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民族內涵的建構：18 世紀-19 世紀中葉
第三節 小結：內部邊界的消弭或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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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案協會(Repeal Association)，就曾言：｢(青年愛爾蘭, Young Ireland)的新教 徒正替要建立"舊教至上"的人們清理道路。｣(Duffy, 1884，235-6)。廢止聯合法 案運動的支持者，舊教資產階級，相信不列顛政府對｢我們的宗教、我們的種 族、我們的名｣抱有敵意(Boyce, 1991: 162)。舊教徒的言論，除了體現長期對不 列顛統治的不滿，更重要的是，把｢我們｣(愛爾蘭人)限定在享有舊教信仰者，
同樣住在愛爾蘭島上的新教徒成了跟不列顛一樣的｢他者｣。新教徒的戒心、舊 教徒的不滿和排外--根源自長期不列顛宗教差別政策--致使新舊教徒的和解困難 重重。舊教協會所建構的宗教共同體意識，和蓋爾文化符號、追求平等和自主 的政治理念，建構了 19 世紀後期｢愛爾蘭民族｣的內涵和政治追求目標--一個獨 立自主、古老的愛爾蘭舊教/蓋爾共同體--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雛型已然可見。
第三節 小結：內部邊界的消弭或強化
蘇格蘭和愛爾蘭都各有內部分裂的問題存在，前者有高地和低地的分別，
後者有新教和舊教的邊界。這些內部邊界，都曾以暴力衝突的方式展現，如高 地的多次詹姆士黨叛亂、愛爾蘭的宗教衝突。然而，最終蘇格蘭的高地和低地 分界漸漸消弭，｢蘇格蘭人｣已然成為該區的人們身分，且和｢不列顛認同｣相 容；｢愛爾蘭人｣的身分，有更加窄化和分裂的趨勢，限定於舊教的群體，且出 現排斥｢不列顛認同｣的意向。英格蘭政策、知識分子的建構方式，以及個別行 為背後的利益認知，是導致如此不同結果的因素。
一、英格蘭的政策：棒子與胡蘿蔔 v.全然壓制
首先，先就英格蘭政策來討論。在蘇格蘭，英格蘭採取的是｢棒子與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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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的內政及外交主權之行使已合而為一，由一個政府代表兩國處理(杜蘅之，1991: 90)。在英蘇合併 案例中，《聯合法案》就是國際協議，該協議的內容即結合兩國政府(議會)，統一施行外交和主要內政主 權，但成員國(蘇格蘭)仍保留部分內政自治(宗教、教育、司法、地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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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要和歐陸強權爭霸海權的英格蘭來說，是不必要的成本。既然單純武力征 服的手段並非完全可行，｢和蘇格蘭人合作｣就成了唯一可用的政策選項。經濟 市場的利誘、政治權力的分享，都是為了讓蘇格蘭持續留在聯合王國內的政策 手段。
那麼，英格蘭為何要堅持蘇格蘭留在聯合王國體制內? 考量有二：地緣安 全和資源供給。國家的地緣安全是一大考量。蘇格蘭和英格蘭共享大不列顛 島，一個在北、一個在南。若說大不列顛島的北方--蘇格蘭--有敵對勢力，尤其 是法國，倫敦是處於隨時被南北夾擊的威脅。更何況法國也多次展現利用不列 顛內部不穩定的時刻，加以干預內政的意圖，比如波旁(Bourbon)王朝時多次支 援詹姆士黨，或說革命法國和愛爾蘭人聯合會的叛亂份子合作。再者，斯圖亞 特王朝復辟的威脅，一直是 18 世紀英格蘭議會政府的夢魘。斯圖亞特王室的根 基在蘇格蘭，英格蘭的境內也有支持其復辟的詹姆士黨份子，加以前述法國的 暗中支持，如何削減該王權的復辟風險也是保住政權的當務之急。在內外的安 全隱患下，保證蘇格蘭和英格蘭是共有同一中央政府的物合國，是確定英格蘭 安全的必要方法。除了國家安全，資源的供應，比如糧食，也是英格蘭希望蘇 格蘭留在聯盟的因素，縱然此因素因為有愛爾蘭作為糧食供給之地，尚不如安 全需求重要。在 18 世紀，蘇格蘭的牛肉和羊毛因應英格蘭的需求上升，而產量 增加；蘇格蘭在當時供應醃製牛肉給予英格蘭的城市，以及軍隊食用(Hecther, 1975: 83)。
