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文化成」觀念的承起及其體裁取向
第一節 接續「人文化成」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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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文化成」觀念的承起及其體裁取向
第一節 接續「人文化成」的傳統
《舊唐書·文苑傳》後附「贊曰」：「國之華彩，人文化成。間代傑出，奮藻摛英。
騏驥逸步，《咸》、《韶》正聲。燦流緗素，下視姬、嬴。」359 史臣指出一國的「華彩」，
是由「人文」以化成。文士「間代」而「傑出」，「奮藻」而「摛英」，將之記載於卷中，
並足以此「下視姬、嬴」。所言「人文化成」，出自《周易·賁卦·彖傳》：「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種自覺推原古代，稱引古代經典，如「《咸》、
《韶》正聲」，推崇古代聖賢、標舉古代范例的方式，充分昭示了對古典的歸依。〈文苑 傳〉作爲記載有唐一代文學之盛，乃是接續此一「人文化成」的傳統。
唐建國之初，以宏觀的「人文」立論就成爲文史學家論事、論文、論詩的一種最高 範式。360 其中，唐初年所修兩晉南北朝八史，也都灌注著「人文」的精神。從唐高祖武德 四年（621），令狐德棻上言倡議修史，其曰：「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 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可見修前代 史，旨在證明其與前朝的合法繼承關係，並以此作爲唐王朝鞏固政權的借鑑。隔年，高祖 下詔編修魏 、周、隋 、梁、 北齊、陳 等六 朝史，但數 年過後，仍未成 書。 貞觀 三年
（629），唐太宗下詔重修周、北齊、梁、陳、隋等五代史，因「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 家，已為詳備，遂不復修。」361 這幾部史書由魏徵「總加撰定」，同時主編《隋書》的修
359 《舊唐書》卷一九○下，頁 5085。
360 蕭占鵬、劉偉以爲「唐人紛紛推原天文、人文，強調文之功用在於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唐人在時 代精神的鼓舞之下以文為器，以文揚名，注重文章輔世的功能……『人文化成』這一最高層次的生命形式 常常用來説明闡釋作家為文之目的、作用、意義，強調以文作爲『化成天下』的工具。」此外，對於唐代 文學批評的生命化特徵，以及唐代生命化批評的人文蘊涵，皆有所論述。詳見蕭占鵬、劉偉〈唐代文論中 生命化批評的人文意蘊〉（《文學遺產》2009 年第 6 期），頁 26-33。
361 相關記載，參見《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頁 2597-2598。唐高祖下詔編修六朝史的詔文〈命蕭 瑀等修六代史詔〉，收入《唐大詔令集》卷八一，頁 46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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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362 至貞觀十年（636），「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上之」。貞觀二十年
（646），「依修五代史故事」，下詔「令修史所更撰《晉書》」。除了上述奉敕編修的 六部史書外，尚有李延壽「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 八十篇，號為南 北史。」363 撰成《南 史》、 《北史》二史，書奏上於高宗顯慶 四年
（659）。此外，根據記載，「（貞觀）十五年（641），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 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
（656）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秘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 別行，亦呼為《五代史志》。」364 即今附於《隋書》的十〈志〉。這八部史書基本都設有 文學類傳，如魏徵《隋書·文學傳》、姚思廉撰《梁書·文學傳》和《陳書·文學傳》、
李百藥撰《北齊書·文苑傳》、房玄齡等撰《晉書·文苑傳》、李延壽撰《南史·文學傳》
和《北史·文苑傳》。令狐德棻等所撰《周書》雖未立文學類傳，但其中〈王褒、庾信傳〉
後附「史臣曰」部分，對於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亦有深刻的認識。
據《周書·王褒、庾信傳》後附「史臣曰」：
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故能範 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365
《隋書·文學傳序》曰：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 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 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366
362 《舊唐書·魏徵傳》記載曰：「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
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
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舊唐書》卷七一，頁 2549-2550。
363 上述三條引文，詳見《唐會要》卷六三「修前代史」條，頁 1287-1288。唐太宗〈修晉書詔〉，收入《唐 大詔令集》卷八一，頁 467。
364 詳見〈宋天聖二年隋書刊本原跋〉，[唐]魏徵、令狐德棻等撰：《隋書》附（北京：中華書局，1973），
頁 1903-1904。
365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卷四一（北京：中華書局，1971），頁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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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書·文學傳序》曰：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 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
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 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367
