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西遷至成立及復員時期（民國 27 年-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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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抗戰西遷至成立及復員時期（民國 27 年-37 年）

本節以六項與國家圖書館特色館藏發展有關連的歷史發展要項，包含 1.歷史背景與重要事件；2.組織結構；3.特色館藏相關發展；4.出版品；

5.服務；6.國際與國內交流合作。分別說明如下：

一、歷史背景與重要事件

該期約十年，歷史背景是面臨中日戰爭，自民國 26 年至 34 年的八年 對日抗戰是一場破壞全國人民性命、安全與生活，是一場影響時間較久的 大規模戰爭，全國大部分區域都處於戰爭陰影之下，是一段流離不安與不 斷遷徙的歲月。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在戰爭的危險及變動環境中，不斷 努力前進，突破各種困難、持續開展各種基礎業務，並朝向建設新館目標 前進。該期歷史發展中，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事件說明如下：

民國 26 年 7 月 7 日蘆溝橋事變，中日戰爭爆發。8 月 15 日，日機襲 擊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奉命停止開放閱覽，11 月 18 日奉命西遷 至重慶。籌備處自所置朝天宮 262 箱中擇要提取 130 箱重要圖籍，運往下 關輪埠，開始離京，溯長江往上游行。12 月 13 日南京淪陷，所存放南京 的財產全部損失。西遷過程一路顛箥，至民國 27 年 2 月抵達重慶（黃克 武，2000，頁 55）。所以，抗戰期間籌備處處於戰火危急及威脅圖書館安 全之下，奉命自南京向西遷徙至重慶，以便持續開展各項基礎業務。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於民國 29（1940）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蔣復 璁就任首任館長。自民國 26 年 11 月 18 日奉命西遷至重慶後，積極陸續 開展新業務與開闢新閱覽室，各項準備工作逐步邁上軌道。依據黃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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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在《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一書，說明：「民國 28 年日軍轟炸重慶，

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奉命疏散到江津縣白沙鎮。民國 29 年 7 月，我奉命結 束籌備事宜，8 月初政府正式成立，並派我為代理館長，10 月國民政府任 命我為首任中央圖書館館長」（黃克武，2000，頁 55-57）。蔣復璁就任首 任館長後，更積極規劃基本業務與拓展各項相關事宜。

民國 30（1941）年 1 月重慶新館舍落成，成為抗戰時期的「戰時文化 之宮」。籌備處於民國 27 年 2 月 12 日抵達重慶後，陸續商借重慶市川東 師範學校大禮堂為辦公處，租定重慶市上清寺聚興村民房為兼辦的出版品 國際交換處辦事處。另租定江津縣白沙鎮上松林為疏散辦公地點，及位於 該鎮傍的三重堂存放原有裝箱圖書。重慶新館全部遷竣，乃於 5 月 1 日成 立參考閱覽室，並特設抗戰文庫，公開閱覽。9 月 4 日分設出版品國際交 換處昆明辦事處(蘇精、周密，1979，67-69)。自民國 27 年 10 月重慶分館 工程開工，至民國 30 年 1 月新館舍落成，是日夜開放閱覽服務，成為西南 各省圖書館中心。由於重慶位處抗戰時期後方，是陪都的性質與功能，積 極舉辦重要展覽與學術會議，及文化與教育活動等，而成為「戰時文化之 宮」（鄭肇陞，1983)。

此外，依據黃文德（2015）在《戰時館藏古籍文獻典藏與播遷之研究 (重慶)》短期移地研究心得報告，提出赴重慶考察抗戰前後國立中央圖書 館（國家圖書館前身）於重慶設館期間與播遷過程、分支典藏等活動進行 調查。他就此一重慶遷徙過程，配合該館館史文獻與實地勘查，重新審視 這段歷史。另一方面是再確認相關辦公廳舍、藏書書庫、閱覽室之位置；

同時確認各階段播遷時間，以提供未來館史研究之參考，也藉此次研究澄 清國家圖書館館史文獻不足徵之疏漏，同時提供未來研究者考訂論證之引 述。本報告提出四項心得，包含 1.此次移地研究，透過檔案、文獻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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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的比對，對於研究具有相當大的幫助，不僅釐清有關館史記載謬誤的 問題，同時經由觀摩展覽，更能感受當 年圖書館前輩與先賢護持國家文獻 的苦心與毅力；2.中國大陸地方圖書館對於 1949 以前的圖書文獻與報刊 禁忌已逐漸朝向開放與重視的路線前進；3.對於近代文獻大陸已有不少圖 書館進行數位化甚至 OCR 全文建置，相較之下，臺灣對於該時期的文獻仍 未達到重視的程度。大陸圖書館對於民國初年早期文獻處理的政策與做法，

部分可供參考與學習；4.目前有關國立中央圖書館之文獻仍以該館典藏最 為大宗，本次前往重慶圖書館與檔案館雖有尋覓到部分該館未有之檔案與 文獻，但就史料所能呈現的格局、議題與觀點的多樣性，則更顯示該館典 藏之獨特性、重要性與無可替代（黃文德，2015）。

