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舊唐書》研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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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既言「尋其脈絡，猶見當時情勢」，又言五代史官等人「以意編排」，可見《舊唐書》
史臣就文士分合編類中的調動「多具深意」。今按《舊唐書》卷一○二以劉知幾、徐堅、
吳兢、韋述等合傳，此些皆為開元、天寶年間相次修撰國史的一時之選，可為史家「以意 編排」的另一旁證。此外，〈文苑傳序〉間中文字當是錄自唐代史料，但透過傳文所摘錄、
引用的文士篇章，仍可説明史臣對於材料的辨別「多具深意」。
總而言之，〈文苑傳〉經由史家「有意」的編排，以作爲《舊唐書》史臣對於唐代 文士的某種見解，在理論上應能成立。13
第二節 《舊唐書》研究概況
一、《舊唐書》史學領域的研究概況
（一）、宋至清
《舊唐書》的研究始於宋代曾公亮〈進唐書表〉，其文曰：
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
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 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14
從文中可看出《新唐書》史臣不滿《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 落」，尤其「可歎」為繼漢、唐盛世而後是「衰世」，所撰史既「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 目」，又「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此乃立足於史學的正統觀，對《舊唐書》容忍藩鎮
13 曾守正嘗謂中國史學傳統的書寫形式，並非純以「創新」為首要要求，故繼承沿襲前人史料與觀點，乃為 習見之例，《史記》之於《國語》、《戰國策》；《南史》之於諸斷代南朝正史等，皆屬之。因此，就算
《舊唐書》的史料與觀念沿續於唐朝，其仍可視爲代表五代的某種見解。詳見〈歷史圖像與文學評價的曡 合——兩《唐書》文學類傳「時變」思想的落差〉（《政大中文學報》第 4 期，2005 年 12 月），頁 31，
注 3；〈《舊唐書·文苑傳》的文學思想〉（《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5 年 6 月），頁 123。
14 詳見〈進唐書表〉，[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附（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6471。〈進唐書 表〉署名曾公亮撰，實乃歐陽脩代作。據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卷九一，《表奏書啓四六集》卷二〈進 新修唐書表〉題下注曰：「嘉祐五年（1060）七月戊戍為提舉編修曾公亮作。」[宋]歐陽脩撰：《歐陽文忠 公集》，《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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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1987），頁 228-245。17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四曰：「溫公《通鑑》多據舊史」（上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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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此書的地位長期為《新唐書》取代，甚至被擠出了正史行列，如元代大德（1297-1307）年間九路合刊的「十七史」、明代南、北監本「二十一史」和汲古閣「十七史」中 都沒有《舊唐書》。24 直至明代嘉靖時重刻古書成爲風尚，此書才有嘉靖十八年（1539）
的聞人詮刻本。其以《舊唐書》「識博學宏，才優義正，真有唐一代之良史」，故「煥新 一代之舊文，遐續百王之訓典，追配諸史，允備全書」，為《舊唐書》得以完整面貌存世 至今卓有其功。與此同時，文徵明敍言《舊唐書》雖有「不能無可議者」，如「甚者詆韓 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録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但也並非「可以無傳」，而以
「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25 認爲兩《唐 書》各有優劣，《舊唐書》決不可廢。明代亦存李東陽《新舊唐書雜論》一卷，此書摘唐 史事跡而論之，可供參考。
清初顧炎武《日知錄》謂「《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 可觀。」26 此後《舊唐書》地位日益提高，而與《新唐書》並重。清雍正年間（1723-1735）有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據《清史稿·沈炳震傳》言「嘗著《新舊唐書合鈔》，
紀傳以《舊書》為綱，分注《新書》為目；《舊志》多舛略，則以《新書》為綱，分注
《舊書》為目。又補列〈方鎮表〉，拜罷承襲諸節目，積數十寒暑乃成。」27 可見是一部 系統整理的著作，也使後人便於對校，以資考證；但只限於兩《唐書》對勘互証，未能援 引《唐六典》、《通典》等重要史籍。其後有丁子復《新舊唐書合鈔補正》、王先謙《新 舊唐書合抄補注》28 等著作。乾隆四年（1739）校刻「二十三史」，收入新舊《唐書》並 列，重新恢復《舊唐書》的正史地位。隨後《四庫全書》館開，邵晉涵撰有〈舊唐書提要〉
稿。自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錢大昕《廿二
24 《四庫標注》曰：「汲古閣南北監並無」，詳見[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卷 五〈正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202。
25 以上兩處引文，詳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史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 館，1993），頁 110-113。
26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栾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録集釋》卷二六「舊唐書」（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6），頁 1459。
27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八五（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13380。
