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載文入史的現象及其「用」意
第一節 載文入史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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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載文入史的現象及其「用」意
第一節 載文入史的傳統
唐代劉知幾《史通·載文篇》嘗曰：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 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 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 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
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其理讜而切，其 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虚〉、〈上林〉，揚雄 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
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禆勸奬，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 列傳，不其謬乎！188
《史通》此篇討論載文入史的準則，其以漢代詞賦「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皆為
「虛矯」之作，進而批判《史記》、《漢書》、《後漢書》等史書相繼載入司馬相如、揚 雄、班固、馬融諸人的作品「不其謬乎！」這無疑是從劉知幾的「實錄」觀發展出來的結 果，即如學者所言「『實錄』雖然是錄事實，但其事實卻並不是過去歷史的真相，而是在 於『事實』的『彰善顯惡』，亦即對『美/惡』不虛與不隱。」189 是以「文之為用，遠矣 大矣……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此「用」意，無異於
188 詳見[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123-124。
189 詳見李紀祥〈中國史學的兩種「實錄」傳統——「鑒式實錄」與「興式實錄」之理念及其歷史世界〉
（《漢學研究》第 21 卷第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371。按學者對於《史通》「實錄史學」的析定，參 見許冠三著：《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頁 4-10。莊萬壽：〈劉知幾 實錄史學與孔子思想的關係之研究〉（《中國學術年刊》第 10 期，1989 年 2 月），頁 255-270。雷家驥著：
《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頁 687-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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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頁 222-227。本文所論著眼不同，而可備參閲。
194 特指劉知幾進入史館前後，相繼與其結交的同道，如徐堅、朱敬則、劉允濟、薛謙光（後改名薛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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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此種為史載文觀點，卻引來章學誠的批評，其
《文史通義·詩教下篇》嘗曰：
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著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 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為知言也。蓋為後世「文苑」之權輿，而
「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敍文人行略者，爲遠 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 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197
章學誠本於論文宜以情質為準，不可拘於形貌的旨意，198 以論「『文苑』必致文采之實 蹟」，進而推言將漢賦長篇載入於史冊，是為「見其人之極思」。此「用」意，有別於董 仲舒〈對賢良策〉、賈誼〈陳政事疏〉等實用性的政論文章，199 而貴於「以文傳人」。200 爲此，程千帆辨析道：「此論（「以文傳人」）蓋有得於馬、班之意。然子玄本主於紀傳 體中別闢載言之篇，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襌，賈誼之論過秦』，
悉加甄錄，則亦未嘗不重視文苑實蹟與以文傳人，但不欲其載之列傳耳。」201 由此可見，
197 [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80。
198 《文史通義·詩教上篇》言「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 已。」〈詩教下篇〉亦謂「學者惟拘聲韻為之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
《詩》教。」詳見《文史通義校注》卷一，頁 61、78。對此，呂思勉嘗言「《詩教》兩篇，章氏所以溯文 學之源者也。……文學之形式雖殊，其本質則一。本質爲何？曰：以美動人之情而已。章氏謂 『文其言以 達旨者，皆屬於詩』，可謂卓識。以今語譯之，即謂言之主於美者，皆可謂之文學也。章氏所謂詩，非就 詩之形式言，而主詩之本質言也」。詳見呂思勉著：《文史通義評》，收入《史學與史籍七種》（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42。
199 《漢書·賈誼傳》載入〈陳政事疏〉、〈請封建子弟疏〉、〈諫封淮南四子疏〉；〈董仲舒傳〉載入
〈對賢良策〉三首。
200 呂思勉《史通評》嘗言「《史》、《漢》之錄辭賦，不能以失實譏之。辭賦固非敍事之文，錄之之意，
亦使人作辭賦看，不使人作事實看也。」收入《史學與史籍七種》，頁 155。此見與章學誠「以文傳人」實 有其相通之處，可備參閲。
