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與影響

漢娜‧鄂蘭在《責任與判斷》一書中提到：「每一種組織皆要求效忠上 級的命令與國家的法律。效忠是最高的政治德行。沒有這種忠誠，政治體就 不可能延續。良知的自由不能毫無限制，一旦無所限制，良知的自由將危害 每一種組織性的共同體。」⁸¹白玫瑰在藉由郵寄、暗中發派的六份宣傳單當中，

其成員致力揭發納粹極力粉飾的暴行，透過傳單言語企圖喚起德國知識份子 的良知，並在被捕受審時堅持與不悔的立場。

邱吉爾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

在整個德國曾經存在著反抗運動，其成員可廁身於人類政 治史上最高貴偉大人物之林而無愧。這些人在沒有國內外支援 的情況下獨立奮鬥，而推動他們的力量傴來自於良心上的不安。

他們在世時必頇掩飾自己的身份，所以我們不知其為何許人，

但是我們可以從死難者身上看見反抗運動的存在。雖然這些犧 牲者無法為德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都作出辯解，然而他們卻為 現在的新建設奠下了不可磨滅的基礎。⁸²

德文裡的「面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是由「過去」

(Vergangenheit)和「面對、處理、克服」(Bewältigung)所組成，特指德國戰後 對二戰、納粹、大屠殺等等的省思。⁸³林德（Jennifer Lind）將加害國對其過 去罪行的記憶和懺悔作為塑造受害國對加害國威脅認知的一個關鍵因素，而 她同時也細緻地指出國家也依靠其他因素，比如：政權類型、是否有國際機 構或組織成員，以及有無領土爭端來判斷他國的意圖。⁸⁴林德在這些項目上得

81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著，蔡佩君譯，《責任與判斷》（台匇〆左岸文化，2008 年），

頁 11、12。

82英格〃蕭爾，周全譯，《白玫瑰一九四三》，頁 27。

83陳思瑾，〈聯邦德國電影對二次大戰的歷史詮釋（1945-2005）〉，頁(1)。

84Jennifer Lind，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Ithaca，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8)，pp.9-10.

出三個關鍵發現。第一，國家對其過去侵略和暴行的否認，相會將加劇受害 國對其意圖的不信任。然而，這種不信任並不必然轉化為高度的威脅認知，

因為威脅是由能力和所感知的意圖所共同決定的。第二，懺悔—主要是道歉，

但這絕對不是六十年代德法和解的必要條件。德國因為其舉國的懺悔而被廣 泛稱讚，而德國的深度懺悔是在七十年代之後才出現的。⁸⁵ 真正將德國與日 本對待過去的態度區分開來的是德國在二戰結束之初就沒有否認和掩飾其過 去的錯誤，而日本卻恰好相反。⁸⁶ 第三，加害國的道歉很可能導致其內部保 守勢力的激烈反彈，如日本的保守勢力對於面對過去這件事的反感最為顯著。

這種反彈將惡化加害國與其之前的受害國的關系，因為受害國更有可能將這 種反彈視為一種惡意的表現。而德國身為二戰的加害國，戰後在面對過去這 件事情上的表現出較為積極的態度。

所有的族群都是族群中心主義的。族群中心主義支撐著神話製造，而神 話製造又反過來強化族群的中心主義。族群中心主義更有利於將衝突制度化 並阻礙和解：它驅動群體掩飾其不光彩的但真實的過去。同時，也在美化著 光輝的過去，即便那可能只是想像的。這兩種行為的反差在加害國與受害國 之間尤為明顯，而那些曾是受害國卻又是非正義的積極幫兇，或者沉默的共 謀者，所謂 「中間國家」則兼具了這兩種行為特徵。⁸⁷這使得戰後，當國家 在面對過去這件事從心態上就存在著困難。

戰後西德社會面臨整合的困難，因為群眾有各自的二戰經驗，以致他們 在面對新的德國時，對這個新國家有不同的態度、行為及認同。 勒博（Richard Ned Lebow）認為加害國通常很不情願進行道歉並承認罪行。相反，他們希望 受害國原諒和忘記他們所帶來的傷害，這樣不光彩的過去可以被弭平或粉飾。

稍微好一點的情況，加害國在進行不夠積極與欠缺誠意的道歉之後，通常以

85Jennifer Lind，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102

86Jennifer Lind，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 29 -39，pp.105 -114.

87 Richard Ned Lebow，―The Memory of 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 in Richard Ned Lebow，

Wulf Kansteiner，and Claudio Fogu，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pp.31 -32.

Kansteiner，and Claudio Fogu，eds.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Postwar Europe，pp. 16-21.

所謂的 「道歉疲勞」進行逃避。最糟的情況是，加害國通過粉飾自己的過去 來強調自己的清白，甚至倡言其本身也是受害國。⁸⁸1945—1946 年紐倫堡大 審（Nuremberg Trials）為盟軍公開懲治德國戰犯的判決，將納粹時期違反和 平、人性的罪狀公諸於世，舉世震驚。盟軍為將納粹戰犯交由德國人自己審 理，法官也扮演原告的角色，在這種情況裡，法律依據有模糊地帶，中立性 受到質疑，德國稱之為「勝利者的正義」（Siegerjustiz）。⁸⁹看似積極面對過 去，但這種審判形式受到質疑，如欠缺程序正義等。這些動作雖名為審判，

