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

環境教育的主要目標，在於培養全體公民能夠具備對環境友善的負責任環境行為

（楊冠政，1998；王書貞等，2017），有學者提出，當前社會所面臨的環境問題，主要的 原因是人類的疏失所造成的人與環境之間的衝突，要解決這些衝突，必須從調整人類的 態度和行為開始著手（李永展，1995），戶外遊憩者在參與戶外活動的過程中更是直接接 觸自然環境，若遊憩者未能善待遊憩場域，將可能會造成當地資源的破壞與枯竭，對此 有學者表示，戶外遊憩者對環境的態度可能反映在行為上，其伴隨而來的遊憩行為表現 即與環境衝擊有密切關聯（吳崇旗、王偉琴 2014），因此，在仰賴環境資源作為活動基 礎的戶外遊憩領域，更應該注重遊憩者面對自然環境的態度，以及在自然環境中表現出 的行為，是否能夠符合對環境友善的期待，以達到資源永續利用的價值。

二、環境態度（Environmental Attitude）

Hines 等人（1987）將環境態度定義為「個體對於特定在環境方面或與環境有關事 物的感受，這個感受可能是親近的（pro）、共享的（con）、有利的（favorable）或不利的

（unfavorable）」，在心理學的領域中，態度的概念是指「人對事物的認識、喜惡與反應 的傾向，它可以是具體的人、事、物，也可以為抽象的觀念或思想」（張春興，1992），

過去學者提出態度的結構以三種成分組成，分別是認知、情感、行為意向（Triandis, 1971;

Rajecki, 1982），吳崇旗與王偉琴（2014）指出若以此角度來闡釋環境態度，則可以把環 境態度看作：

（一）、對環境之認知個人對環境的知識、信念、評價及看法。

（二）、對環境之情感個人對環境的情緒感覺，可能是尊敬或輕視、喜歡或厭惡、

肯定或否定的情緒判斷。

（三）、對環境行為之意向個人對環境的反應傾向，是行為反應的潛在準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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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isu（2015）認為環境態度能夠被區別為兩種層級，分別是「一般的環境態度」

和「對親環境行為（PEB）的態度」，前者常被視同「環境關懷」（environmental concern）， 代表行為者對於環境問題的關心；後者是行為者對目標行為的特定態度（specific attitude toward the target behavior），代表著行為者是否對該行為具有正面的或負面的認知觀點。

綜合上述對環境態度定義的探討，在本研究的研究範疇中，將環境態度定義為：個 人對特定戶外遊憩行為所產生的環境影響的看法、評價，探討攀岩者針對不同的攀岩行 為所產生的環境影響將抱持正面或負面的觀點。

三、環境行為（Environmental Behavior）

環境行為一詞就其字面的意思，可以泛稱人類在環境中所有對環境產生影響（無論 嚴重程度）的行為，而為了將關注的焦點著重在因人類活動而產生的環境變化，學者們 將探討環境行為的範疇界定在「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的行為」，例如能源使用、原料開 採、製造廢棄物和汙染（Krajhanzl, 2010）。

楊冠政（1998）指出過去學者採用「環境行動」（Hungerford et al., 1985）、「公民參 與」（Hudspeth, 1983）、「負責任環境行為」（Hines, 1985）等不同詞彙來描述環境行為，

而 其 內 涵 的 一 致 共 通 點 是 行 為 的 意 圖 或 結 果 必 須 與 自 然 生 態 的 發 展 得 以 相 容

（Marcinkowski, 1988）。

Stern（2000）提出重要的環境行為（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能夠被區 分為「意圖導向」（intent-oriented）或「影響導向」（impact-oriented）的觀點，若以意圖 導向來作為解釋，具有環境行為所代表的是該對象具有採取對環境有益的行為意圖，且 無論該對象是否有實際執行特定行為；而以影響導向作為解釋則是指對環境能夠產生實 際影響的具體行為（Poortinga et. al., 2004）。

