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文苑傳》研究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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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九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曾守正教授.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al. er. io. sit. y. Nat. 《舊唐書·文苑傳》研究 Ch. engchi. i n U. 研究生：林綏傑中華民國一○○年七月. v.

(2) 摘要. 本文擬將史書中的文學類傳，即《舊唐書·文苑傳》視爲研究對象，從史書的編纂體例等著手，以辨析《舊唐書》史臣對〈文苑傳〉中的材料，於取捨、增刪之間的考量。本文第二章主要説明《舊唐書》的編纂過程，探討史臣所制定的編纂總則「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以及宋初史官對於「新意」的異議。從中揭示五代史臣對於正統的認知。第三章辨析〈文苑傳〉載入作品的情況，以及當中所隱含的「用」意。第四章指出《舊唐書·文苑傳》乃接續「人文化成」的傳統，進而論述其實踐情況。本文循此討論. 政治大. 「人文化成」觀念下，有關史臣的體裁取向。最後，本文為以上所論作一總體的回顧，以. 立. 及提出本文的限制及未來展望。. ‧ 國. 學 ‧. 關鍵詞：《舊唐書》、〈文苑傳〉、載文、鑒戒、人文化成、駢文.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i n U. v.

(3) 目次. 第一章. 緒論…………………………………………………………………1. 第一節. 研究動機……………………………………………………………………………1. 第二節. 《舊唐書》研究概況………………………………………………………………5. 一、《舊唐書》史學領域的研究概況…………………………………………………5 二、《舊唐書》文學領域的研究概況…………………………………………………13 第三節. 研究進路……………………………………………………………………………17. 治政大第二章《舊唐書》的編纂及其相關問題…………………………………19 立第一節五代時期的史料搜集與《舊唐書》編纂…………………………………………19 ‧ 國. 學. 第二節. 《舊唐書》編纂總則與宋初史官的異議…………………………………………23. 一、「纂修須按於舊書」………………………………………………………………23. ‧. 二、「褒貶或從於新意」………………………………………………………………26. y. sit. 《舊唐書》的正統觀念……………………………………………………………31. io. er. 第三節. Nat. 三、宋初史官對於「新意」的異議……………………………………………………28. 一、五代史臣正統的認知………………………………………………………………35. n. al. Ch. i n U. v. 二、五代史臣的期許……………………………………………………………………39. engchi. 第三章. 載文入史的現象及其「用」意……………………………………42. 第一節. 載文入史的傳統……………………………………………………………………42. 第二節. 載文入史的情況……………………………………………………………………47. 一、卷上部分……………………………………………………………………………49 二、卷中部分……………………………………………………………………………51 三、卷下部分……………………………………………………………………………61 第三節. 史書鑒戒的用意……………………………………………………………………73.

(4) 第四章. 「人文化成」觀念的承起及其體裁取向…………………………80. 第一節. 接續「人文化成」的傳統…………………………………………………………80. 第二節. 實踐「人文化成」的觀念…………………………………………………………85. 一、典型作家的確立……………………………………………………………………87 二、韓愈地位的評估……………………………………………………………………93 第三節. 「人文化成」觀念下的體裁取向…………………………………………………97. 一、史臣屬駢體文派的看法……………………………………………………………97 二、彰顯「文之為用」的「用」意……………………………………………………100. 政治大. 第五章. 結論…………………………………………………………………103. 第一節. 本文的回顧…………………………………………………………………………103. 第二節. 本文的限制…………………………………………………………………………104. 第三節. 未來的展望…………………………………………………………………………104. 立. ‧. ‧ 國. 學. n. al. er. io. sit. y. Nat. 參考書目………………………………………………………………………105. Ch. engchi. i n U. v.

(5) 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動機. 〈文苑傳〉創自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其專門集中記錄能文章詩賦之士，後世諸史循例而為，於是各朝文士的行狀得以顯示。此對於文士地位的提高，以及文學的獨立與 1. 發展，起著重大、深遠的影響。近百年來，隨著「文學史」逐漸形成一門獨立發展的學科，寫作文學史的人便需要了解可以納入中國文學史範圍的文學者爲何。其中傳統的目錄學之於文學史產生影響之餘，史書的文學類傳（其名為〈文學傳〉、〈文苑傳〉或〈文藝. 政治大. 傳〉）無疑提供了文學史需要的基本資料。蓋文學史要寫過去的事情，不得不依靠過去的. 立. 文獻資料，曾經十分發達的史學傳統，自然能給文學史作者提供應有的素材，以作爲史事. ‧ 國. 學. 的證明。與此同時，誠如戴燕所言：. ‧. 古代史學與文學史的關係，還不只停留在顯而易見的這一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它們之間隱藏得更深的又一層關係，就是以〈文苑傳〉等史書為媒介，文學史. y. Nat. sit. 在吸收其中資料的時候，也繼承了史官的某些學術觀點。……因此古代史傳對文. n. al. 準備了相當成熟的視察角度和敍述觀點。2. Ch. engchi. er. io. 學史寫作的影響，應當說就不是單純為文學史準備了一套堪稱完整的素材，它還. i n U. v. 如《舊唐書·杜甫傳》，史臣除簡要介紹杜甫仕宦行跡以外，還徵引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以論析李、杜之優劣，並於文後言「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3 1. 王夢鷗先生相當扼要説明〈文苑傳〉確立的過程，乃是由於「文學」一詞隨著時代而有所嬗變所致。蓋降. 至後漢，「文學脫離經術而獨立，使得編歷史的人不能不在『儒林』之外另編『文苑列傳』。」但同時王先生也指出「這雖是文學觀念轉變之一證明，但我們可不能承認那觀念之轉變即於此時開始。因爲對於書本知識之傳授與寫作，其間必然有個分類的思想先已萌芽；不過到了魏晉之間，才把這思想的芽胚茁壯為具體的主張」。詳見氏著：《文學概論》（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頁 2。有關《後漢書·文苑傳》創立的文化背景及其意義，參見劉石〈《後漢書·文苑傳》的創立及意義〉，收入氏著：《有高樓續稿》（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 21-26。 2. 詳見戴燕著：《文學史的權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 18-19。. 3. [後晉]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一九○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5054-5057。. 1.