與蘇格蘭的情況相反，英格蘭對愛爾蘭採用壓制為主的作法。愛爾蘭和英 格蘭的關係，是領主和領地的附庸關係。1542 年成立的愛爾蘭王國，只是把｢
愛爾蘭領地｣的名字改掉，其為英王(兼任愛爾蘭國王)領地的實質意涵並未真正 改變。1688 年的光榮革命，把統領的權力從英王手上移轉到議會。1707 年的英 蘇《聯合法案》，只是告訴愛爾蘭，它的領主從原先的英格蘭議會，轉為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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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和蘇格蘭一同組成的聯合王國國會。長達數百年的不列顛政治變遷，見證王 權的興起和衰落、｢議會至上｣原則的確立、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合併等變化，唯 一不變的是愛爾蘭的從屬地位。對倫敦的中央來說，愛爾蘭就是一塊被征服、
由其領有的領地。領主和領地的關係，代表英格蘭的政治菁英不需太關注愛爾 蘭當地人的意見，因為他們的權力基礎是在英格蘭內部，最早是英格蘭的封建 貴族和教會，後期(18 世紀)則是英格蘭的資產階級。1707 年的英蘇合併，則代 表倫敦尚得獲取蘇格蘭菁英的支持，但愛爾蘭的人，不論菁英或群眾，都非倫 敦統治正當性所要顧慮的群體。
此外，愛爾蘭宗教人口結構也是讓英格蘭決定採剛性壓制作法的因素。不 同於蘇格蘭，在 16 世紀歷經自主的宗教改革(即長老教會)，愛爾蘭的宗教改革 是外在強加的，是同時代的伊莉莎白一世為了減少舊教威脅王權的勢力(外在的 教宗、西班牙和法國，內部曾支持姊姊瑪莉一世的舊教貴族)，從政府以法律的 方式，上到下的施加。這種外在強加、缺乏群眾接觸的宗教改革方式，並未獲 得成效，大部分的愛爾蘭人，不論是蓋爾或諾曼，都維持舊教信仰。更甚者，
多次的叛亂似乎證明英格蘭｢愛爾蘭舊教徒不可信賴｣的認知。和愛爾蘭兩相比 較，英格蘭和蘇格蘭占多數的新教階層，就有抵制舊教勢力的共同利益。Linda Colley 就十分強調，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共同新教信仰，是搓合兩國為聯盟的因 素(Colley, 1992)。這種｢反教宗派情結｣是英格蘭和蘇格蘭所共有的政治立場，
他們會盡力不讓舊教專制勢力回鍋、威脅議會。為此，確保舊教徒的權利/力限 縮，是可行的選項。
｢反教宗派情結｣，當中所蘊含的，是英格蘭和蘇格蘭菁英的權力不安全 感，也是 16 世紀政教之爭、17 世紀王權和議會之爭、18 世紀英法爭霸這三個 內外權力鬥爭的概括濃縮。舊教，代表著古往今來的英格蘭/蘇格蘭新教政權的 敵對力量；它是外國的，代表法國和西班牙，以及遠在羅馬的教宗，可以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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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新教徒的｢奧倫治會社｣(Orange Order)以為制衡(De Paor, 1971: 27)。1800 年的 英愛《聯合法案》，更體現反教宗派的不列顛菁英，利用只給予愛爾蘭新教徒德.吉斯(以及先前丈夫)的統治時期，蘇格蘭教會的主教威斯哈特(George Wishart)在聖安德魯教堂設置異端 裁判所，迫害長老教會。漢彌爾頓(Patrick Hamilton)和威斯哈特(George Wishart)兩位新教傳道人，就在畢 頓主教治下，先後受異端裁判和處以火刑。威斯哈特的受迫害，引起了當地新教貴族的叛亂。在瑪莉.德.