實際在人民心中反而造成負面影響，被強迫面對過去，積極面對過去的心態 也隨之下滑。

葛祥林曾論及：

盟軍於 1946 到 1947 年以高標準嚴格清除納粹於社會中 之勢力團體，但於 1948 到 1949 年已大量「放水」。也尌是說，

紐倫堡附審判決宣布以後，允許為數不少之非主要戰犯獲得減 刑及提前獲釋之待遇。因此，剛剛新建立之聯邦德國當然又看 到西方盟軍態度之轉變，又面臨選民之壓力（如上文所述，某 禑角色參與過納粹組織者大約站當年成年人之五分之一，即付 表非常多選票）。 此清除納粹勢力及審判戰犯政策之多重衝擊 使得聯邦德國社會要求一禑政策轉變。在一般老百姓之眼裡，

蘇聯所主導之驅逐德裔人民之政策，以及盟軍在清除納粹所犯 之政策錯誤。以上，使居住於碎石中之德國老百姓不得不認為 自己亦屬被害者。故此，當年之德國社會發生一禑統合作用，

非納粹之流社會願意庇護納粹者，只要該納粹不明顯維持原來 歧視禑族等意識型態之理念，使主流社會在主觀上認定該納粹

88Richard Ned Lebow，“The Memory of Politics in Postwar Europe”，pp. 31 －32.

89陳思瑾，〈聯邦德國電影對二次大戰的歷史詮釋（1945-2005）〉（台匇〆輔仁大學歷史研 究所碩士論文，2012）頁 26

之歷史包裃顯得「輕微」。⁹⁰

二次大戰後，美蘇意識形態對立，德國做為美蘇對抗的前線之一。一開 始，西方盟國強調德國有義務要進行反省，像是紐倫堡大審判等，但是，基 於美蘇對立的背景，又需要穩固的西德，所以西方盟國容許與納粹有關的分 子繼續留在政府、企業等體系裡。以德國人民心態來說，戰後所面臨的困境，

也令其自我定位的角色不再是加害者，反而偏向是被害者。在這種統合作用 底下，也讓戰後德國強調反省，但欠缺對歷史包袱的承擔。葛祥林〈德國納 粹屠殺事件之處理與借鏡〉提到：

這禑對於過去所發生之事情始終維持沉默之心態，後來 讓很多人不舒服〆德國社會之行為模式是否真正改變了〇過 去所發生之集體犯罪、集體破壞人權等事件是否再不可能發 生〇因此，沒有親自積極參與過戰爭之人於 1968—1969 年 開始反權威、反既得利益者、反政黨分黨等等。此禑由根本 來質疑既有權力結構之社會運動也不願意變成一禑「正式」

政治勢力，反而形成所謂「議會外之反對勢力」

（außerparlamentarischeOpposition）。

德國從納粹以來沒經歷過如此強大之社會運動。該運動 重要著力點之一，是一般社會在公共輿論中不面對戰敗前所 發生之事實々因此，當年之年輕人質疑任何不坦然說清楚自 己過去之人為「老納粹」。依該社會運動之風氣，納粹時期 不可能有任何正當之處。因此，「納粹」變成德國社會之有 效禁忌〆只要被該禁忌稍微牽累，整件事情全然尌被扭曲及 貼上「納粹的」標籤。⁹¹

德國在戰後的反省，看似嚴謹，但就實際內容來說，對大多數的核心議題

90葛祥林，〈德國納粹屠殺事件之處理與借鏡〉，《國家發展研究》第 5 卷第 2 期（2006 年 6 月），頁 167。

91葛祥林，〈德國納粹屠殺事件之處理與借鏡〉，頁 176。

保持沉默。沒有戰爭經歷的新一代德國人在戰後反省的氛圍中成長，不管是教 育還是媒體，都一在的要求德國進行反省。西德是在盟軍支持下重建，在六十 年代，對於美蘇這兩股自二戰之後就掌握世界又互相角力的意識形態出現反抗。

德國的年輕人對於沒有根基的反省感到不耐，勇於挑戰這種不清不楚的反省行 行為。隨著網過去探究，挖掘出更多關於納粹時期的事實，年輕人發現政府高 官、企業掌理者，乃至自身家長等，在過去他們幾乎都是納粹的參與者，納粹 作為被強調，甚至是被扭曲。

「白玫瑰」是德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抗暴事件之一，巴伐利亞政府於戰後 每年頒發「蕭爾兄妹文學獎」，以獎掖在精神上宣揚自由意志、在政治上展 現道德責任的作家，可是當初的「白玫瑰」涉案人士如蕭爾兄妹卻遲遲無法 完全恢復名譽。⁹²就背景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於 1945 年結束後，德國由同 盟國加以接管，並遭分割為四個佔領區 (美、英、法、蘇) 而喪失國家主權。

直至 1949 年 5 月，西德在西方同盟國的許可下，制定了作為立國基礎的「基 本法」(das Grundgesetz)，使其重新獲得國家主權以及治權，國家所需要的政 治體系，如政府、國會、政黨、選舉制度等儼然成型；由此，包含美、英、

法三國佔領區的德國領土在穩定中建立了符合西方民主體制精神的「德意志 聯邦共和國」(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以下簡稱「西德」)。

西德建國後，首任總理艾德諾 (Konrad Adenauer) 被賦予艱鉅的任務，

帶領著已成為斷垣殘壁的國家和人民朝向嶄新的民主社會前進。在成立西德 外交體系時，艾德諾面臨專業外交人員短缺之窘境，故仍須延攬前納粹時期 之外交官員。這些被沿用的官員於大戰期間曾直接參與違反人道和戰爭之罪

帶領著已成為斷垣殘壁的國家和人民朝向嶄新的民主社會前進。在成立西德 外交體系時，艾德諾面臨專業外交人員短缺之窘境，故仍須延攬前納粹時期 之外交官員。這些被沿用的官員於大戰期間曾直接參與違反人道和戰爭之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