(6) 此處既説明元稹説法的影響力之餘，亦有肯定或繼承元稹之意，即為史臣「視察角度和敍述觀點」之顯現。值得注意的是，此些視角與觀點亦由某程度顯示出史家的主觀判別，如清代學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所言：. 《新》於《舊書》，不但增損改易其正文已也，即其標目名號位置先後分合編類，亦移動十之七八。平心而論，有是有非，……陳子昂，《舊》入〈文苑〉，是也，《新》改列傳，非也。劉蕡，《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列傳，是也。李巨川，《舊》入〈文苑〉，非也，《新》改〈叛臣〉，是也。……案史例，其人其事大者著者為列傳，微而不著者別為〈文學〉、〈忠義〉等傳，韓、柳等入列傳，正史例也。4. 立. 政治大. ‧ 國. 學. 王鳴盛就兩《唐書》立傳之比較，指出其中之是非。縱然此種評比為王鳴盛自身的主觀判別，但從中亦可説明史家的主觀性；如「其人其事大者著者為列傳，微而不著者別為〈文. ‧. 學〉、〈忠義〉等傳」，那麽《舊唐書》史臣是基於何種判準，而將陳子昂、劉蕡、李巨川視爲「微而不著者」以列入〈文苑傳〉。此即說明，若單純援引〈文苑傳〉中的史家觀. y. Nat. sit. 點，而不對史料做一番後設的理解，則所得之結論或有欠妥當。基於此，本文擬將史書中. er. io. 的文學類傳，即《舊唐書·文苑傳》視爲研究對象，從史書的編纂體例等著手，以辨析. al. n. v i n Ch 《舊唐書》的編纂，始於後晉高祖天福六年（941）二月，正式詔令宰臣趙瑩監修、 engchi U. 《舊唐書》史臣對〈文苑傳〉中的材料，於取捨、增刪之間的考量。. 張昭遠等修撰，於出帝開運二年（945）六月書成，由宰相劉昫領銜上奏，前後歷時五年。 5. 相對於《新唐書》耗時十餘年之久，《舊唐書》由於成書時間倉促，則大抵抄錄唐代史. 料成書。清代學者如顧炎武《日知錄》、張道《舊唐書疑義》，皆指出《舊唐書》中有不少處出現「大唐」、「今上」、「國朝」、「皇朝」等字眼，都是沿襲舊史文而未及改正之故。趙翼《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等著，則明確指出所謂舊史文，即是《舊唐書》 4. [清]王鳴盛著，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卷八五「新改舊有是有非」條（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頁 745。 5 黃永年指出《舊唐書》的纂修只費時五年，但搜集唐代史料的工作卻從後梁時便開始了，詳見氏著：《唐史史料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 6-7。有關五代時期的史料搜集與《舊唐書》的編纂過程，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2.

(7) 6. 抄錄唐朝國史或實錄的舊文。其後，呂思勉《隋唐五代史》、黃永年《《舊唐書》與《新唐書》》、《唐史史料學》等著，亦從《舊唐書》本紀，如〈順宗本紀〉末有「史臣韓愈曰」、〈憲宗本紀〉末有「史臣蔣係曰」，以及劉幽求、張說等傳的「史臣曰」部分，稱劉徐公、張燕公，純是「唐人語氣」，而説明凡此皆為唐國史無疑。7 此外，胡璩《譚賓錄》也是大量抄錄唐國史而成的一部唐人筆記小説，賈憲保〈從《舊唐書》《譚賓錄》中考索唐國史〉就《舊唐書》與《譚賓錄》相關傳記的比勘，推證二書必有一個共同的史源，即紀傳體國史。8 其中《舊唐書》承用唐國史原文的證據，尤以卷末「史臣曰」中的稱謂佔較大的比例。蓋賈氏以爲在一本書中時而稱封號如許高陽（許敬宗）、時而稱郡望如李安平（李百藥）等，顯然是各取當時通行的稱呼，這樣靈活多變的稱謂後人是無法模. 政治大. 仿的，進而指出《舊唐書》只是唐國史的修改、補充本。9 李南暉於此基礎上繼撰〈唐人. 立. 所見國史考索〉，指出今本《舊唐書》的類傳如〈后妃傳〉、〈循吏傳〉、〈儒學傳〉、. ‧ 國. ‧. 6. 學. 〈文苑傳〉等，皆原為唐國史所有。其中，其就〈文苑傳序〉嘗曰：. sit. y. Nat. 詳見[清]趙翼撰：《陔餘叢考》卷十「《舊唐書》多國史原文」條（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185186；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卷十六「《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條（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345-348。. er. 詳見呂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912-927。黃永年著：《《舊唐書》. io. 7. al. 與《新唐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 34-35；《唐史史料學》，頁 267-269。嚴耕望則指出. n. v i n C h 18 卷，1997 U 〈新舊兩《唐書》史料價值比論〉（《新亞學報》第年 7 月），頁 1-5。 i e h n c g 賈憲保不否認《舊唐書》襲用唐實錄，如〈順宗實錄〉後的「史臣韓愈曰」即一明證，但根據考察結果，《舊唐書》不但〈本紀〉、〈列傳〉往往直採國史、實錄舊文入錄，〈志〉文亦採唐籍原文入錄，詳見 8. 其以爲《舊唐書》基本上不是取自實錄，取實錄只是來補充唐國史的缺落，此或可備一說。此文收入黃永年主編：《古代文獻研究集林》第一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頁 141-165。周勛初〈譚賓錄敍錄〉則根據《太平廣記》中的引文類推，而以爲《譚賓錄》中的大部分文字是從國史中引錄的，但也有小部分的文字引自其它典籍（如《隋唐嘉話》、《國史補》），「譚（談）賓」云者或許是把這些文字作爲談話資料來著錄的。詳見《唐代筆記小説敍錄》，收入《周勛初文集》第 5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381-385。 9. 賈憲保此觀點與西方學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確有其相似之處。崔瑞德以爲後晉那批史官其實並沒有多少修史的功績。他們所做的，只不過是把當時已有的國史和幾種殘存的實錄，略加整理而已。因此，其所著《唐代官修史籍考》，全書正文共分三個部分，前兩部分主要講述唐代的官方修史機構和官修本朝. 史，第三部分談論《舊唐書》雖已屬五代時期的官修前朝史，超出唐代的修史範圍，與其書名不符，但卻可見其視《舊唐書》為唐人所作。Twitchett, Denis Crispin.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近年已出版中文譯本，詳見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

(8) 「沈隱侯」即是沈約，他身處的齊梁時代，唐人稱為「近代」固宜；若是五代人口中的「近代」則是指的唐代了。稱唐太宗的諡號「文皇帝」、稱唐為「我朝」亦是唐人語氣。可見此序當因襲唐史舊文而來，序末所稱「其間爵位崇高，別為之傳。今採孔紹安已下，為文苑三篇」的體例，也當是唐史舊範。10. 凡是種種，皆牽引到一個問題：《舊唐書》史臣作爲纂修主體的史家主觀性。. 11. 根據史書的體例，傳序、傳論、贊言等，被視爲代表史家的主觀看法，而通過上述諸位學者具體的辨析，《舊唐書》多抄錄唐代史料入史，因而於「史臣曰」部分屢屢出現「唐人語氣」，其中〈文苑傳序〉恐非五代史臣自身的意見。然而，本文以爲纂修前代史. 政治大. 並非文學創作，史官固然需要依據前代史料，據邵晉涵〈舊唐書提要〉稿評《舊唐書》為. 立. 「善於相因」且「尋其條例，庶幾能承六朝以來之史法而講去其流弊者」，即善於運用前. ‧ 國. 學. 代史料，以及因循前人著史的長處。與此同時，邵晉涵也不諱言「長慶以後，史失其官，敍次無法，而昫等襲其舊文，莫能刊正。」此即如上文所言襲用國史舊文等，但更值得注. ‧. 意的是，其言：. y. Nat. sit. 然即其繁猥之辭，尋其脈絡，猶見當時情勢，《通鑑》紀咸通後事亦專取《舊. er. io. 書》，豈不以其見聞較近哉。宋人又譏其分卷舛繆、比類失倫。蓋當日史官李崧、. al. n. v i n Ch 修明經史之功；〈韓愈傳〉後連及於張籍、孟郊、唐衢、李翺，以著元和古文復 engchi U. 賈緯等以意編排，誠不能無遺議者。然如顏師古、孔穎達等合爲一卷，以著唐初. 興之盛。其餘比次先後，多具深意，要亦未可厚非也。12. 10 11. 此文收入莫礪鋒編：《周勛初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239-258。柯金木認同《舊唐書》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唐代史臣所完成，因此足以代表唐人的觀點。其撰有〈兩《唐. 書·儒學傳》儒史雜混之探析〉（《孔孟學報》第 69 期，1995 年 3 月），頁 91-113；〈從《舊唐書》二十本紀「史臣曰」看唐代史臣的史德〉（《中華學苑》第 49 期，1997 年 1 月），頁 57-77。將《舊唐書》視為唐人史料，就此分別論析唐代史臣的史德，以及唐代「儒史雜混」的現象。 12. 《四庫全書總目·舊唐書提要》言「蓋李崧、賈緯諸人，各自編排，不相參校。昫掌領修之任，曾未能鉤. 稽本末，使首尾貫通，舛漏之譏，亦無以自解。」[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史部·正史類》（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410。此與邵晉涵〈舊唐書提要〉稿多有出入，蓋經《四庫》館臣刪節所致，此於本文論述範圍以外，玆不申述。邵稿現收入[清]翁方綱等著，吴格、樂怡標校：《四庫提要分纂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 469-470。. 4.

