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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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文苑傳〉創自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其專門集中記錄能文章詩賦之士，後世諸 史循例而為，於是各朝文士的行狀得以顯示。此對於文士地位的提高，以及文學的獨立與 發展，起著重大、深遠的影響。1 近百年來，隨著「文學史」逐漸形成一門獨立發展的學 科，寫作文學史的人便需要了解可以納入中國文學史範圍的文學者爲何。其中傳統的目錄 學之於文學史產生影響之餘，史書的文學類傳（其名為〈文學傳〉、〈文苑傳〉或〈文藝 傳〉）無疑提供了文學史需要的基本資料。蓋文學史要寫過去的事情，不得不依靠過去的 文獻資料，曾經十分發達的史學傳統，自然能給文學史作者提供應有的素材，以作爲史事 的證明。與此同時，誠如戴燕所言：
古代史學與文學史的關係，還不只停留在顯而易見的這一層，需要特別指出的，
是它們之間隱藏得更深的又一層關係，就是以〈文苑傳〉等史書為媒介，文學史 在吸收其中資料的時候，也繼承了史官的某些學術觀點。……因此古代史傳對文 學史寫作的影響，應當說就不是單純為文學史準備了一套堪稱完整的素材，它還 準備了相當成熟的視察角度和敍述觀點。2
如《舊唐書·杜甫傳》，史臣除簡要介紹杜甫仕宦行跡以外，還徵引元稹〈唐故工部員外 郎杜君墓係銘并序〉以論析李、杜之優劣，並於文後言「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3
1 王夢鷗先生相當扼要説明〈文苑傳〉確立的過程，乃是由於「文學」一詞隨著時代而有所嬗變所致。蓋降 至後漢，「文學脫離經術而獨立，使得編歷史的人不能不在『儒林』之外另編『文苑列傳』。」但同時王 先生也指出「這雖是文學觀念轉變之一證明，但我們可不能承認那觀念之轉變即於此時開始。因爲對於書 本知識之傳授與寫作，其間必然有個分類的思想先已萌芽；不過到了魏晉之間，才把這思想的芽胚茁壯為 具體的主張」。詳見氏著：《文學概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頁 2。有關《後漢書·文苑傳》創 立的文化背景及其意義，參見劉石〈《後漢書·文苑傳》的創立及意義〉，收入氏著：《有高樓續稿》
（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 21-26。
2 詳見戴燕著：《文學史的權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8-19。
3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一九○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5054-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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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既説明元稹説法的影響力之餘，亦有肯定或繼承元稹之意，即為史臣「視察角度和敍 述觀點」之顯現。值得注意的是，此些視角與觀點亦由某程度顯示出史家的主觀判別，如 清代學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所言：
《新》於《舊書》，不但增損改易其正文已也，即其標目名號位置先後分合編類，
亦移動十之七八。平心而論，有是有非，……陳子昂，《舊》入〈文苑〉，是也，
《新》改列傳，非也。劉蕡，《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列傳，是也。
李巨川，《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叛臣〉，是也。……案史例，其 人其事大者著者為列傳，微而不著者別為〈文學〉、〈忠義〉等傳，韓、柳等入 列傳，正史例也。4
王鳴盛就兩《唐書》立傳之比較，指出其中之是非。縱然此種評比為王鳴盛自身的主觀判 別，但從中亦可説明史家的主觀性；如「其人其事大者著者為列傳，微而不著者別為〈文 學〉、〈忠義〉等傳」，那麽《舊唐書》史臣是基於何種判準，而將陳子昂、劉蕡、李巨 川視爲「微而不著者」以列入〈文苑傳〉。此即說明，若單純援引〈文苑傳〉中的史家觀 點，而不對史料做一番後設的理解，則所得之結論或有欠妥當。基於此，本文擬將史書中 的文學類傳，即《舊唐書·文苑傳》視爲研究對象，從史書的編纂體例等著手，以辨析
《舊唐書》史臣對〈文苑傳〉中的材料，於取捨、增刪之間的考量。
《舊唐書》的編纂，始於後晉高祖天福六年（941）二月，正式詔令宰臣趙瑩監修、
張昭遠等修撰，於出帝開運二年（945）六月書成，由宰相劉昫領銜上奏，前後歷時五年。
5 相對於《新唐書》耗時十餘年之久，《舊唐書》由於成書時間倉促，則大抵抄錄唐代史 料成書。清代學者如顧炎武《日知錄》、張道《舊唐書疑義》，皆指出《舊唐書》中有不 少處出現「大唐」、「今上」、「國朝」、「皇朝」等字眼，都是沿襲舊史文而未及改正 之故。趙翼《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等著，則明確指出所謂舊史文，即是《舊唐書》
4 [清]王鳴盛著，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卷八五「新改舊有是有非」條（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頁 745。
5 黃永年指出《舊唐書》的纂修只費時五年，但搜集唐代史料的工作卻從後梁時便開始了，詳見氏著：《唐 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 6-7。有關五代時期的史料搜集與《舊唐書》的編纂過程，