《陳書·文學傳序》曰：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
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竝日月，大則憲章典謨，
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
莫尚乎此。368
《北齊書·文苑傳序》曰：
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 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 文，豈能行之遠也。369
《南史·文學傳序》曰：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
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
366 《隋書》卷七六，頁 1729。
367 [唐]姚思廉撰：《梁書》卷四九（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685。
368 [唐]姚思廉撰：《陳書》卷三四（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453。
369 [唐]李百藥撰：《北齊書》卷四五（北京：中華書局，1972），頁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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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370
《北史·文苑傳序》曰：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為用其 大矣哉。……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
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371
《晉書·文苑傳序》曰：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 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 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372
從上述引文中，可知唐初史官繼承「化成天下」的人文傳統，《周書》、《隋書》、《北 齊書》、《南史》、《北史》等，皆自「天文」與「人文」對列的架構立論。《陳書·文 學傳序》、《晉書·文苑傳序》相繼引用「人文以化成天下」，以爲這是「經禮樂，綜人 倫」、「移風俗」、「崇孝敬」之基。《梁書·文學傳序》則以爲司馬遷、班固為司馬相 如立傳，以及創立文人類傳的《後漢書·文苑傳》，皆為重視「文」的表現，假使不致力 於此，則「行之不遠」。因此，唐初史官開出「文之為用」的觀念，所謂「用於百代」、
「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都是反映在「經邦緯俗」的實用意義上。373 由此可見，
370 [唐]李延壽撰：《南史》卷七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1761-1762。
371 [唐]李延壽撰：《北史》卷八三（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2777。
372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九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2369。
373 曾守正以爲唐初史家的文學發生論，乃從文學的構成材質──語言文字進行思考。這亦是《北齊書·文 苑傳序》所謂：「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即人文之内涵的展現，乃透由「言」所傳達開來。因 此，「天文」與「人文」同時有著相即與相離的二層關係，相即乃言人類與自然無可割裂之義；相離乃言 其人類有自覺其存在，並加以實踐之義。唐初史官將文學作品之所以成立的媒材——文字，放回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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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長期的分裂後形成統一的局面，大唐帝國在建立之初，即奠定以「人文」治國的基調 與治世路徑。374
唐初史官所重新闡釋和確立的「文」之「義」，全部出自儒家經典，故其歸依乃是 向著儒家「文義」的歸依，而實際上也是對古典「文義」的「復興」。當然，他們所「復 興」的「文義」並不完全是「古典」的。唐初史官通過修史明確價值和準則，準此以認識 歷史、指導當時並有益於後世，而現實的考量無疑是其重心所在。375 《舊唐書·文苑傳》
言「韻諧金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呈現出貞觀為文風極盛的時代，但 在「要取名於今代」的訴求下，稱引「三代」，無疑是作爲理想的指標，而以爲今用。
的大脈絡中，以論文學不僅只是單純的文字活動，更具有整體文化的深刻意義。曾氏説明唐初史官將文學 與文化予以等同，以提高文學創作的意義，便於收束文學實用論的觀點。此說可備參閲。參見氏撰：《唐 初史官文學思想及其形成》，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三十八號，1994 年 6 月），
頁 863-867。與此同時，曾守正並指出唐修前八代史中所反映出重北輕南的現象，而以魏徵為代表的北方文 人，積極指導文風的用意，正顯視來自北方的統治者，欲透過文學史的彰皇，重新尋求政權與文化的合理 來源，並且企圖以官方力量開拓文學新象。有關唐初學人對於南北文化意見的歧出，這在魏徵為代表的北 方文人所修史書，以及姚思廉為代表的南方文人所修《梁書》與《陳書》中特別明顯。相關論述，參見牟 潤孫〈唐初南北學人論學之異趣及其影響〉，收入氏著：《注史齋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0），頁 363-400。曾守正〈唐修正史史官地域性與文學思想〉（《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 6 期，2000 年 12 月），頁 45-67；〈唐修正史文學彙傳的文學史圖像與意識〉（《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 7 期，2001 年 5 月），頁 1-22。由此可見，唐初史官將文學創作放回文化發展的大脈絡中，尋求政權與文化的合理來源，
是出於政治現實的因素。
374 唐代文士亦十分重視文學的「人文化成」功能，尤其是呂溫還撰有〈人文化成論〉一文，以作專門的討
374 唐代文士亦十分重視文學的「人文化成」功能，尤其是呂溫還撰有〈人文化成論〉一文，以作專門的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