(9) 文中既言「尋其脈絡，猶見當時情勢」，又言五代史官等人「以意編排」，可見《舊唐書》史臣就文士分合編類中的調動「多具深意」。今按《舊唐書》卷一○二以劉知幾、徐堅、吳兢、韋述等合傳，此些皆為開元、天寶年間相次修撰國史的一時之選，可為史家「以意編排」的另一旁證。此外，〈文苑傳序〉間中文字當是錄自唐代史料，但透過傳文所摘錄、引用的文士篇章，仍可説明史臣對於材料的辨別「多具深意」。總而言之，〈文苑傳〉經由史家「有意」的編排，以作爲《舊唐書》史臣對於唐代文士的某種見解，在理論上應能成立。13. 第二節. 立. 一、《舊唐書》史學領域的研究概況. 政治大. ‧ 國. 學. （一）、宋至清. 《舊唐書》研究概況. 《舊唐書》的研究始於宋代曾公亮〈進唐書表〉，其文曰：. ‧. 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 y. Nat. al. er. io. 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14. sit. 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 n. v i n Ch 從文中可看出《新唐書》史臣不滿《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 engchi U. 落」，尤其「可歎」為繼漢、唐盛世而後是「衰世」，所撰史既「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 目」，又「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此乃立足於史學的正統觀，對《舊唐書》容忍藩鎮. 13. 曾守正嘗謂中國史學傳統的書寫形式，並非純以「創新」為首要要求，故繼承沿襲前人史料與觀點，乃為習見之例，《史記》之於《國語》、《戰國策》；《南史》之於諸斷代南朝正史等，皆屬之。因此，就算《舊唐書》的史料與觀念沿續於唐朝，其仍可視爲代表五代的某種見解。詳見〈歷史圖像與文學評價的曡合——兩《唐書》文學類傳「時變」思想的落差〉（《政大中文學報》第 4 期，2005 年 12 月），頁 31，注 3；〈《舊唐書·文苑傳》的文學思想〉（《淡江大學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5 年 6 月），頁 123。 14. 詳見〈進唐書表〉，[宋]歐陽脩、宋祁撰：《新唐書》附（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6471。〈進唐書表〉署名曾公亮撰，實乃歐陽脩代作。據歐陽脩《歐陽文忠公集》卷九一，《表奏書啓四六集》卷二〈進新修唐書表〉題下注曰：「嘉祐五年（1060）七月戊戍為提舉編修曾公亮作。」[宋]歐陽脩撰：《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680。. 5.

(10) 割據的紛亂，君臣之義、夷夏之防的淡薄，與忠義廉恥喪失殆盡的五代社會深表不滿。. 15. 與此同時，歐陽脩作為《新唐書》刊修官之餘，又是金石文字的收藏家，其所撰《集古錄跋尾》十卷主要談論石刻文字的史料價值，以及可補正史傳之處，後六卷都是題跋唐代的石刻，而其中往往據碑刻以考證兩《唐書》。歐陽脩以金石考史時，主要擇取有關人物的世系、名字、官壽、鄉里等記載以證史書之誤，此開啓後世對於史書的校勘研究。16 司馬 17. 光編修《資治通鑑》，則多取材於《舊唐書》，並在《通鑑考異》中做出關於唐代史事的考訂工作，亦為《舊唐書》史事考釋開其端爾。18 稍後，目錄學者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皆由某程度繼承《新唐書》史臣謂《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19 之見，而評其「多所漏闕」、「是非失實」，仁宗時下詔重修「蓋亦不得已. 政治大. 焉。」20 南宋章如愚《山堂考索》（又名《群書考索》）中，不但指出其時已有「舊唐書」. 立. 和「新唐書」之稱，且對《舊唐書》之得失進行論列，以爲其不能「明君子之節義」、. ‧ 國. 學. 「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 21 無論如何，此類書將《舊唐書》的撰修直接追溯至唐初國史、實錄等的編修，則為二十世紀的學者導引了先路。. ‧. 據《宋會要輯稿》曰：「惟《唐書》以淺謬疏略，且將命官別修，故不令刊版。」 22 可見宋人普遍視《舊唐書》為「淺謬疏略」之作，因此在宋代未見官方刊行。23 元、明到. y. sit. n. al. er. 相關説明，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參見陳光崇〈歐陽脩對兩《唐書》的論證〉，收入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二輯（西安：陝西人民出. io. 16. Nat. 15. i n U. v. 版社，1987），頁 228-245。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卷四曰：「溫公《通鑑》多據舊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103。. 17. 18 19 20. Ch. engchi. 參見周紹良著：《〈資治通鑑·唐紀〉勘誤》（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直齋書錄解題》卷四，頁 103。 [宋]晁公武著，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193。. 21. [宋]章如愚編撰：《山堂考索·前集》卷十五《正史門·唐史類》（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110111。 22.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四》（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 2231。. 23. 《舊唐書》在宋代雖未見官方刊行，但根據清代各家藏書志所述，南宋紹興時兩浙東路茶鹽司曾有刻本，今殘存六十九卷，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且收入《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北京：國家圖書館，2008）），極其珍貴而有學術價值。關於《舊唐書》版本考釋，參見黃永年著：《唐史史料學》，頁 14-18。趙惠芬〈略論《舊唐書》版本於各代的刊刻狀況〉（《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59 期，2006 年 8 月），頁 24-33。武秀成〈《舊唐書》流傳述考〉則據尤袤《遂初堂書目》的記載推測在南宋前期，《舊唐書》或多達五種刻本傳世，此說可備參閲，詳見氏著：《《舊唐書》辨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3-14。. 6.