吉斯攝政時期，大量的蘇格蘭長老教會信徒逃往海外，避免可能的宗教迫害；漢彌爾頓和威斯哈特，則長 老教會奉為｢殉道者｣。在英格蘭，瑪莉一世廢除所有其父亨利八世的新教改革，抓捕和處死大量新教徒，
由此被敵對新教徒稱｢血腥瑪莉｣(Bloody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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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革命後，英格蘭議會取代英王，成為英格蘭意志的主要來源，並於 1720 年通 過法案宣稱不列顛國會有愛爾蘭立法權。
以上兩項策略--｢分而治之｣和｢遙控｣--是不列顛的愛爾蘭具體政策方向，但 隨著時勢變化，也會有所調整。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就分別標誌｢遙控
｣策略的結束和轉向｢合併｣。美國獨立戰爭讓倫敦驚覺不分享權力的可能後果--殖民地的不滿和脫離英國--因此改而和格拉頓的愛爾蘭議會妥協，承諾尊重都 柏林的立法權；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的 1798 年愛爾蘭人聯合會的暴亂，則讓 倫敦發現｢共和｣革命火苗的延燒，必須要採壓制手腕撲滅，且開始了合併愛爾 蘭的進程。《舊教徒解放法》，則是倫敦態度的大改變，改以和占愛爾蘭人口 多數的舊教徒和解，開放公職和議席給他們，來換取愛爾蘭的相對穩定。但不 論如何，｢控制｣一直都是英格蘭/不列顛的愛爾蘭政策指導原則，是要把愛爾蘭 控制在不列顛之下，這也是為何倫敦對於愛爾蘭舊教徒的宗教歧視改革一直是 反覆拖延；因為不列顛，特別是反教宗派，並未打算放鬆對愛爾蘭的控制。
總而言之，英格蘭對於蘇格蘭、愛爾蘭的不同應對方式，背後都有著維護 自身國家安全的利益考量。然而，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個別和英格蘭的不同相 對結構關係，卻也因此形塑英格蘭方的不同處理方法。蘇格蘭以獨立王國自主 加盟，是基於蘇格蘭菁英的自我立場考量。蘇格蘭，本身就已有一套整體的法 律和政治、經濟制度為獨立國家運作，它可以很快地退出聯盟。再者，蘇格蘭 的高地氏族善戰，若貿然以剛性力量強行統治，英格蘭會付出一定軍事和經濟 代價。況且，外有法國虎視眈眈，蘇格蘭又佔據跟英格蘭同一座島--大不列顛 島的北方--一個不穩定的蘇格蘭，只是讓英格蘭處於極不利的南北夾擊之戰略 位置。最後，蘇格蘭是斯圖亞特王朝的最早基地，但蘇格蘭低地佔多數的新教 徒(長老教會)又和該王朝關係不睦。既然英格蘭，作為新教君王和議會的國 家，和蘇格蘭的菁英有共同敵人；那麼，何不聯絡蘇格蘭的新教同僚，一同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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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斯圖亞特王室，為更有效和成本更低的方法。從王國聯合的方式、武力強征 的高成本、地緣戰略的休戚與共、共同敵人是斯圖亞特王室，這四項因素，讓 蘇格蘭處於相對英格蘭平等的位置，讓它握有談判籌碼，而英格蘭政治菁英也 不至於太得罪蘇格蘭對方，會在政治職位和經濟利益和蘇格蘭分享。
愛爾蘭的領地地位，則讓英格蘭較無忌憚的強勢統治，因為｢征服者｣是不 需｢被征服者｣的首肯來維繫統治正當性。征服者所要做的，是要完全確定被征
愛爾蘭的領地地位，則讓英格蘭較無忌憚的強勢統治，因為｢征服者｣是不 需｢被征服者｣的首肯來維繫統治正當性。征服者所要做的，是要完全確定被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