201 詳見程千帆著：《史通箋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83-84。有關劉知幾「別闢載言之篇」的為 史觀點，見於《史通·載言篇》，其文曰：「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
誥令，群臣之章表、 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 他皆放 此。……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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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皆「重視文苑實蹟與以文傳人」，只因對於具體編史體例的不同看法，而引起章學誠 的討論。對此，呂思勉有其精闢之見，其文曰：
漢代風氣，尚不甚重文辭，故如賈、晁等以議論著稱者，不過數人，以辭賦名家 者亦不多，故可各為立傳，備載其文；後世則以文辭自見者日多，有載之不可勝 載之勢，此劉氏所以欲變舊體，別立一書，亦事勢為之也。自唐至今，文字之繁 愈甚，即如劉氏更立一書之議，亦覺其不能容；此章實齋氏所以又欲別為文徵，
與史並行，而俾立於史之外也。（見《文史通義·書教中篇》）亦事勢為之也。
202
呂思勉指出章學誠就「事勢」的遞變，權衡劉知幾欲「更張」之議，203 又以欲立「文徵」
之故，而主張將有關係之文字，或附入正史之後，或別為一篇，與史相輔，其對文學與時 代的關係作了精要的闡述。204
「自唐至今，文字之繁愈甚」，固為説明自唐至晚近以來，文字愈繁，俾使「一代 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205，而有章學誠以文「與史並行」之議；但此「今」字，
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 書中。」詳見《史通通釋》卷二，頁 34-35。
202 詳見呂思勉著：《史通評》，收入《史學與史籍七種》，頁 143。
203 《文史通義·書教中篇》嘗言「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
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詳見《文史通義校注》卷一，頁 40。
204 《文史通義·詩教上篇》嘗言「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 而辭章之學興。」《文史通義·文集篇》又言「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偽 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 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 此為一變，亦其時勢為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詳見《文史通義校注》卷一、
三，頁 61、297。此論大抵為救弊補偏而發，藉以申論其「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參見倉修良著：《章學 誠和《文史通義》》（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95-98。與此同時，其探討學術史上經、史、子、集的
「勢變」，尤應予以關注。程千帆即就此道：「上篇（〈詩教上篇〉）主旨，則在甄明吾國道術公私，文 章述作之遷變，以戰代爲其樞機。……一再傳後，諸子之學遂極盛焉；後世之文，遂盛繁焉。」進而推言 出「吾國文學與時代之關係，揚搉根極，惟此事為最著最要，學者不可不究心也。」詳見程千帆著：《文 論十箋》，收入莫礪鋒編：《程千帆全集》第 6 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76。
205 詳見《文史通義校注》卷一〈書教中篇〉，頁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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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有其相互辯證的作用，尤可為本文辨析《舊唐書·文苑傳》載文入史的考量因素，提供 一個可資借鑑的關照點。《舊唐書·文苑傳序》嘗曰：
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
《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
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 今，未為通論。206
此〈序〉雖言「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但《舊唐書》沒涉及到文質論的討論，而是 從「古」與「今」的對比中，進一步肯定「要取名於今代」。207 成書於五代後晉時期的
《舊唐書》，即如學者指出，每每出現「唐人語氣」，而説明凡此皆為唐國史無疑。208 然 而，五代史臣對於「今代」的現實考量，纔是其用意之所在。西方學者傅漢思（Hans H.
Rankel）〈唐代文人：一部綜合傳記〉曾就《舊唐書·文苑傳》作一綜合討論，進而發現 一些固有程式和套語已成爲這些傳記的固定結構，同時並就其中個別現象提出了看法；如 指出傳記中之引文和以前的傳統不同，即史臣只引用認爲是「有用」的作品，而不是僅只
「優美」的作品。209 所謂「有用」的作品，這當中包括幾層涵義：一、可以理解為對歷史 發展產生實際作用，史臣載入史冊，是將之視爲史料。二、作爲顯示傳主的性格、才能等。
三、表達史臣的意見，或指史著所持的基本看法。這幾層涵義之間，並不是各自存在，而 是相互交涉、相互依存的。也就是說，史臣在引證材料，以對歷史事件進行敍述，或載錄 作品，以對個別傳主的才能進行描述的同時，對於所選擇的材料，應與史臣的基本觀念相 符合，或至少不違背其在某項人、事、物議題上的看法。此外，礙於類傳性質的限定，因
206 《舊唐書》卷一九○上，頁 4981-4982。
207 呂思勉（1884-1957）謂「自唐至今，文字之繁愈甚」，此「今」字，當指清中葉以降至晚近以來，蓋自 視章學誠（1738-1801）為其相近時代之人物，而有此論。無論如何，呂氏歸結劉知幾「別立一書」及章學 誠「別為文徵」的原因為「事勢為之也」，此中強調世代的演變，即為本文參資之處。自唐代文字愈繁，
207 呂思勉（1884-1957）謂「自唐至今，文字之繁愈甚」，此「今」字，當指清中葉以降至晚近以來，蓋自 視章學誠（1738-1801）為其相近時代之人物，而有此論。無論如何，呂氏歸結劉知幾「別立一書」及章學 誠「別為文徵」的原因為「事勢為之也」，此中強調世代的演變，即為本文參資之處。自唐代文字愈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