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運動的採行
第二節 愛爾蘭的政治民族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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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即便是愛爾蘭自治問題，也只是報紙評論的一角和政治菁英對蘇格蘭自治 的假設理論。群眾更關心的，是如何享有｢不列顛公民｣的所有政治和經濟權 利。這些政經權利的分別，更多是基於同一國家社會階級的不同，而非族群不 同所致的階級差異。換言之，它是蘇格蘭的勞工對抗蘇格蘭的資產家，而非蘇 格蘭受壓迫者對抗英格蘭壓迫者的反殖民式民族衝突。
蘇格蘭民族主義，是不列顛國家和蘇格蘭民族的雙重認同。作為｢不列顛人
｣，蘇格蘭的勞工認為選舉國會議員是應當的｢天賦人權｣，蘇格蘭人擔當不列顛 的內閣也很自然。作為｢蘇格蘭人｣，厄斯特的｢同胞｣遭受舊教威脅，蘇格蘭的 群眾也會有所反應。自由黨分裂後，反對愛爾蘭獨立的聯合黨(Unionist Party)在 1900 年成為蘇格蘭政壇的主要政黨，背後就是選民對厄斯特｢同胞｣的關注 (Wormald, 2005: 168)。一個完整的不列顛國家，是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蘇格蘭 群眾的共識。因此，蘇格蘭的政治民族運動，在 19 世紀後期呈現寂靜的表象。
群眾的政治運動，更多以勞工運動的罷工、佃農的土地搶奪和占領來呈現。愛 爾蘭問題的發酵，則激起蘇格蘭民眾(至少部分極端份子)排外意識，且轉化為 對聯盟(不列顛)的強力支持。
第二節 愛爾蘭的政治民族運動
一、愛爾蘭大饑荒
就跟蘇格蘭一樣，19 世紀後半的愛爾蘭同樣歷經嚴重的階級問題。然而不 同的是，蘇格蘭的階級問題有很大部分是都市勞工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愛爾 蘭則主要是農民和地主、穀物商之間的衝突。愛爾蘭的階級問題，經過 1845-49 年的馬鈴薯大饑荒而更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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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經濟高度仰賴農業，因為宗教階層體系的存在，占多數的舊教徒的 受教權益受限，識字率難以提升，操作機械所需要的閱讀指示能力因此大打折 扣，加以不列顛方面的工業製品以較低價格傾銷，使得愛爾蘭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在識字水平不高、去工業化的兩大因素夾殺下，大部分的愛 爾蘭舊教徒淪為替地主耕作的佃農，靠著易生長、價賤的馬鈴薯為食物過活。
吃不飽、穿不暖的愛爾蘭佃農，依靠馬鈴薯尚能勉強活著，但在自身無足夠財 富能購買其餘糧食種類的情形下，比如玉米，甚至對他們而言是高價品的麵 包，他們也面對更高的饑荒威脅。
在 1845 年一種真菌疾病侵襲全歐，這種真菌專門攻擊馬鈴薯，使馬鈴薯枝 葉長出黑斑、葉面長出霉點，之後塊莖發臭腐爛，無法食用(Kee 著，潘興明 譯，2010：84)。不列顛本身的多樣化穀物種植，諸如小麥、玉米等，以及人們 以麵粉類製品為主食的情況，使不列顛雖也因真菌而馬鈴薯歉收，卻不至於引 發饑荒；愛爾蘭就不同了，廣泛的赤貧陷大多數人口只吃得起馬鈴薯，而當馬 鈴薯都因真菌而無法食用，挨餓就成了他們的可預期命運(Kee 著，潘興明譯，