(11) 清初，此書的地位長期為《新唐書》取代，甚至被擠出了正史行列，如元代大德（12971307）年間九路合刊的「十七史」、明代南、北監本「二十一史」和汲古閣「十七史」中 24. 都沒有《舊唐書》。直至明代嘉靖時重刻古書成爲風尚，此書才有嘉靖十八年（1539）的聞人詮刻本。其以《舊唐書》「識博學宏，才優義正，真有唐一代之良史」，故「煥新一代之舊文，遐續百王之訓典，追配諸史，允備全書」，為《舊唐書》得以完整面貌存世至今卓有其功。與此同時，文徵明敍言《舊唐書》雖有「不能無可議者」，如「甚者詆韓愈文章為紕繆，謂順宗實録繁簡不當，拙於取舍。異哉！」但也並非「可以無傳」，而以 25. 「彼斥《新書》為亂道，誠為過論，而或緣此遂廢《舊史》，又豈可哉？」認爲兩《唐書》各有優劣，《舊唐書》決不可廢。明代亦存李東陽《新舊唐書雜論》一卷，此書摘唐史事跡而論之，可供參考。. 立. 政治大. 清初顧炎武《日知錄》謂「《舊唐書》雖頗涉繁蕪，然事蹟明白，首尾該贍，亦自. ‧ 國. 學. 可觀。」 26 此後《舊唐書》地位日益提高，而與《新唐書》並重。清雍正年間（17231735）有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據《清史稿·沈炳震傳》言「嘗著《新舊唐書合鈔》，. ‧. 紀傳以《舊書》為綱，分注《新書》為目；《舊志》多舛略，則以《新書》為綱，分注《舊書》為目。又補列〈方鎮表〉，拜罷承襲諸節目，積數十寒暑乃成。」27 可見是一部. y. Nat. sit. 系統整理的著作，也使後人便於對校，以資考證；但只限於兩《唐書》對勘互証，未能援. er. io. 引《唐六典》、《通典》等重要史籍。其後有丁子復《新舊唐書合鈔補正》、王先謙《新. al. n. v i n Ch 列，重新恢復《舊唐書》的正史地位。隨後《四庫全書》館開，邵晉涵撰有〈舊唐書提要〉 engchi U 舊唐書合抄補注》28 等著作。乾隆四年（1739）校刻「二十三史」，收入新舊《唐書》並. 稿。自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錢大昕《廿二. 24. 《四庫標注》曰：「汲古閣南北監並無」，詳見[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卷五〈正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202。 25. 以上兩處引文，詳見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史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 館，1993），頁 110-113。 26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栾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録集釋》卷二六「舊唐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459。 27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四八五（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 13380。 28 謝保成〈一部研治兩《唐書》的集大成之作——王先謙《新舊唐書合注》〉指出此稿（蓋未付印，今存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為 1916 年所作，是一部集清以前研治新舊《唐書》成就的巨著，並非僅僅為《新舊唐書合鈔》作補注，可備參閲，收入氏著：《隋唐五代史學》附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484-495。. 7.

(12) 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諸史拾遺》、《潛研堂文集》、章學誠《文史通義》等著作，皆有專門的篇章條目對兩《唐書》作比較研究。其中趙翼的史著屬於史論性質，錢大昕則以考訂精到著稱。直至刊於嘉慶十八年（1813）的趙紹祖《新舊唐書互證》亦引用兩《唐書》本文考證其中矛盾記載，有利於考訂兩《唐書》史實矛盾舛誤。道光年間（1821-1850），揚州學者張宗泰《舊唐書考證》，羅士琳、劉文淇、劉毓 29. 崧、陳立校訂《舊唐書校勘記》，以及岑建功輯《舊唐書逸文》，前後對《舊唐書》做了比較深入、全面的校勘整理，成績斐然。 30 此外，張道《舊唐書疑義》、蔡世鈸《讀舊唐書隨筆》，以及清人的讀書札記，如閻若璩《潛丘札記》、勞格《讀書雜識》、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等，都有關於《舊唐書》及唐代史事的校訂考證。清人文集中也常有此類. 政治大. 文章可資參考。31 以上所述，可知《舊唐書》經由歷代學者，尤其是清人所作之箋注、校. 立. 勘、考證等著述，已為近現代以來的《舊唐書》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 國. 學. （二）、二十世紀以來. ‧. 二十世紀至今的百餘年間，史學界對《舊唐書》所作的工作主要為整理與研究。. Nat. y. 1. 以整理而言，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匯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是重校工作。前 32. 33. sit. 者如顧頡剛主編的《二十五史補編》，後者如張元濟等校《百衲本二十四史》。《二十. n. al. er. io. 五史補編》所收大多出於清代學者有關歷代正史具體篇章的補作、校正、考訂之著，其中 34. v. 兩《唐書》部分共收書十四種。此外，楊家駱主編《新舊唐書合鈔并附編十六種——新. Ch. engchi. i n U. 29. 岑仲勉以爲《舊唐書逸文》多輯自《太平御覽》中標明為《舊唐書》、《唐書》的文字，「多韋氏舊著，非經劉昫增損後之《唐書》也。」即為舊國史、實錄之類，詳見〈《舊唐書逸文》辨〉，收入氏著：《岑. 仲勉史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589-597。 30 參見牛繼清〈清代揚州學者對《舊唐書》的整理研究〉（《寧夏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 28 卷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77-81。 31. 有關清人評述兩《唐書》的文章，可參見王重民、楊殿珣編：《清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北京：北京圖. 書館出版社，2003），頁 249-250。 32 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7）。 33 《衲史》於 1930 年 8 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種《漢書》，最後一種《宋史》於 1937 年 3 月出版。詳見張人鳳〈張元濟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收入瞿林东主编：《20 世纪二十四史研究綜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 37-49。 34. 其中論著已有重校本，如吳延燮撰：《唐方鎮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0）。. 8.

(13) 35. 36. 增附編二種》，收入清人研治兩《唐書》之著，並增入近代學者岑仲勉《唐史餘瀋》、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 37。近年來，在致力於推動二十四史的深入研究下，學界亦相繼 38. 重新匯集出版，諸如徐蜀編《隋唐五代正史訂補文獻彙編》、文懷沙主編《舊唐書匯證》 39. 、向燕南、李峰編《新舊唐書與新舊五代史研究》40 等。其中《新舊唐書與新舊五代史. 研究》乃收錄 1901 年至 2000 年間，中國學者公開發表在報刊上的研究論文，以及相關的文章、講話等。至於《舊唐書》的重校本，張元濟等校《百衲本二十四史》，其中《舊唐書》用南宋紹興刻殘本六十九卷影印，缺卷用聞人詮本配印。41 另外，60 年代起中華書局陸續出版點校本「二十四史」，其中《舊唐書》點校本（下文簡稱新校本《舊唐書》）出版於 1975 年，此本為研究《舊唐書》的通用本，對於史學與文學界均產生深遠的影響。. 政治大. 2. 就研究而言，據呂實強〈六十年來新舊唐書之研究〉42，可見自二十世紀初至 70. 立. 年代，對於《舊唐書》的史料研究包括史源探求、校勘、史事考辨、疏證、輯佚等，成績. ‧ 國. 學. 甚為可觀。當時的學術刊物，如《史語所集刊》、《大陸雜誌》、《新亞學報》、《師大學報》等均刊載史學家岑仲勉〈《舊唐書逸文》辨〉、〈舊唐書地理志「舊領縣」之表. ‧. 解〉、嚴耕望〈舊唐書本紀拾誤〉43、〈舊唐書奪文拾補〉、蘇瑩輝〈補唐書岑參傳〉、. Nat. y. 李樹桐對於兩《唐書》的史事辯證等文。其間中，或有從總體上對《舊唐書》進行宏觀把 44. al. er. io. 35. sit. 握，如傅振倫〈兩唐書綜論〉；或涉及史書論史，如李樹桐〈舊唐書論唐高祖之才略〉. n. 楊家駱主編：《新舊唐書合鈔并附編十六種——新增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72-1973）。此書初版為岑仲勉著：《唐史餘瀋》（上海：中華書局，1960）。 37 此書初版為唐長孺撰：《唐書兵志箋正》（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 38 徐蜀編：《隋唐五代正史訂補文獻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39 文懷沙主編：《舊唐書匯證》（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4）。 40 向燕南、李峰編：《新舊唐書與新舊五代史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41 張元濟撰有《校史隨筆》，用札記的體裁記述各種舊刻正史的源流，以及百衲本所據舊刻的優點。其中《舊唐書》部分，張元濟即對宋刻殘本與聞人詮刻本進行比較，詳見張元濟撰：《校史隨筆》（臺北：商 36. Ch. engchi. i n U. v. 務印書館，1972），頁 93-100。由於此《校史隨筆》只是張元濟校史全稿中的一小部分，近年已由王紹曾等學者整理出版全稿，其中《舊唐書》部分，其對宋本異文有詳細比較。參見張元濟著，王紹曾、程遠芬、趙統整理，王紹曾審定：《舊唐書校勘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此文收入程發軔主編：《六十年來之國學》二版第三冊《史學之部》（臺北：正中書局，1976），頁. 42. 169-193。 43. 此文後經修改，由刊於《新亞學報》的初稿一百三十八條，增為一百五十五條，補正〈本紀〉約一百餘事。. 收入嚴耕望撰：《唐史硏究叢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9），頁 483-597。 44 其後又對《舊唐書》的部分重加補充，寫成〈《舊唐書》新論〉，論及《舊唐書》的編纂經過、内容及評論等三方面。此文收入傅振倫著：《傅振倫文錄類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頁 59-67。. 9.