Stern（2000）將環境行為分成四種型態：「環境行動」（environmental activism）、「在 公眾場域的非環境行動行為」（nonactivist behaviors in the public sphere）、「個人行為」

（private-sphere behaviors）、「在組織中的行為」（behaviors in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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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isu（2015）以「親環境行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一詞來表達上述泛稱 環境行為的概念，並指出主要可依目標導向（purpose-oriented）和事實導向 （fact-oriented）

兩方面來做為定義，就親環境行為本身而言，狹義的目標是達到「環境保育」（conservation of environment ）， 廣 義 的 目 標 則 是 「 培 養 環 境 意 識 」（ cultiv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Kurisu 認為對環境保育有實際貢獻或認知到要進行環境保育，才是親環 境行為的主要考量，而「環境保育」（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可分為對環境「減少 負面衝擊」和「增加正面影響」，並指出前者被廣泛認定為親環境行為的主要意涵，Kurisu 蒐集各個環保機構的行為目標並列出200 項親環境行為的分類，分類的重點項目聚焦在 對主要目標的「減量」（reduction），這些主要目標包括溫室氣體、空氣汙染、水汙染, 資 源消耗（resource consumption）、和對自然的干擾（disturbance of nature）。

Sollberger（2016）認為親環境行為可以被定義為意圖減緩個人對自然環境產生負面 衝擊的行為，而如同前面章節所述，戶外遊憩是人與自然環境最直接的互動關係，如何 在滿足休閒需求的同時，能夠減緩對環境資源的衝擊，達到兼顧永續的環境利用，成為 戶外遊憩活動最需注意的議題，因此本研究的環境行為探討範疇在降低環境衝擊的特定 戶外遊憩行為。

四、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的關係

李永展（1995）指出，態度和觀念對人的行為有重大的影響力（Lee, 1995; Oskamp, et al., 1994; 李永展，1991），透過對態度的評估可以了解、預測個人行為（Lee, 1992），

在有關環境保育行為的領域中，態度扮演重要的角色（Lee, et al.,1995; Scott & Willits, 1994; Weigel, 1983），且過去的許多研究都提及環境態度對環境行為具有預測能力（Gray, 1985; Heberlein, 1981; Lee, 1992; Macey & Brown, 1983; Marans & Lee, 1993; Oskamp et al., 1994; Weigel, 1985）。

從1970 年代開始，過去學者在態度與行為之間曾做出線性關係的假設，有如：

（一）、正向的態度導致正向的行為（Burgess, et al., 1998; Kollmass & Agyeman, 2002）；

（二）、正向行為被認為是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Hines, et al., 1987; Hungerf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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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yton, 1976; Hungerford & Volk, 1990; Roth, 1970; Sia, et al., 1986; Simmons, 1991;

Stapp, 1971）。

Krosnick 與 Petty（1995）指出，隨著時間推移，相對於較弱的態度而言，有較強的 態度會表現比較穩定，且對行為會有較大的影響，使得環境態度通常被視為達成環境行 為的先決條件（Eilam & Trop, 2012）。

回顧過去與行為相關的研究建構出來的行為模型理論，可以發現態度對於行為的產 生具有相關的影響力，諸如 Fishbein 與 Ajzen（1975）提出的「理性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圖 5），和後來 Ajzen（1991）修正理性行動理論提出的「計畫 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圖6），以及Ölander 與 Thøgerson（1995）

提出的「動機－機會－能力模型」（motivation–opportunity–ability, MOA）（圖 7），在以 上的行為模型中都可以發現態度變項是影響行為的其中一個因素；Kollmass 與 Agyeman

（2002）回顧了有關環境行為的相關文獻整理出影響環境行為的主要因素，分為內在因 素與外在因素，內在因素就包括知識、情感、價值和態度。

圖 5、Fishbein 與 Ajzen（1975）理性行動理論模型（摘自 Kurisu, 2015）

對行為後果的 信念評估

信念規範 依循動機

對行為的態度

考量態度和規範 的相對重要性

主觀規範

行為意圖 實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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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Ajzen（1991）計畫行為理論模型（摘自 Kurisu, 2015）

