日 端輝到了沙埕後，詢問端表的行蹤，廷健先稱端表到桐山買米。端輝 於桐山仍尋無端表，十五日又再詢問廷健，廷健支吾其詞。十六日便 不辭而去。端輝仍繼續留在沙埕，尋覓兄長蹤跡時，陳姓捕快宣稱在
9 黃彰建編著，《明代律例彙編》，下冊，〈刑律三〄鬥毆〄鬥毆〉，頁825。
10 該案的討論，參考自何佩馨〈張肯堂《 辭》導論與選讀〉，發表於「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審 判〆理論與實踐」研讀會」（臺北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2004年第二次 研討會）。
11 府在行政位階上比縣高，但府推官並不像地方知縣，負責一地之政，知府才是掌管府一地之政 的官員，但是府的的刑獄由推官專門負責，司獄則負責獄政，且地方知縣與府推官，在官品上 同樣都是正三品。參考自楊雪峰，《明代的審判制度》，第二章「審判機關」，頁49。
．34．明代女性復仇故事的文化史考察
海上發現屍體，端輝試著以船網撈屍，但端表仍無下落。廿五日，端 表與端輝子游信一同到廷健家責問，廷健掩飾不過，端表、游信又在 廷健父親、妻子處找到端輝的銀兩衣物，游信便在廿六日投告。12
祁彪佳庭訊此案時，雖然尚未找到端輝的屍體，且案情仍有疑點，
但廷健已自認罪行，其死罪便告確定。不過端輝子游信在廷健認罪後，
仍想誣告他人，並當眾在官廳以一鐵椎刺廷建，祁彪佳認為：
（游信）及廷健擬辟之時，乃當官挾一鐵椎以刺健，狠惡之狀，
有未經見者。此雖人子報冤之心切，但既在官，則有官法矣，
況以置之辟罪，復何加〇而放肆藐法若此，是鄉民之刁橫異常 者也。姑以索命之原主，且詐騙尚無實跡，免究。13
祁彪佳認為廷健已經認罪，應由官府懲罰，且已經判處死罪，游信實 不需當眾以鐵椎刺傷廷健，游信不僅情狀狠惡，且放肆藐法，實在過 於蠻橫。彪佳雖然對游信的行為不滿，但仍因復仇的動機，認為游信 乃是應向廷健索命之人，而不追究其罪行。
另有一判例收在江西人蘇良泮所彙編，為司法官吏進行審判實務 時提供適用詞語的《重刻釋音參審批駁四語活套》。14 這個案件的內 容，是馮任誣告無辜他人是殺死他父親的兇手，使得清白之人冤死獄 中，判詞寫道：
馮任雖父仇不共戴天，禮云〆父仇不共戴天。而人命豈容誣指〇只因物 色之相類，遂執疑詞以告言。卒致被誣之人，斃於獄中。斃〆死也。
12 該案判牘收於祁彪佳，《蒲陽讞牘》，（收於《歷代判例判牘》，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第五冊），卷2，〈察院一件殺父事〉，頁425-427。
13（明）祁彪佳，《蒲陽讞牘》，卷2，〈察院一件殺父事〉，頁425-427。「詐騙尚無實跡」一句，
指的是游信想將殺父之罪誣賴給翁廷健以外的人。
14 該文獻以四六駢體文具兼參古文，直敘案由，間予釋音註釋，意在提供書寫參、審、批、駁四 種法律文書的範本，「活套」便是指仿照套用，《重刻釋音參審批駁四語活套》的內容簡介，
參考楊一凡對於該文獻的〈整理說明〉，收於《歷代判例判牘》（北京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5），第四冊，頁1-3。
第二章 生與死〆明代司法官員的復仇觀〃35〃
揆諸於法，似屬深重。但本告父既無辜被殺，子當為父申冤。
若將本犯問以全誣重罪，父子淪亡，情過慘烈，擬流配亦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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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明律的規定，誣告他人致死者，應該要「反坐以死」，並應該要拿出 一半的財產撫養被誣告者的家人。16而蘇良泮卻認為司法官吏遇到這類 案件時，應該要考量馮某誣告他人的理由，是因為「父仇不共戴天」，
雖誤以無辜之人為仇人，執詞告官，害死一條人命，但是馮某的父親 也是無辜被殺，馮某本來就應該為父親申冤，其動機並沒有錯，如果 馮某被處死，父子俱亡實在過於慘烈，所以應判馮某輕一級的流刑。17
「父仇不共戴天」成為蘇氏寬宥馮某的主要理由之一。
在上述的案例中，可以看見司法官員如何依明律〈父祖被毆〉條 的規定，以及「復仇不共戴天」的倫理思考，為復仇殺人者減刑，司 法官員因為認同復仇的倫理價值和責任，並有明文的法理可援引，面 對以復仇為名的犯罪者，便有更多同情和寬罪的空間。
為父母復仇的想法已經合理化為倫理概念時，復仇行為的定義，
便也會擴大，在明代的判牘中，可看到以復仇為名的犯罪，並不符合 經典中的復仇倫理，但司法官員仍以「父母之仇」的想法合理化類似 的行為。
明末另一重要的司法文獻，《新刻官板律例臨民寶鏡所載審語》，
是曾擔任刑部尚書的蘇茂相輯成，該書輯有《大明律》、例以及官員臨
是曾擔任刑部尚書的蘇茂相輯成，該書輯有《大明律》、例以及官員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