(14) 等文，但總體而言仍以史料研究佔了很大的比例。此外，對於史事的考訂，如岑仲勉《唐史餘瀋》辨析有關唐史之記錄二百八十餘條，其中大半與兩《唐書》相關。至於若干唐史研究的專著或論文集，如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嚴耕望《唐史研究叢稿》、李樹桐《唐史考辨》45 等亦與《舊唐書》的研究有關。上文言及新校本《舊唐書》自出版以來，即成爲學界的通行本，但同時亦為學者所非議。蓋《舊唐書》用源出殿本的岑氏懼盈軒刻本為底本，而不用保存舊刻面目的百衲本，且點校並無嚴格的校例，又繼承了殿本改竄文字的弊病。46 因此，自 1975 年出版以來， 47. 有關《舊唐書》的校勘文章可謂層出不窮。其中傅璇琮等人因編制《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48 而發現兩《唐書》人名訛誤者甚多，因而撰〈兩《唐書》校勘拾遺〉49 以. 政治大. 題釋有關校勘兩《唐書》的方法，這是早期校勘新校本兩《唐書》的重要文章。稍後學者，. 立. 如卞孝萱〈兩《唐書》天寶戶口對勘〉、〈新版《舊唐書》漏校一百例〉、〈唐代的度支. ‧ 國. 學. 使與支度使——新版《舊唐書》校勘記之一〉等文；或以兩《唐書》相互對勘，或針對 50. 《舊唐書》校勘之誤進行辨析。近年來，武秀成《《舊唐書》辨証》為其中的一部力作，. 52. ‧. 此書主要以《舊唐書》本紀之干支系時訂正約四百條訛誤。51 另外，如吳玉貴《唐書輯校》即以《舊唐書》為主，根據各種現存的唐代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對《太平御覽》引《唐. y. Nat. sit. 書》的內容進行整理，為對《舊唐書》進行文獻學和史學史的研究提供參考數據。與此同. n. al. er. io. 時，史學界在選擇議題鋪成史料進行研究時，史料校勘往往成爲最基礎的準備工作，其中. v. 又以志的部分為成果中最豐碩者。蓋志是一朝典章制度的縮影，現代史學界注重專史的研 45. Ch. engchi. 李樹桐撰：《唐史考辨》（臺北：中華書局，1965）。. i n U. 46. 參見武秀成〈《舊唐書》流傳述考〉，《《舊唐書》辨證》，頁 20。中華書局版《舊唐書》點校本未出版前，學者皆以百衲本為底本進行校勘。如嚴耕望〈舊唐書奪文拾補〉言「今日傳世之《舊唐書》，以涵芬樓百衲本為最善。此篇即據之以爲本」。阮廷瑜〈舊唐書職官志校記〉. 47. 亦以此本再參以《通典》等書，以斷其各本之脫漏偽誤。有關《舊唐書》校勘文章的索引，參見向燕南、李峰編：《新舊唐書與新舊五代史研究》附錄「主要論著索引」中「舊唐書」部分，頁 577-582。 48 傅璇琮、張忱石、許逸民編撰：《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2）。 49 此文就兩《唐書》之人名錯誤及互異，舉有八十餘例，詳見傅璇琮、張忱石、許逸民〈兩《唐書》校勘拾遺〉（《文史》第 12 輯，1981 年 9 月），頁 63-75。 50 以上三文，收入卞孝萱著：《唐代文史論叢》，《卞孝萱文集》第 2 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頁 189-245。 51 相關書評，參見卞孝萱〈與《舊唐書》共存的一部力作——評《《舊唐書》辨證》〉（《中國典籍與文化》 2004 年第 1 期），頁 124-127。 52. 吳玉貴撰：《唐書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08）。. 10.

(15) 53. 究，因此就出現一系列針對史書的校勘成果。如馬建石等《舊唐書刑法志註釋》、劉美崧《兩唐書回紇傳回鶻傳疏證》54、譚英華《兩唐書食貨志校讀記》55、潘鏞《舊唐書食貨 56. 57. 58. 志箋》、孫機〈兩唐書輿（車）服志校釋稿〉、吳松弟《兩唐書地理志彙釋》等著。雖然各書體例並不完全相同，或著重於校勘，或偏重於校釋，但亦為《舊唐書》的研究打下堅實的文獻基礎。59 除此之外，承繼二十世紀初羅香林〈唐書源流考〉對於史源之探求，近年來如劉節〈《舊唐書》的修訂與研究〉、閻質杰〈《舊唐書》史料來源論證〉、60〈《舊唐書》的 61. 62. 編纂經過及作者〉、謝保成〈《舊唐書》的史料來源〉等文對於《舊唐書》之編纂過程及所據史料，皆有所發微。另外，謝保成〈劉昫〉63 一文和《隋唐五代史學》的相關部. 政治大. 分，對《舊唐書》「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的編纂原則有所論述，揭示《舊. 立. 唐書》褒貶評論和敍事内容所以然的原因。雖然對於其見解尚可進一步發微，但其先見之. ‧ 國. 學. 慧則不可沒。至於對《舊唐書》作整體的論析，則為黃永年《《舊唐書》與《新唐書》》 64. ，此書雖是普及讀物，但是敍述明確、條理明晰。相關史學史著作，如金毓黻《中國史. ‧. 學史》65、劉節《中國史學史稿》66、陳光崇《中國史學史論叢》67、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68、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中國史學史研究》、69 謝保成《中國史學史》 70、. sit. y. Nat. io. 馬建石、楊育棠註釋；高潮審訂：《舊唐書刑法志註釋》（山西：群衆出版社，1984）。. 54. er. 53. 劉美崧著：《兩唐書回紇傳回鶻傳疏證》（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譚英華著：《兩唐書食貨志校讀記》（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 56 潘鏞箋證：《舊唐書食貨志箋》（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al. n. 55. 57. Ch. engchi. i n U. v. 此稿收入孫機著：《中國古輿服論叢》（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58 吳松弟編著：《兩唐書地理志彙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59 有關新校本兩《唐書》校勘研究的論析，參見詹宗祐〈試論 1980 年以來新校本新舊《唐書》校勘研究〉（《興大歷史學報》第 19 期，2007 年 11 月），頁 177-204。 60 61. 以上兩文，現收入向燕南、李峰編：《新舊唐書與新舊五代史研究》，頁 175-184、372-384。閻質杰〈《舊唐書》的編纂經過及作者〉（《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1 期），頁. 55-58。 62. 詳見謝保成〈《舊唐書》的史料來源〉（《唐研究》第一卷，1995 年 12 月），頁 353-376。. 63. 此文收入陳清泉等編：《中國史學家評傳》（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頁 458-474。黃永年此著對於《舊唐書》的觀點，絕大部分已吸入《唐史史料學》中。. 64 65. 金毓黻著：《中國史學史》第二版（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劉節著：《中國史學史稿》（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 67 陳光崇著：《中國史學史論叢》（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 66. 68. 王樹民著：《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 11.