圖 7、Ölander 與 Thøgerson（1995）動機－機會－能力模型

對行為的態度

主觀規範

知覺行為控制

行為意圖 實際行為

動機 信念 時間 成果評估

對行為的態度

行為意圖

社會規範

能力 興趣 課題 知識

機會 整體情境

行為

33 圖 8、Hines 等人（1987）負責任環境行為模型

圖 9、Bamberg 與 Möser（2007）後設分析建立的環境行為結構方程模型

行動技能

行動策略的知識

議題知識

個性因素 態度

控制觀

責任感

行動意圖 負責任環境行為

情境因素

問題意識

內在歸因 罪惡感

社會規範

道德規範 態度 知覺行為控制

意圖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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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es 等人（1987）和 Bamberg 與 Möser（2007）透過後設分析（meta-analysis）建 構出環境行為的模型，如圖8 和圖 9，從模型中可以看見影響環境行為的重要因素，而 環境態度也是影響環境行為的其中一項重要因子。

Kraus（1995）運用 88 個「態度－行為」的研究進行後設分析，顯示了各個變項之 間更複雜的關係，得到的結論是，從理論上來說，態度可以顯著地預測行為，Bamberg 與 Möser（2007）運用更新後的研究資料再次執行 Hines 等人（1987）過去做過的後設 分析（meta-analysis），並且得出類似的結果； 諸如此類的研究結果讓許多研究學者認為 獲取態度是逐步邁向獲得環境行為的過程（Eilam & Trop, 2012）。

Gatersleben、Steg 與 Vlek（2002）的研究顯示，以意圖為導向的環境行為主要受到 態度的影響，而以影響為導向的親環境行為則主要受到社會變項的影響。

Berns 與 Simpson（2009）總結過去學者（Nord, Luloff, & Bridger, 1998; Theodori, Luloff, & Willits, 1998; Tarrant & Green, 1999; Teisl & O’Brien, 2003; Thapa & Graefe, 2003）

的論點，認為環境行為是基於特定態度所產生的行動。

不過，也有學者批判在態度和行為之間具有隔閡，Blake（1999）就表示在環境態度 和環境行為之間存在三個阻礙，分別是個性（individuality）、責任感（responsibility）、和 現實性（practicality）。

Dunlap 等人（1993）的調查在環境態度與環境行為之間沒有發現正向關係，顯示態 度和行為之間的關係在實證研究上沒有顯著的效果，過去學者發現用環境態度預測環境 行為的結果並不一致（聶筱秋等譯，2003），針對這個現象，Weigel（1985）曾提出三種 課題來解釋態度與行為關係不一致的狀況，這三種課題分別是：（一）、方法論的課題；

（二）、其他變數的課題；（三）、行為標準的課題；李永展（1995）總結歸納出若要讓「態 度－行為」之間達到一致性，需要達到以下兩個要點：

（一）、態度量表應該要求達到「內在一致性」，並且在另一個獨立樣本中也能夠具 備「有效性」，否則以低品質的態度量表作為測量工具，就有可能會造成態度 與行為之間的低相關（Weigel,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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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欲測量的行為與態度須具有相似的內涵，譬如若採用普遍性或廣義性的態 度進行測量，行為標準也同樣須具備普遍性或廣義性；有學者建議，在欲測量 的態度和行為都有特定焦點時，態度與行為之間的一致性會加強（Gamba &

Oskamp, 1994; Scott & Willits, 1994; Weigel, 1985; Heberlein, 1981），而若採用

「一般的環境態度」來探討「特定環境行為」，往往會造成低相關的結果。

「一般的環境態度」來探討「特定環境行為」，往往會造成低相關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