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外遊憩的專門化和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的關係

Berns 與 Simpson（2009）指出，許多經驗教育者（experiential educators）認為能夠 透過戶外遊憩的直接參與，創造對於環境的覺知和承諾，而從過去幾位學者的研究發現，

戶外遊憩活動不僅和環境態度有關，也和環境行為有關，如圖10。

Dunlap 與 Heffernan（1975）是最早進行有關參與戶外遊憩對於環境認知（perspective）

影響的研究，這個研究發現：

一、 戶外遊憩和環境關懷（environmental concern）之間存在弱的正相關。

二、 這個相關性在欣賞式的遊憩活動（appreciative recreation）（如：健行、露營、

攝影）比消耗式的戶外活動（consumptive outdoor activities）（如：狩獵、釣魚）表 現更強。

三、 而當特定的環境關懷涉及特定戶外遊憩的資源需求時，這樣的關係也表現得 比較強（相對於大範圍的環境關懷），後續有Jackson（1986, 1987）的研究支持這項 論點（該研究發現獨木舟的參與者比較關心河流汙染的議題，相較之下，其他與獨 木舟無直接相關的環境議題就比較不受到重視）。

Dunlap 與 Heffernan 依據他們的研究發現，進而推測這樣的關聯性可能是由於參與 戶外遊憩可以：

一、創造對於環境問題的警覺（awareness）；

二、創造對於保護有價值的遊憩景點的承諾（commitment）；

三、培養對於自然環境的美學品味（aesthetic taste），進而促成對於環境惡化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的反對；

四、 讓參與者能夠暴露在強調環境品質重要性的資訊和教育活動當中。

在過去與戶外遊憩有關的研究中，曾經採用環境關懷（concern）（Geisler, Martinson,

& Wilkening, 1977）、環境態度（attitude）（Dunlap & Van Liere, 1978; Van Liere & Noe, 1981）、環境感知（sensitivity）（Peterson, 1982）等字詞來表達類似的概念，在當時並沒 有做出明確的區別（Berns & Simps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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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lap 與 Van Liere（1978）發展了新環境典範（New Environmental Paradigm, NEP）

量表，快速變成了測量環境態度的工具，而Van Liere 與 Noe（1981）是第一個使用 NEP 量表來研究戶外遊憩和環境態度的關係，但研究結果顯示兩者並無太多關聯，並推論兩 者之間可能存在更多複雜的關係。

圖 10、Jackson（1987）戶外遊憩與環境態度和行為的關係圖（取自 Berns & Simpson, 2009）

Bryan 相信在長期的時間推移之下，並隨著對遊憩體驗品質的重視度增加，儘管戶 外遊憩者是為了自己的活動利益考量，也會逐漸發生一種常態性的行為改變，對於環境 的消費行為會逐漸轉變為保護行為（Van Liere & Noe, 1981; Scott & Shafer, 2001），因此，

Bryan（2000）指出，在都市化的時代中，「專家」的存在和擁護可能會成為支持有效環 境行動的先決條件；比起那些投入在自然環境中運動或工作的人，那些與自然環境沒有 密切交集的人，可能比較不會去支持完善的生態政策，所以說，狩獵和釣魚活動也能夠 作為「邁向環境的一道窗口」（windows to the environment）。

Thapa 與 Graefe（2003）認同早期相關研究的論點，也就是在一個活動當中的環 境態度和環境行為，會因為參與者對活動的承諾或專業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區別（Bryan, 1977; Van Liere & Noe, 1981; Katz, 1981; Kauffman, 1984; Mowen, Williams, & Graefe, 1997;

Thapa, 2000），並認為需要對專門化程度進一步作更多的探索。

Nord、Luloff 與 Bridger（1998）和 Tarrant 與 Green（1999）以戶外遊憩的參與頻率 作為變數，對戶外活動參與者進行調查研究，前者發現欣賞式和消耗式的戶外活動和環 境行為之間有相似的正相關，後者的研究發現支持欣賞式戶外遊憩與環境態度及環境行 為之間都具有相關性，甚至認為欣賞式的戶外遊憩活動能夠作為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兩

戶外遊憩活動表現

背景變項 環境態度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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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關係之間的中介變項，將有可能改善負責任環境行為的預測能力。

Teisl 與 O’Brien（2003）的研究結果支持戶外活動參與者和環境關懷及行為具有正 相關，而與環境關懷及行為的程度則取決於戶外活動的型態，Berns 與 Simpson（2009）

統整過去的研究後表示，環境行為在與不同種類的戶外遊憩活動之間的關聯都有類似的 關係（Nord et al., 1998; Theodori et al., 1998; Tarrant & Green, 1999; Teisl & O’Brien, 2003;

Thapa & Graefe, 2003）。

Dyck 等人（2003）在針對登山者的研究中發現，隨著專門化的程度不同與環態度之 間具有差異，以在郊外執行低環境衝擊表現（low-impact backcountry practices）的觀點 而言，相較於專門化程度較低的登山者，專門化程度較高者具有較正向的態度，然而專 門化程度的高低在一般的環境態度中就沒有發現差異；Oh 與 Ditton（2006）以釣客作為 研究發現，專門化程度與支持漁獲限制和捕捉的偏好之間具有差異，較低專門化程度的 釣客為了想釣到更多魚而比較期待漁獲限制能夠放寬。

Nelb 與 Schuster（2008）根據研究發現專門化程度與活動型態的轉變有關，並且認 為頂繩攀登的攀岩者屬於專業程度較低者，傳統攀登的攀岩者屬於專業程度較高者，在 後續討論中引用了 Oh 與 Ditton（2006）的研究發現，亦即「專門化程度較高的遊憩者 比較樂於接受針對他們所依賴的資源所採取的保育管理措施，即使這代表著他們將比較 難以在活動當中取得成功。」，因此預測傳統攀登的攀岩者應該會比較接受保育資源的 管理規範，而頂繩攀登的攀岩者則可預期會比較反對這些規範。