(16) 71.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等，皆有相關章節評述《舊唐書》，或論其編纂過程，或述及史學史地位，為日後研究者提供了參考依據。西方漢學界有關《舊唐書》的評述，最早見諸於法國學者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 72. （Le traité des examens）一書中，此為《新唐書·選舉志》的法文譯注本。由於此種譯注需要對相關文獻有所掌握，因此戴何都就為《舊唐書》的編纂過程、版本流傳等稍作説明。雖然此著出版甚早，但其中觀點為稍後學者如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唐代官修史籍考》（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一書所引證。崔瑞德此著全書正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談論唐代官方修史機構，第二部分論析唐代史料和纂集，第三部分則專論《舊唐書》；正文之後還附錄圖表説明《舊唐書》本紀的淵源。崔瑞德於自. 政治大. 序中即特別強調：要向中國過去的成文記載進行歷史調查，就必須理解中國史家、史著的. 立. 觀點、方法及其局限等。因此崔瑞德對於唐代史料的纂集考證細密，進而為追述有關《舊. ‧ 國. 學. 唐書》的史源有了堅實的依據。這本著作體現西方史學家對於中國斷代史學研究的深層解析，頗具參考價值。73. 74. ‧. 日本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以内藤湖南《中國史學史》為代表。此書從「史的起源」一直寫到清朝史學，對於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和人物有較深闡述。其中論. y. Nat. sit. 《舊唐書》，以爲「畢竟是依據了唐初的那種歷史編纂法理論而成書的，而不是唐中葉興. er. io. 起之古文與史書相關聯的新型理論的代表作。」75 其注意到了《舊唐書》成書的過程中所. al. n. v i n Ch 即從「史體的變化」論析兩《唐書》於歷史編纂法之不同，為《舊唐書》研究提升至理論 engchi U. 據史料的局限，並與之對比《新唐書》（新型理論的代表作）的編撰，在二十世紀初年，. 層次的把握，深知灼見，確然無疑。稍後，如籐田純子、福田重雅等學者，亦為《舊唐書》 69. 瞿林東著：《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中國史學史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70 謝保成主編：《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71. 杜維運著：《中國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3-2004）。 Rotours, Robert des. Le traité des examens: Traduit de la nouvelle histoire des T’ang. Paris: Librerie Ernest Leroux, 1932. pp. 64-71. 73 相關書評，參見謝保成〈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收入氏著：《隋唐五代史學》 72. 附錄，頁 475-483。 74 此書是内藤湖南 20 年代在京都大學的演講稿，後於 1949 年題名《支那史學史》由東京弘文堂出版。相關説明，參見朱政惠〈海外學者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及其思考〉（《史林》2006 年第 4 期），頁 179。 75. 本文現據 [日]内藤湖南著，馬彪譯：《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51。. 12.

(17) 76. 的編纂及其所據史料予以發微。此外，尾崎康對宋、元兩代《舊唐書》刻本的情況皆有所論析。77 綜而言之，這些史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都可為文史綜合研究提供參資的素材。. 二、《舊唐書》文學領域的研究概況近代史學家陳寅恪「以文證史」，其所著《元白詩箋證稿》就《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史臣曰」為據，以「《舊唐書》之議論，乃通常意見。……是以當時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推元白，而非韓柳。與歐宋重修唐書時，其評價迥不相同也」。 78. 爲此，羅聯添曾撰文指出陳寅恪「推元白為元和一代文章正宗，甚不確當。」羅氏以爲. 韓愈在文學上的成就和地位在當代就已論定。如李翺，將自己和韓愈並列，同稱「文章盟. 政治大. 主」，恐稍嫌誇大，但以韓愈為「文章盟主」則應是事實如此。因此，唐元和時代文壇上. 立. 領導人物應推韓愈（或韓柳並稱），而詩壇領導人物當稱元白。元白成就在詩歌，韓柳成. ‧ 國. 學. 就在古文。79. 另一方面，王運熙則以爲陳氏所謂「通常意見」，即唐五代時流行的駢體文學風氣. ‧. 的意見；故史家從駢體派立場對元、白文學進行評價，而對李白、韓愈評價不高，還有貶. Nat. y. 辭，反映了史臣修史時駢文盛行、古文不振的客觀現實。80 王氏指出《舊唐書》的評價是 81. er. io. 76. sit. 由時代創作風氣使然，即注意世代與文風之關係。稍後，余曆雄以「史臣本位」為前提，詳見籐田純子〈舊唐書の成立について〉，《思想》第 27 號（1969），頁 50-59；〈唐代の史學——前. n. al. i n U. v. 代史修撰と國史編纂の間〉，《思想》第 33 號（1975），頁 65-71。福田重雅〈舊唐書その祖本の研究序說〉，收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硏究室編：《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 1984），頁 241-265。. Ch. engchi. 77. 參見尾崎康〈宋元刊兩唐書および五代史記について〉，《斯道文庫論集》第 21 輯（1985），頁 121150；《正史宋元版の硏究》（東京：汲古書院，1989）。 78. 陳寅恪著：《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113-114。. 79. 詳見羅聯添〈唐代文學史兩個問題探討〉，收入氏著：《唐代文學論集》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89），頁 262-272。相關論述，參見王運熙〈元稹李杜優劣論和當時創作風尚〉、〈元白詩在晚唐五代的反響〉、〈唐代詩文. 80. 古今體之爭和《舊唐書》的文學觀〉、〈兩《唐書》對李白的不同評價〉、〈《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新唐書·白居易傳贊》箋釋〉，收入氏著：《中國古代文論管窺》（增補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394-418、442-492。王運熙、楊明著：《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早年葉慶炳即撰文指出「《舊唐書》推崇元、白文章，代表唐、五代人意見；《新唐書》稱其詩而貶其文，則代表北宋古文家之主觀。兩書論點有異，時代背景不同使然耳。」詳見〈兩唐書白居易傳考辨〉，收入. 81. 葉慶炳著：《唐詩散論：晚鳴軒文學文集之一》（臺北：洪範書店，1977），頁 85-100。. 13.