2010：84)。雪上加霜的是，不列顛的政治菁英和輿論，因為欠缺對愛爾蘭的實 地了解，加以不列顛雖遭遇真菌侵襲卻仍餘糧供應的情況，而低估愛爾蘭馬鈴 薯歉收的危險(Kee 著，潘興明譯，2010：84、89、99)。首相皮爾(Robert Peel, 1841-46)收到愛爾蘭馬鈴薯收成的報告，雖然注意到歉收可能導致饑荒，從而 提出三項碩施：第一，從美國大舉進口玉米，在愛爾蘭的政府糧倉以低價銷 售；第二，派遣救濟專員到都柏林，和愛爾蘭各地由地主組成的救濟委員會協 調，提供各地委員會資金補助，開始道路等公共工程，以此提供貧民工作，讓 他們有收入能購得糧食；第三，不列顛取消為了保護國內農業而設立的糧食輸 入高關稅，也就是｢穀物法｣，希冀海外低價糧食的進口可以減緩愛爾蘭的歉收 (Kee 著，潘興明譯，2010：86-8)。雖然皮爾的措施是為了處理愛爾蘭糧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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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缺乏實地的了解而無實質助益。
皮爾以及接替他首相之位的羅素(John Russell, 1846-52)，都以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為經濟政策的顧問。在李嘉圖的自由貿易思想引導下，19世 紀的倫敦奉｢市場機能的徹底發揮｣為圭臬，所以堅持救濟的穀物不是免費發送 的｢救濟｣，而得要｢買賣｣，以免破壞穀物供需市場的運作。對政府來說，若大 量投入穀物於市場中，穀物價格會被大大壓低，穀商將會因獲利降低而停止供 應穀物，反倒導致短期穀物供應足夠，但長期卻會因無穀商投入而糧食供應仍 短缺(Kee 著，潘興明譯，2010：92-94)。問題是，不論這糧食有多低價、工作 機會有多少，挨餓的愛爾蘭農民已經無足夠財富購買，也無足夠體力長時間工 作來賺取政府的微薄工資。政府為了保持市場穩定的作法，只是讓穀物推積在 倉庫等著腐壞，而愛爾蘭的鄉間仍饑民處處；公共工程的現場也只見因長期饑 餓而體力衰弱的人，所謂｢以工代賑｣只是不瞭解饑荒實際情況、以為挨餓的人 尚有能力工作而提出的不切實際想法(Kee 著，潘興明譯，2010：99)。再者，以 維持正常市場運作為原則，救濟專員屈威廉(Charles Trevelyan, 1807-86)甚至不 顧1846年1月起饑荒已越發嚴重的實際狀況，迂腐地堅持要以市場價格的高漲為 標準，直到該年的3月先在科克(Cork)，之後5月中旬下令愛爾蘭各地的糧倉開 倉售糧(Kee 著，潘興明譯，2010：88-89)。迂腐、不知變通，對於愛爾蘭情況 的不瞭解，註定皮爾的饑荒政策的失敗(Kee 著，潘興明譯，2010：83)。
接替皮爾的羅素，在處理愛爾蘭饑荒上，成效也不佳。羅素是英格蘭望 族，信奉聖公會。話雖如此，他就學於愛丁堡大學，深受蘇格蘭長老教會的喀 爾文式倫理價值觀影響，相信懶惰是人最大的罪惡之一。為了避免愛爾蘭人因 過度依賴政府救濟而變得懶惰，從而讓愛爾蘭成為不列顛的負擔，羅素甚至停 止派遣救濟糧食的船運往愛爾蘭(Kee 著，潘興明譯，2010, 93)。深受蘇格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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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教育薰陶的羅素，接受斯密一派的資本主義觀點，費盡心力要讓市場自足，
而政府不干預。因此，本來要提供給饑民工作機會的築路工程，政府卻一再拖 延(Kee 著，潘興明譯，2010：94)。政府把救濟的責任轉嫁給愛爾蘭的地主，幸 運的饑民，若其居住土地的地主像鮑爾夫人(Mrs. Power)有憐憫之心，或許會收 到地主分發的食物；不幸的，則會被地主依其無力繳交地租為由，趕到他處，
任其餓死(Kee 著，潘興明譯，2010：92)。歷經 1845-49 年的大饑荒，愛爾蘭死 了一百萬人，外流人數也有一百五十萬人，本當依出生率在 1851 年增加到九百 萬的人口，卻從八百萬掉到只有六百多萬人(Kee 著，潘興明譯，2010：112)。
簡言之，依循新教的勤勉價值，不列顛政府一則不是很甘願地提供饑荒救 濟，幾次延後開倉救濟的時間，甚或停駛載有救濟糧食的船隻至愛爾蘭；二則 要求饑民參加築路工程，而未考量到饑民的健康和體力可能無法擔負勞力工 作，致使因勞累和飢餓而餓死、病死的人所在多有。於是，同樣的新教倫理，