Cheung、Lo 與 Fok（2016）指出過去有很多關於專門化研究會採納行為和態度的變 項來做為測量（Kuentzel & Heberlein, 1992; McFarlane, 1994, 1996; Scott, et al., 2005），並 以 Dearden、Bennett 與 Rollins（2006）和 Ong 與 Musa（2012）對潛水員的研究為例，

說明專門化程度的發展可以增加他們的親環境行為、態度和環境覺知；Cheung 等人（2016）

則透過結構方程式模型指出賞鳥者的專門化與親環境態度之間具有正相關，且在專門化 與負責任生態行為之間有間接的正相關，並在研究報告中說明，儘管過去對其他自然遊 憩 族 群 的 研 究 認 定 隨 著 專 門 化 程 度 增 加 ， 也 會 帶 動 環 境 態 度 和 環 境 行 為 的 提 升

（McFarlane, 1996; Ong & Musa, 2012; Thapa et al., 2006），但若要囊括所有各式各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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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遊憩族群，能夠支持這個現象的證據尚為有限。

國內研究方面，吳珮慈（2011）、施柏瑋（2014）以水肺潛水者作為研究發現，遊憩 專門化程度會正向影響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吳崇旗、巫昌陽與王偉琴（2012）的研究 發現登山健行者的遊憩專門化與環境行為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表示環境行為會隨著遊 憩專門化程度增加而提升，並指出過去Thapa、Graefe 與 Meyer（2005, 2006）的研究發 現，遊憩專門化對環境行為的影響效果更優於環境知識，更進一步發現遊憩專門化的情 感構面有較好的預測效果。

吳崇旗、吳昀昌與王伯宇（2015）的研究發現百岳登山者的遊憩專門化和環境態度 之間具有相關性，同時遊憩專門化對環境態度也具有預測能力，表示隨著遊憩專門化的 程度增加，百岳登山者對環境態度的認同也隨之提升；梁峰豪（2009）利用迴歸分析的 結果發現遊憩專門化的部分構面對環境態度有顯著影響，其中又以專門化的情感構面的 預測能力較佳；張簡仕傑（2017）的研究發現登山者的遊憩專門化程度對環境態度和環 境行為的影響力較佳，攀岩者在這方面的表現結果則不明顯，然而該研究當中僅學習攀 岩的樣本族群僅 58 人，再加上登山和攀岩皆學習者的 111 人，研究樣本數也總共只有 169 人，對量化研究而言稍有分析樣本數不足而使研究結果的推論有待商榷之疑慮，而 樣本資料的收集來源僅有網路問卷，而網路填答者可能實際參與活躍度不高，此外，也 可能遺漏不常使用網路的攀岩族群，並建議後續研究能夠到攀岩場發放實體問卷，對於 測量的量表內容也建議針對特定遊憩活動的特殊性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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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戶外攀岩活動源自登山技術的一環，從 1970 年代開始，攀岩運動在台灣逐漸發展

（陳永龍、鄭安睎，2013），戶外攀岩活動一般可分為三種類型，一、傳統攀登：攀爬者 必須自行架設確保點；二、運動攀登：攀爬者可利用已架設的錨栓當作確保點；三、抱 石：在岩壁的基部或在獨立的小型岩體上攀爬，利用軟墊當安全保護，攀爬過程不用繩 子確保；攀岩難度主要以 YDS 難度分級計算，並以等級 5 以上做為攀岩的難度基準

（Long, 2010）。

戶外攀岩運動可能對岩壁造成侵蝕、對岩壁生態系造成干擾、對攀岩場附近環境造 成破壞等等負面的環境衝擊（Attarian & Keith, 2008; Holzschuh, 2016; Monz, et al., 2005）， 面對戶外攀岩運動可能會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各國的民間自主攀岩團體或官方單位 都建立了攀岩活動的管理規範，以求能夠塑造永續的攀岩環境（Hanemann, 2000）。

遊憩專門化理論被廣泛用來進行休閒遊憩相關的研究，依據認知構面（該活動的知 識技能）、行為構面（該活動的參與頻率和經歷）、情感構面（對該活動的涉入程度），而 可以鑑別遊憩者的專門化程度（Scott & Shafer, 2001），而高度專門化的遊憩者可以被視 為展現高知識、技術和能力，會固定參與活動，對特定活動有深度的承諾（Mullins, 2014）。

戶外遊憩者對環境的態度有可能表現在遊憩行為上，連帶會影響到戶外遊憩的環境 衝擊，因此，戶外遊憩者的環境態度和行為對戶外遊憩環境具有相關的影響力（吳崇旗、

王偉琴 2014），環境態度可以被視為個人對特定行為所產生的環境影響的看法或評價，

環境行為可以被視為個人採取減輕環境衝擊的行為，而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的影響效果 在過去的研究當中並沒有一致的觀點，而大部分學者強調特定的環境態度對特定的環境 行為將會有較佳的預測能力（Kurisu, 2015）。

從過去研究發現，戶外遊憩活動與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有關係，且環境行為在不同 種類的戶外遊憩活動並沒有差異性的表現（Teisl & O’Brien, 2003; Berns & Simpson, 2009）， 戶外遊憩活動甚至對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具有預測力，而專門化的情感構面通常有較佳

從過去研究發現，戶外遊憩活動與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有關係，且環境行為在不同 種類的戶外遊憩活動並沒有差異性的表現（Teisl & O’Brien, 2003; Berns & Simpson, 2009）， 戶外遊憩活動甚至對環境態度和環境行為具有預測力，而專門化的情感構面通常有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