(18) 通過徵引諸種文獻，具體考辨《舊唐書》史臣之著述，論證其非「駢體文派」之偏好者，而是立足於保存史料舊章，採摭唐人材料入史，包括駢散諸體文章，以成一朝大典。余氏此文主要糾正王運熙以爲《舊唐書》成於駢體文派之手，故偏好近體詩文而排斥古體文章之說。82 至於《舊唐書》的文學史觀，余氏則依羅根澤所謂「調和當時的清麗說與世教說」之「折中說」，而《舊唐書》史臣自身的意見未顯。83 值得一提的是，羅氏所著《中國文學批評史》是最早將《舊唐書》的文學史觀納入中國文學批評史視野的相關著作。其後，敏澤、羅宗強、蔡鐘翔、張少康等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亦有對《舊唐書》文學主張作出相 84. 關的論述。. 與此同時，在《舊唐書》文學領域的研究中，文士傳之研究是學者著力之所在。因. 政治大. 史書中對文士事跡的記載簡略，不免有錯誤及不實處，故如葉慶炳〈兩唐書白居易傳考. 立 85. 86. 辨〉、〈兩唐書李賀傳考辨〉、馬茂元〈讀兩《唐書·文藝（苑）傳》札記〉等都是. ‧ 國. 學. 針對文學家所做的校正。此外，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唐才子傳校箋》、《唐翰林學士傳論》、87 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88、吳在慶《唐五代文史叢考》89 等著，雖然不是. ‧. 全部都是以史書文士傳為主，但其中多個條目都是與史書中的文學家事跡考索有關。另一些學者則就《舊唐書·文苑傳》與《新唐書·文藝傳》作一比對，從總體上探討兩《唐書》. sit. y. Nat. 82. n. al. er. io. 相關論述，參見余曆雄〈《舊唐書》史臣之著述與文學觀考辨〉，收入胡月霞主編：《2008 年中國古典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吉隆坡：新紀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2009），頁 85-105。 83 有關「折中說」的論述，詳見羅根澤著：《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頁. Ch. engchi. i n U. v. 183-185。 84 敏澤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敏澤主編：《中國文學思想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羅宗強著：《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蔡鐘翔、黃保真、成复旺著：《中國文學理論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張少康、劉三富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85. 此文收入葉慶炳著：《唐詩散論：晚鳴軒文學文集之一》，頁 113-131。. 86. 此文收入馬茂元撰：《馬茂元說唐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123-155。傅璇琮著：《唐代詩人叢考》新版（北京：中華書局，2003）；《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87. 1987-1995）；《唐翰林學士傳論》（瀋陽：遼海出版社，2005）；《唐翰林學士傳論·晚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07）。另，傅氏以二十位翰林學士為例，舉兩《唐書》所記之誤三十餘處，撰〈兩《唐書》掇誤〉（《文獻》2006 年第 3 期），頁 3-14。 88. 譚優學著：《唐詩人行年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後續撰《唐詩人行年考續編》（成都：巴蜀書社，1987）。 89 吳在慶著：《唐五代文史叢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後增補成《增補唐五代文史叢考》（合肥：黃山書社，2006）。. 14.

(19) 文學觀之異同。如吳彩娥〈兩唐書文苑傳之比較——文學觀之部〉將《舊唐書·文苑傳序》分成内容與形式兩方面作説明，而歸結為「在史的傳統影響下，舊書以史家的立場，要求文學内容贊美鋪揚王業，……自易趨向雍容華貴，文采彬蔚的駢體文」，且以爲尚駢偶乃是唐末的一般風尚。其後透過實際批評，以明其與史書文學觀的關係。90 較後，曾守正以兩《唐書》從論述表層都涉及「時變」的觀念為基點，論析《舊唐書·文苑傳》的文學思想，乃以沈約、張說、元稹等人的文學觀點為基礎，肯定文學的世代演變的發展。其中，曾氏指出在《舊唐書·文苑傳》中，就所徵引的文學作品看來，有兩項重要現象與結論：一、重視討論公共事務的作品，此即呼應強調文學社會性的意義。二、重視藻飾的語詞、駢偶的句子、新體（或謂相對於古體的「今體」）詩文，此乃重視文學「新變」的具體表現。91. 立. 政治大. 此外，梁承根《兩《唐書》文人傳之比較》92 就兩《唐書·文苑（藝）傳》所載錄的. ‧ 國. 學. 文人進行時代分期的比較與定量分析，探討兩《唐書》對文人傳記增刪調整的依據，考察兩《唐書》所體現文史觀之異同等。余曆雄《兩《唐書》採摭韓愈古文之研究》93 主要通. ‧. 過「文史互證」的方法，以五代、北宋「史臣本位」為問題考察的立足點，進而證明兩《唐書》採摭韓愈古文入史，無論篇章取捨是否一致，而修史取材的史家立場始終佔據主. y. Nat. sit. 導位置，這與史臣是否偏好韓愈古文始終沒有必然的關係。田恩銘《兩《唐書》中的中唐. er. io. 文學家傳記研究》94 則就兩《唐書》中的中唐文學家傳記，即元稹、白居易、韓愈、劉禹. al. n. v i n Ch 嬗變過程。其它單篇文章，如鄧國光〈唐史論唐文——韓愈的升貶與文章圖譜的塑造〉、 engchi U 錫、柳宗元作爲研究對象，試圖考察中唐——五代——北宋在文學觀念演進中文學史觀的 95. 日本學者川合康三〈唐代文学史の形成——新旧唐書の文学觀の对比を手がかりに〉 96、. 90. 詳見吳彩娥〈兩唐書文苑傳之比較——文學觀之部〉（《輔仁國文學報》第 3 集，1987），頁 315-332；. 〈兩唐書文苑傳之比較〉（《輔仁國文學報》第 4 集，1988），頁 257-275。 91. 詳見曾守正〈《舊唐書•文苑傳》的文學思想〉，頁 121-141；〈歷史圖像與文學評價的曡合——兩《唐. 書》文學類傳「時變」思想的落差〉，頁 29-58。 92 梁承根撰：《兩《唐書》文人傳之比較》（周勛初、莫礪鋒教授指導，南京大學博士論文，1996）。 93 余曆雄撰：《兩《唐書》採摭韓愈古文之研究》（周勛初教授指導，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3）。 94 田恩銘撰：《兩《唐書》中的中唐文學家傳記研究》（霍松林教授指導，陝西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8）。 95 此文收入徐中玉、郭豫適主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23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 199-220。 96. 此文收入[日]松本肇、[日]川合康三編：《中唐文学の視角》（東京：創文社，1998），頁 27-51。. 15.