28 謝保成〈一部研治兩《唐書》的集大成之作——王先謙《新舊唐書合注》〉指出此稿（蓋未付印，今存中 國科學院圖書館）為 1916 年所作，是一部集清以前研治新舊《唐書》成就的巨著，並非僅僅為《新舊唐書 合鈔》作補注，可備參閲，收入氏著：《隋唐五代史學》附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48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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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諸史拾遺》、《潛研堂文集》、章學誠《文史通義》等 著作，皆有專門的篇章條目對兩《唐書》作比較研究。其中趙翼的史著屬於史論性質，錢 大昕則以考訂精到著稱。直至刊於嘉慶十八年（1813）的趙紹祖《新舊唐書互證》亦引用 兩《唐書》本文考證其中矛盾記載，有利於考訂兩《唐書》史實矛盾舛誤。
道光年間（1821-1850），揚州學者張宗泰《舊唐書考證》，羅士琳、劉文淇、劉毓 崧、陳立校訂《舊唐書校勘記》，以及岑建功輯《舊唐書逸文》29，前後對《舊唐書》做 了比較深入、全面的校勘整理，成績斐然。30 此外，張道《舊唐書疑義》、蔡世鈸《讀舊 唐書隨筆》，以及清人的讀書札記，如閻若璩《潛丘札記》、勞格《讀書雜識》、李慈銘
《越縵堂日記》等，都有關於《舊唐書》及唐代史事的校訂考證。清人文集中也常有此類 文章可資參考。31 以上所述，可知《舊唐書》經由歷代學者，尤其是清人所作之箋注、校 勘、考證等著述，已為近現代以來的《舊唐書》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二十世紀以來
二十世紀至今的百餘年間，史學界對《舊唐書》所作的工作主要為整理與研究。
1. 以整理而言，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匯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重校工作。前 者如顧頡剛主編的《二十五史補編》32，後者如張元濟等校《百衲本二十四史》33。《二十 五史補編》所收大多出於清代學者有關歷代正史具體篇章的補作、校正、考訂之著，其中 兩《唐書》部分共收書十四種。34 此外，楊家駱主編《新舊唐書合鈔并附編十六種——新
29 岑仲勉以爲《舊唐書逸文》多輯自《太平御覽》中標明為《舊唐書》、《唐書》的文字，「多韋氏舊著，
非經劉昫增損後之《唐書》也。」即為舊國史、實錄之類，詳見〈《舊唐書逸文》辨〉，收入氏著：《岑 仲勉史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589-597。
30 參見牛繼清〈清代揚州學者對《舊唐書》的整理研究〉（《寧夏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28 卷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77-81。
31 有關清人評述兩《唐書》的文章，可參見王重民、楊殿珣編：《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北京：北京圖 書館出版社，2003），頁 249-250。
32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7）。
33 《衲史》於 1930 年 8 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種《漢書》，最後一種《宋史》於 1937 年 3 月出版。詳見 張人鳳〈張元濟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收入瞿林东主编：《20 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綜論》（北京：中國大百 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 37-49。
34 其中論著已有重校本，如吳延燮撰：《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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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嚴耕望撰：《唐史硏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頁 483-597。
44 其後又對《舊唐書》的部分重加補充，寫成〈《舊唐書》新論〉，論及《舊唐書》的編纂經過、内容及評 論等三方面。此文收入傅振倫著：《傅振倫文錄類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頁 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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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但總體而言仍以史料研究佔了很大的比例。此外，對於史事的考訂，如岑仲勉《唐 史餘瀋》辨析有關唐史之記錄二百八十餘條，其中大半與兩《唐書》相關。至於若干唐史 研究的專著或論文集，如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嚴耕望
《唐史研究叢稿》、李樹桐《唐史考辨》45 等亦與《舊唐書》的研究有關。
上文言及新校本《舊唐書》自出版以來，即成爲學界的通行本，但同時亦為學者所 非議。蓋《舊唐書》用源出殿本的岑氏懼盈軒刻本為底本，而不用保存舊刻面目的百衲本，
且點校並無嚴格的校例，又繼承了殿本改竄文字的弊病。46 因此，自 1975 年出版以來，
有關《舊唐書》的校勘文章可謂層出不窮。47 其中傅璇琮等人因編制《唐五代人物傳記資 料綜合索引》48 而發現兩《唐書》人名訛誤者甚多，因而撰〈兩《唐書》校勘拾遺〉49 以 題釋有關校勘兩《唐書》的方法，這是早期校勘新校本兩《唐書》的重要文章。稍後學者，
如卞孝萱〈兩《唐書》天寶戶口對勘〉、〈新版《舊唐書》漏校一百例〉、〈唐代的度支 使與支度使——新版《舊唐書》校勘記之一〉等文；或以兩《唐書》相互對勘，或針對
《舊唐書》校勘之誤進行辨析。50 近年來，武秀成《《舊唐書》辨証》為其中的一部力作，
此書主要以《舊唐書》本紀之干支系時訂正約四百條訛誤。51 另外，如吳玉貴《唐書輯校》
52 即以《舊唐書》為主，根據各種現存的唐代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對《太平御覽》引《唐 書》的內容進行整理，為對《舊唐書》進行文獻學和史學史的研究提供參考數據。與此同 時，史學界在選擇議題鋪成史料進行研究時，史料校勘往往成爲最基礎的準備工作，其中 又以志的部分為成果中最豐碩者。蓋志是一朝典章制度的縮影，現代史學界注重專史的研
45 李樹桐撰：《唐史考辨》（臺北：中華書局，1965）。
46 參見武秀成〈《舊唐書》流傳述考〉，《《舊唐書》辨證》，頁 20。
47 中華書局版《舊唐書》點校本未出版前，學者皆以百衲本為底本進行校勘。如嚴耕望〈舊唐書奪文拾補〉
47 中華書局版《舊唐書》點校本未出版前，學者皆以百衲本為底本進行校勘。如嚴耕望〈舊唐書奪文拾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