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運動的採行
第一節 蘇格蘭的政治民族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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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混居，民族獨立或分離的簡化式解決方案在蘇格蘭無用武之地。蘇格蘭自 治運動的發起，最早也非群眾或中產階級所做。主要是國會議員的蘇格蘭菁 英，對於愛爾蘭自治法案的一種回應，希望凸顯蘇格蘭在聯合王國的存在，使 之不因愛爾蘭議題而被忽視。
愛爾蘭的知識分子則因為宗教隔離體系之故，難以整合互相不信任的新教 和舊教群體，反倒產生舊教和蓋爾的愛爾蘭民族概念。舊教為主的愛爾蘭民族 主義，刺激了新教徒的反彈，他們要不重塑愛爾蘭民族的內涵含括不同宗教信 仰，要不組織起武裝和政治力量與之對抗。而面對無法執政中央的限制，愛爾 蘭的知識分子分別採用和國會的友黨結盟，或是體制外的群眾暴動路線，來試 圖側面影響倫敦的決策。愛爾蘭的政治民族運動雖然因政治上是否應當完全獨 立或自治、舊教和新教群體的互相排斥而紛擾不休，但一個自主獨立、不受不 列顛干預的愛爾蘭是他們共有的目標。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相信，不列顛的干 預和顢頇是愛爾蘭停滯倒退現況之原因。長期的宗教隔離體系，以及由此所劃 分出來的階級差異、1845-49 年大饑荒的冷漠處理方式，則增強了愛爾蘭民族主 義要求不列顛退出島內內政的訴求，要以自治或獨立的形式來實現｢民族自決
｣。愛爾蘭政治民族運動把｢民族自決｣當作社會問題萬靈丹的做法，使之獲得群 眾的支持。
第一節 蘇格蘭的政治民族運動
一、階級問題和排斥愛爾蘭情緒
19 世紀後期的蘇格蘭，面臨嚴重的資產和無產階級衝突。在高地，衝突在 佃農和地主之間；在低地，都市的無產勞工和工業資產家對抗。佃農佔領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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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勞工罷工的事件頻傳，流血衝突也有發生。高地的大饑荒、1837-39 年的 經濟蕭條，則讓情勢更加緊繃。愛爾蘭移民替代蘇格蘭勞工成為另一個勞動力 來源的事情發展，更引發了深陷高失業率問題之蘇格蘭社會的排外情緒。因此 對於蘇格蘭的群眾，他們關心的議題有三--無產階級的投票權、土地改革、愛 爾蘭問題--投票權是為了在階級衝突的社會中能在體制內有個政治發聲的管 道，土地改革則是因佃農想改變土地資產集中在少數地主的現況，愛爾蘭問題 則牽涉到社會內部的族群緊張關係。
進入 19 世紀以來，工業化腳步不斷加快，無產的勞工階級在城市中擴張，
人數越來越多。1832 年的《國會改革法案》先賦予中產階級投票權，呼應了 1820 年代的激進運動(Radical Movement)訴求。勞工階級在 1830 年代接續地要 求投票權，並在 1838 年發起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蘇格蘭是個高度工 業化的社會，格拉斯哥是不列顛的商貿和製造業中心，吸引了來自低地、高 地、愛爾蘭，甚或歐陸的勞工移民108。對勞工來說，1837 到 39 年之間的經濟 蕭條，以及資產家的嚴重剝削勞力，促使他們尋求國會中有代表其利益的議員 (靡佳譯，Speck 著，2002：117-8)。土地改革也是階級問題，它所牽涉到的是 高地佃農對土地資源為少數地主寡占的不滿。受到愛爾蘭土地戰爭(Land War, 1879-82)的啟發--愛爾蘭共和兄弟會所組織的對地主土地佔領再行重分配給佃農 的行動--組成了高地土地聯盟(Highland Land League)，且進行高地的土地戰爭。
另一個愛爾蘭問題，則和厄斯特的長老教會信徒聯盟派相關。蘇格蘭的西 南部是長老教會信徒的主要聚居地，也是詹姆士一世時代厄斯特遷移計畫的移 民來源。宗教信仰和血緣想像，使得蘇格蘭對厄斯特的新教群體有集體認同，
有｢我們｣的認知。愛爾蘭自治運動背後的舊教壓力，在這種集體想像中，成為 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共同認知威脅。19 世紀中期愛爾蘭大饑荒所導致的大量舊
108 The City of Glasgow-The Thir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Scotland, published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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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White, 1923)。卡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19 世紀後期的蘇格蘭哲 學家，就曾批評愛爾蘭人懶惰，欠缺新教當中的個人勤勉價值(方志強，2011:316)。當青年愛爾蘭的領導者達維斯(Thomas Davis, 1814-45)抱怨蘇格蘭人對愛 爾蘭人不公平，卡萊爾更認為是因愛爾蘭未發起宗教改革，未皈依喀爾文教
109Education Scotland, Irish Emigration to Scotland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Retrieved 1 January, 2016 from
http://www.educationscotland.gov.uk/higherscottishhistory/migrationandempire/experienceofimmigrants/irish.asp
110 同註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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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盟內的平等