在蘇格蘭成為她的民族內涵價值，協助建構蘇格蘭民族，且當作蘇格蘭民族優 秀的旁證；到了愛爾蘭，則是不列顛政府維護本國私人企業的理論基礎，同時 因為政府的顢頇處理，間接地加劇愛爾蘭饑荒的慘況。愛爾蘭饑荒的悽慘，打 消愛爾蘭知識分子對於不列顛的幻想，不再相信倫敦方面真的關心愛爾蘭，他 們必須要自己處理愛爾蘭的事務，要不自治，要不脫離不列顛而獨立。至此，
地主和佃農、不列顛和愛爾蘭的矛盾達到最高點，對於政府和地主的不滿開始 交融，加上新教和舊教的階級差異，愛爾蘭在 19 世紀後半宛若不定時炸彈，社 會和宗教的衝突正準備要爆發，愛爾蘭的政治民族運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 生。
二、獨立運動
受到不列顛政府在饑荒的顢頇處理刺激，1842 年成立的青年愛爾蘭，從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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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非暴力，轉向暴力路線，以對抗不列顛的暴政。1848 年，青年愛爾蘭發起 暴動，雖然參與人數只有二十多個，而被軍警快速平定，它卻開啟了往後 19 世 紀下半葉到 20 世紀的獨立派暴力運動。青年愛爾蘭本來是奧康奈 1830 年代廢 止聯合法案運動的外圍組織，它有自己發行的刊物《民族》報(Nation)，且不同 於奧康奈的支持者多舊教徒，青年愛爾蘭的領導者是新教徒青年，信奉長老教 會的達維斯。青年愛爾蘭訴求完全的獨立，脫離不列顛而自立。為此，單單政 治上建國是不夠的，必須要有一個屬於｢愛爾蘭民族｣的文化和歷史記憶，因此 在政治民族主義之中，他們加入了文化的內涵，把 18 世紀文化復興運動所發掘 和再詮釋的蓋爾歷史、英雄傳說等，加入他們的政治運動中，其具體作為如：
建立愛爾蘭圖書館、收集愛爾蘭詩歌，致力要復興愛爾蘭語言(蓋爾語)，他們 所收集、翻譯、創作的愛爾蘭歌謠和文學作品都刊載在《民族》報(Suzman, 1999: 18)。之所以汲汲於收集過往的歷史和文化，是因為青年愛爾蘭要以他們 所建構的蓋爾文化對抗｢外來｣的盎格魯化(Hutchinson, 1987: 101)。除了建構過 去，青年愛爾蘭本身也成為民族主義的符號，其所使用的白、綠、橘三色旗 幟，即成為愛爾蘭共和民族主義的象徵旗幟，從而成為愛爾蘭共和國國旗 (Suzman, 1998: 18)。
在青年愛爾蘭的 1848 年起事被平定而解散後，承繼其共和訴求的，有兩個 組織: 愛爾蘭共和兄弟會(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以下簡稱兄弟會)、新芬 黨(Sinn Fein)。愛爾蘭共和兄弟會，或稱費尼安兄弟會(Fenian Brotherhood)111， 於 1858 年由愛爾蘭移民成立於美國。延續青年愛爾蘭最終採取的暴力抗爭，兄 弟會旨在用暴力推翻不列顛的愛爾蘭統治，且以不具選民資格的廣大窮困舊教 農民為訴求對象(Suzman, 1998: 19)。不同於先前的共和民族主義組織，兄弟會 的成員多為舊教徒，運動也是舊教知識分子主導，它的運動建構在蓋爾文化、
共和主義、舊教三者的共同｢愛爾蘭民族｣想像。換句話說，兄弟會的出現，是
111 費尼安(Fenian)的名稱，來自於蓋爾愛爾蘭時期的戰士芬尼亞(Fianna)(Suzman, 199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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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內涵(愛爾蘭是舊教/蓋爾的文化與政治共同體)的政治民族主義具體轉化。
民族內涵(愛爾蘭是舊教/蓋爾的文化與政治共同體)的政治民族主義具體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