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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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1984），頁 345-348。
7 詳見呂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912-927。黃永年著：《《舊唐書》
與《新唐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34-35；《唐史史料學》，頁 267-269。嚴耕望則指出
《舊唐書》不但〈本紀〉、〈列傳〉往往直採國史、實錄舊文入錄，〈志〉文亦採唐籍原文入錄，詳見 社，2000），頁 381-385。
9 賈憲保此觀點與西方學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確有其相似之處。崔瑞德以爲後晉那批史官其實並沒 有多少修史的功績。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把當時已有的國史和幾種殘存的實錄，略加整理而已。因此，
其所著《唐代官修史籍考》，全書正文共分三個部分，前兩部分主要講述唐代的官方修史機構和官修本朝 史，第三部分談論《舊唐書》雖已屬五代時期的官修前朝史，超出唐代的修史範圍，與其書名不符，但卻 可見其視《舊唐書》為唐人所作。Twitchett, Denis Crispin.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近年已出版中文譯本，詳見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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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隱侯」即是沈約，他身處的齊梁時代，唐人稱為「近代」固宜；若是五代人 口中的「近代」則是指的唐代了。稱唐太宗的諡號「文皇帝」、稱唐為「我朝」
亦是唐人語氣。可見此序當因襲唐史舊文而來，序末所稱「其間爵位崇高，別為 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為文苑三篇」的體例，也當是唐史舊範。10
凡是種種，皆牽引到一個問題：《舊唐書》史臣作爲纂修主體的史家主觀性。11
根據史書的體例，傳序、傳論、贊言等，被視爲代表史家的主觀看法，而通過上述 諸位學者具體的辨析，《舊唐書》多抄錄唐代史料入史，因而於「史臣曰」部分屢屢出現
「唐人語氣」，其中〈文苑傳序〉恐非五代史臣自身的意見。然而，本文以爲纂修前代史 並非文學創作，史官固然需要依據前代史料，據邵晉涵〈舊唐書提要〉稿評《舊唐書》為
「善於相因」且「尋其條例，庶幾能承六朝以來之史法而講去其流弊者」，即善於運用前 代史料，以及因循前人著史的長處。與此同時，邵晉涵也不諱言「長慶以後，史失其官，
敍次無法，而昫等襲其舊文，莫能刊正。」此即如上文所言襲用國史舊文等，但更值得注 意的是，其言：
然即其繁猥之辭，尋其脈絡，猶見當時情勢，《通鑑》紀咸通後事亦專取《舊 書》，豈不以其見聞較近哉。宋人又譏其分卷舛繆、比類失倫。蓋當日史官李崧、
賈緯等以意編排，誠不能無遺議者。然如顏師古、孔穎達等合爲一卷，以著唐初 修明經史之功；〈韓愈傳〉後連及於張籍、孟郊、唐衢、李翺，以著元和古文復 興之盛。其餘比次先後，多具深意，要亦未可厚非也。12
10 此文收入莫礪鋒編：《周勛初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39-258。
11 柯金木認同《舊唐書》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唐代史臣所完成，因此足以代表唐人的觀點。其撰有〈兩《唐 書·儒學傳》儒史雜混之探析〉（《孔孟學報》第 69 期，1995 年 3 月），頁 91-113；〈從《舊唐書》二 十本紀「史臣曰」看唐代史臣的史德〉（《中華學苑》第 49 期，1997 年 1 月），頁 57-77。將《舊唐書》
視為唐人史料，就此分別論析唐代史臣的史德，以及唐代「儒史雜混」的現象。
12 《四庫全書總目·舊唐書提要》言「蓋李崧、賈緯諸人，各自編排，不相參校。昫掌領修之任，曾未能鉤 稽本末，使首尾貫通，舛漏之譏，亦無以自解。」[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史部·正史類》
（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410。此與邵晉涵〈舊唐書提要〉稿多有出入，蓋經《四庫》館臣刪節 所致，此於本文論述範圍以外，玆不申述。邵稿現收入[清]翁方綱等著，吴格、樂怡標校：《四庫提要分纂 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 46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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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既言「尋其脈絡，猶見當時情勢」，又言五代史官等人「以意編排」，可見《舊唐書》
史臣就文士分合編類中的調動「多具深意」。今按《舊唐書》卷一○二以劉知幾、徐堅、
吳兢、韋述等合傳，此些皆為開元、天寶年間相次修撰國史的一時之選，可為史家「以意 編排」的另一旁證。此外，〈文苑傳序〉間中文字當是錄自唐代史料，但透過傳文所摘錄、
引用的文士篇章，仍可説明史臣對於材料的辨別「多具深意」。
總而言之，〈文苑傳〉經由史家「有意」的編排，以作爲《舊唐書》史臣對於唐代 文士的某種見解，在理論上應能成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