該案是我國國家圖書館民國 105 年的專案「潘思源先生獎助本館專業 人員專題研究案」之「戰時館藏古籍文獻典藏與播遷之研究（南京、重慶）」， 本案在分工方面分為兩部分，黃文德負責重慶部分；另外由廖箴編輯負責 南京建館時期之探討（廖箴，2015）。本次雖為一種短期移地研究計畫之設 計模式，但是透過專案研究之經費補助與規劃，可做更深入的實地實物調 查研究，收穫是很大的。可知，我國國家圖書館對於館史檔案之相關研究 愈來愈重視，也鼓勵同仁進行相關主題研究，是國家圖書館學術研究方面 的新跨越與新模式；尤其是針對特色館藏的館史檔案主題研究的貢獻，是 值得喝采的。

民國 29（1940）初至 30 年底抗戰時期淪陷區搶救珍貴古籍。依據張 錦郎（2013）在《抗戰時期搶救陷區古籍諸說述評》一文，說明本議題在 國內與中國大陸，都陸續有學者發表相關研究文獻。國內由中央圖書館同 人撰述最多，少數由館外人士執筆。國外以中國大陸學者居多，香港學者 也陸續出版相關的研究文獻與研究專書。有關記錄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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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的檔案及部份書信等，目前保存在國家圖書館。三十年來這些一手史 料已被各方陸續利用，並已正式發表不少介紹文章。大陸學者將鄭振鐸寫 給張壽鏞的 270 封信函予以出版（顧力仁、阮靜玲，2010）。因此，本階段 研究文獻與史料相當豐富，部分文獻已正式出版。

在抗戰時期為何需要搶救陷區古籍，當時搶救古籍的時代背景如何？

依據盧錦堂（2001）在《從抗戰期間搶救珍貴古籍的一段館史說起》一文，

說明蒐購珍貴古書行動之歷史背景，民國 26 年七七事變後不久，日軍進攻 上海，除英、美、法等國租界外，上海其他地方都告淪陷，生命安全受威 脅、生計也都出問題。江南一帶素為我國歷史精華與人文資源之淵藪，當 地歷史悠久的藏書世家擁有不少善本舊籍，卻燬於戰火。即使僥倖得免，

無奈書主為生活所苦，不得不忍痛割愛，這些珍貴文獻於是流入上海古書 市場。當時就出現蒐購現象，例如敵偽華北交通公司、梁鴻志、陳群等人，

以及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搶著蒐購，志在必得，連北方書商也打著如意算盤，

紛紛南下。如果政府繼續坐視，兵燹之餘的古籍很可能全落入外國人手中，

將來會有一天，研究我國文史之學者還必須留學美國或日本才能獲得一手 資料（盧錦堂，2001）。

在抗日戰爭的危險環境下，正處於歷史發展之危急存亡時刻，有識之 士具有遠見與醒悟民族文獻招受破壞問題之嚴重性，乃積極採取各項搶救 文物行動。當時有幾位仍留在上海淪陷區的學者專家，是搶購古籍的重要 人物，例如私立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及文學院 院長鄭振鐸及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等。他們聯名函電重慶教育部及管 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建議應由中央蒐購。重慶方面想到當時國立中央圖書 館有一筆興建新館舍建築費用（120 萬）因戰時無法興建館舍未啟用，尚 存在中英庚款董事會，因戰時無法興建館舍。當時的國幣又正迅速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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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責成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後為首任館長的蔣復璁先生進行蒐 購工作。

民國 29 年 1 月，蔣復璁化名蔣明叔先赴香港，與中英庚款董事會董 事接洽，隨又潛赴上海，經與有關人士商議，決定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 以避敵偽耳目，聯合同志一起合作與分工，分頭進行對外蒐購善本古籍的 工作（盧錦堂，2001）。「文獻同志會」在上海所蒐購的善本也是經過很多 波折的，最初先郵寄到香港，再轉運至重慶，因轉運費用過鉅，只運過一 次。餘下的書便都留在香港，後來局勢危急，準備往運美國，寄存於國會 圖書館，不料香港淪陷，盡被日軍劫走。戰後，經我駐日軍事代表團深入 查證，終在東京帝國圖書館地下室及伊勢原鄉下搜獲這批珍貴古籍，值得 慶幸。

該期蒐購古籍的重要意義，依據鄭振鐸在《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三號工 作報告書》一文，說明：「民族文獻、國家典籍為子子孫孫元氣之所系，為 千百世祖先精靈之所寄。若在我輩之時，目覩其淪失，而不為一援手，後 人其將如何怨悵乎？！」可知當時是有賴同志們齊心戮力一起完成的志業，

目的是為保存國家文獻，這一蒐購古籍的工作目標是國家圖書館成立的重 要功能與任務之一。保存民族文獻與國家典籍，正是世界各國國家圖書館 共同遵循的目標與任務。

依據顧力仁、阮靜玲（2010）《國家圖書館古籍蒐購與鄭振鐸》一文說 明，記錄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搶購古籍的檔案及部份書信，目前是保存在國 家圖書館。三十年來這些一手史料已經陸續被各方利用，並發表不少介紹 文章。大陸方面將鄭振鐸寫給張壽鏞的 270 封信函予以出版，書名是《搶

依據顧力仁、阮靜玲（2010）《國家圖書館古籍蒐購與鄭振鐸》一文說 明，記錄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搶購古籍的檔案及部份書信，目前是保存在國 家圖書館。三十年來這些一手史料已經陸續被各方利用，並發表不少介紹 文章。大陸方面將鄭振鐸寫給張壽鏞的 270 封信函予以出版，書名是《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