19 世紀下半葉的蘇格蘭，正面臨階級和族群的嚴重矛盾，勞資雙方的關係 緊張，愛爾蘭移民則帶來族群壓力。在這個壓力緊繃的背景中，工業化所帶來 的貧富差距、都市人口快速增長，以及兩者結合所導致的都市勞工的無處可 居、傳染病、教育、衛生等問題，也讓蘇格蘭以往的教會和仕紳自主處理之治 理系統難以負荷。在此同時，愛爾蘭民族問題的如火如荼，讓蘇格蘭的政治菁 英也開始想方設法把當地的議題提高到國會議程中。而由此開始，蘇格蘭本位 的政治民族運動正式登場。
蘇格蘭的政治民族運動，由上層的資產階級發起，目的是維繫蘇格蘭在聯 合王國的平等地位和利益。最早發起的組織是 1853 年成立的｢蘇格蘭民族權利 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Vindication of Scottish Rights，NAVSR)。民族 權利協會視自身為｢1707 年聯盟精神｣的捍衛者--確保蘇格蘭作為王國的夥伴、
享有公平權利--這也就是蘇格蘭知識分子對英、蘇《聯合法案》的理解：兩個 對等國家的同盟(Elder, 2014: 13)。
為了確保蘇格蘭在｢對等｣同盟中不會受到漠視，有兩件事是民族權利協會 一直在追求的：蘇格蘭事務部長(Secretary of State for Scotland)的設立、蘇格蘭 代表在國會的席次增加。對他們而言，1832 年以來，由內閣的檢察總長(Lord Advocate)負責蘇格蘭相關事務，實在不恰當。一來隨著蘇格蘭工業化，大量人 口的增加、工商貿易的繁忙、新興工商大城的崛起，這些發展及衍生事務，絕 非只懂法律的檢察總長有能力處理；二來蘇格蘭為大英帝國的共同建造者，她 的高地軍團更替帝國攻下許多殖民地，她的菁英也奉派到帝國各處管理，蘇格 蘭事務當然也應在國內受到對等重視(Bultmann, 2005)。而國會席次和蘇格蘭人 口不成比例的代表性，更被民族權利協會詬病。除了代表性，蘇格蘭醫生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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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蘭執業需二次認證、蘇格蘭的大學不能和英格蘭大學一樣有國會議員代表、
蘇格蘭的大學不能像英格蘭及愛爾蘭的大學得到中央補助、國家指涉的糾正(不 是英格蘭 England, 是不列顛 Britain)、蘇格蘭王徽是否正確呈現等議題，都被 民族權利協會用放大鏡檢驗，確保蘇格蘭沒有一絲一毫受到｢不平等｣對待 (Bultmann, 2005)。而在這些看似繁瑣的議題下，顯現的是蘇格蘭民族主義自視 為聯合王國締造者的認知。
蘇格蘭的政治民族運動，到了 19 世紀 80 年代，面臨另一個衝擊：愛爾蘭 自治運動。愛爾蘭的自治運動，因著格拉史東首相的執政，他的自由黨和愛爾 蘭議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結盟--前者給予後者自治法案提出，後者予以 前者選票的支持 --而使英國陷入政治動盪，被稱作｢自治危機｣ (Home Rule Crisis)。自治危機的發生，導致了自由黨的分裂，不支持格拉史東自治提案的 同黨議員，紛紛出走且另組｢自由聯合黨｣(Liberal Unionist Party)，開啟自由黨的 勢衰。蘇格蘭的工黨國會議員在 1886 年眼見首次《愛爾蘭自治法案》(Irish Home Rule Bill)的提出，仿效愛爾蘭議會黨創立了蘇格蘭自治協會 (Scottish Home Rule Association)，希冀蘇格蘭能有一樣的自治權限，恢復在愛丁堡的蘇 格蘭議會。蘇格蘭自治協會的成立，更多是要從聯盟中取得對等立法及預算權 利，使之不會低於愛爾蘭的位階。它所尋求的，依然是要在聯合王國體制內的 最大利益。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的｢愛爾蘭問題｣沸沸揚揚，佔據倫敦國會的 主戰場，排擠到蘇格蘭的相關議題。自治運動的提出，除了是要仿效愛爾蘭的 自治訴求，也是一種凸顯蘇格蘭｢存在｣的策略應用，同時降低愛爾蘭地位的特 殊性和重要性。
然而蘇格蘭民眾對於菁英所發起的民族運動，並無太高的興趣。對於蘇格 蘭的群眾來說，抽象而廣泛的蘇格蘭自治，倒不如自身物質權利切身相關。唯 一的例外，是對共享宗教信仰之厄斯特｢同胞｣的關注，以及愛爾蘭移民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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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即便是愛爾蘭自治問題，也只是報紙評論的一角和政治菁英對蘇格蘭自治 的假設理論。群眾更關心的，是如何享有｢不列顛公民｣的所有政治和經濟權 利。這些政經權利的分別，更多是基於同一國家社會階級的不同，而非族群不 同所致的階級差異。換言之，它是蘇格蘭的勞工對抗蘇格蘭的資產家，而非蘇 格蘭受壓迫者對抗英格蘭壓迫者的反殖民式民族衝突。
蘇格蘭民族主義，是不列顛國家和蘇格蘭民族的雙重認同。作為｢不列顛人
｣，蘇格蘭的勞工認為選舉國會議員是應當的｢天賦人權｣，蘇格蘭人擔當不列顛 的內閣也很自然。作為｢蘇格蘭人｣，厄斯特的｢同胞｣遭受舊教威脅，蘇格蘭的 群眾也會有所反應。自由黨分裂後，反對愛爾蘭獨立的聯合黨(Unionist Party)在 1900 年成為蘇格蘭政壇的主要政黨，背後就是選民對厄斯特｢同胞｣的關注 (Wormald, 2005: 168)。一個完整的不列顛國家，是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蘇格蘭 群眾的共識。因此，蘇格蘭的政治民族運動，在 19 世紀後期呈現寂靜的表象。
群眾的政治運動，更多以勞工運動的罷工、佃農的土地搶奪和占領來呈現。愛 爾蘭問題的發酵，則激起蘇格蘭民眾(至少部分極端份子)排外意識，且轉化為 對聯盟(不列顛)的強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