(20) 97. 副島一郎〈宋人眼裏的柳宗元〉、〈宋人與柳宗元的思想〉等文，皆基於「比較研究」的視角，或對兩《唐書》的文學史觀作一宏觀的辨析，或具體就個別文人傳記予以討論。相較而言，美國學者傅漢思（Hans H. Rankel）〈唐代文人：一部綜合傳記〉則專就《舊唐書·文苑傳》作一綜合討論，進而發現一些固有程式和套語已成爲這些傳記的固定結構，同時並就其中個別現象提出了看法。如指出傳記中之引文和以前的傳統不同，即史臣只引 98. 用認爲是「有用」的作品，而不是僅只「優美」的作品。此些精闢見解，值得進一步的探幽發微。綜上所述，史學與文學界對於《舊唐書》的史料研究，即如校勘、補證等，成果甚豐。相對而言，對《舊唐書》總體把握方面，取得了一些具參考價值的成果，只是這方面. 政治大. 的論著比較少；而且大都基於「比較研究」的視野，結合《新唐書》作一綜合的討論。此. 立. 外，對於個別的文士，如韓愈、柳宗元等，由於其文壇影響力，而致使相關的研究成果甚. ‧ 國. 學. 多，其中包括兩《唐書》對於個別文士的討論等。對於《舊唐書·文苑傳》作爲史書中的文學類傳，其風貌爲何，卻還未有一總體的概括。與此同時，在《新唐書》編纂體例研究. ‧. 方面，學界對此取得的成就相當明顯，但是對《舊唐書》缺乏深入的研究。在對編纂過程及著者所作的研究方面，學界都有了一定的成果，並且解決了一系列的相關問題，只是相. y. Nat. sit. 對論著數量還比較少，許多問題還有待深入探討。職是，本文從《舊唐書》的編纂體例著. n. al. er. io. 手，以説明其撰史原則，循此而討論〈文苑傳〉中，史臣於材料取捨之間的考量，應能為《舊唐書》的研究提供相應的補述。. Ch. engchi. i n U. v. 97. 此二文收入[日]副島一郎著，王宜瑗譯：《氣與士風：唐宋古文的進程與背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頁 1-61。 98 原文 Frankel, Hans H. “T’ang Literati：A Composite Biography,”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65-83. 現收入倪豪士編：《美國學者論唐代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 1-28。此外，西方漢學學者，如 Twitchett, Denis Crispin. “Chinese Biographical Writing,” In W. G. Beasley and E. 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95-114. “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 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4-39. 對於中國的傳記書寫有深入的解析，可備參閲。. 16.

(21) 第三節. 研究進路. 本文以《舊唐書·文苑傳》作爲研究的主要對象，同時有一些文士如韓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傳等，因史臣有其它的考量因素而不錄於〈文苑傳〉，但此些文人傳記或可作爲論述的補充説明，因此將依行文之需，或間而採之。上文中強調為顧及史家的主觀性，而對史料應予以後設的理解。因此，本文的前端問題為史家的主觀判別與史料之間有何關係？在中國的史學傳統中，孟子嘗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政治大.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99 其中指出孔子作《春秋》有其「義」，即孔子作爲. 立. 史家主體的意見。據《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記載：. ‧ 國. 學.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 ‧.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 y. Nat. 100. er. io. sit. 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al. n. v i n Ch 作的褒貶書之於冊，以見其「深切著明」。此皆説明史料是經由史家的主觀摭入，是史家 engchi U. 司馬遷明確記載孔子作《春秋》是因爲「周道衰廢」，而欲將此些「是非」，即對諸侯所. 對過去發生的事件重組、分析與批判後的結果。循此，《舊唐書》史臣趙瑩〈論修唐史奏〉 101. 言「臣等虔奉綸言，俾令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其中「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兩句，正是《舊唐書》的編纂總則。此「舊書」與「新意」之間不是毫無關係的，而是有其相互聯繫的作用，從中即可看出史家的主觀性。. 99. 《孟子·離婁下》。[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95。 100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3299。 101.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八五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963。. 17.

(22) 本文將史臣視爲纂修的主體，通過探討史臣對於正統的認知，以説明「纂修須按於舊書」，即不能將史臣視爲只是抄錄史料的單純史家，實是有所期許，並有所期待。這正表明撰修前代史所必須面對的重大政治現實問題。五代史臣的期許，反映在〈文苑傳〉所載入的作品，為強調「用」的關係，即要求有裨於朝政。與此同時，〈文苑傳〉以駢文作爲其主要的體裁趨向，這類文字主於應世，在「人文化成」的觀念之下，既注重「化成」，自然強調有用於世。這回應為「用」的實際目的，進而也凸顯出史臣的主觀位置。. 立. 政治大. ‧. ‧ 國. 學. n. er. io. sit. y. Nat. al. Ch. engchi. 18. i n U. v.

(23) 第二章. 《舊唐書》的編纂及其相關問題. 第一節. 五代時期的史料搜集與《舊唐書》編纂. 《舊唐書》的編纂，始於後晉高祖天福六年（941）二月，正式「詔戶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為光等同修唐史，仍以宰臣趙瑩監修」，並於出帝開運二年（945）六月書成，由宰相劉昫領銜上奏，前後歷時五年。 102. 根據史籍的記載，在趙瑩離開史任之後，桑維翰曾接替監修之職，爾後才改以劉昫監修。. 103. 易言之，《舊唐書》歷任三位監修史官，即趙瑩、桑維翰、劉昫。至於纂修史官，除了. 政治大. 以上所列張昭遠104、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為光 105 以外，尚有呂琦、尹拙、106 王伸107、. 立. 崔棁等人。對於《舊唐書》「所以首列劉昫名」，清代學者趙翼早已辨明：「蓋昫為相時，. ‧ 國. 學. 《唐書》適訖功，遂由昫表上，其實非昫所修也」，同時並道出五代修史的艱辛，其文曰：. ‧. 唐末播遷，載籍散失，自高祖至代宗尚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以後六代，惟武宗有實錄一卷，餘皆無之。（原註：《五代會要》）梁龍德元年，史館奏請. y. Nat. sit. 令天下，有記得會昌以後公私事跡者，抄錄送官，皆須直書，不用詞藻。凡內外. er. io. 臣僚奏行公事，關涉制置沿革有可採者，並送官。（原註：《舊五代史·梁末帝. al. n. v i n Ch 詳見陳尚君輯纂：《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卷七九《晉書·高祖本紀五》、卷八四《晉書·少帝本紀四》 engchi U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2455、2613。 102. 103. 據《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卷八一《晉書·少帝本紀一》載天福八年（943）曰：「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監修國史趙瑩為晉昌軍節度使；以晉昌軍節度使桑維翰為侍中、監修國史」，頁 2527。可知趙瑩與桑維翰乃相互調換了官職。 104. 《宋史·張昭傳》言「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止稱昭。」詳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卷. 二六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9085-9086。《舊五代史·晉書》自不宜預稱爲張昭，而保留其本名。 105 《五代會要》作「李為先」，《冊府元龜》記有李為光事二則，惟並不關乎其纂修《舊唐書》事。詳見 [宋]王欽若等編纂，周勛初等校訂：《冊府元龜》（點校本）卷四八八《邦計部·賦稅二》、卷七○四《令長部·廉儉》（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頁 5540、8130。 106 趙瑩撰有〈請令呂琦尹拙修唐史奏〉言：「內起居郎賈緯丁憂去官，竊以刑部侍郎呂琦、侍御史尹拙，皆富典墳，嘗親簡牘，勸善懲惡，雅符班馬之規，廣記備言，必稱董南之職。上祈聖鑒，俾共編修。」詳見《全唐文》卷八五四，頁 8963。可知呂琦、尹拙是替補賈緯「丁憂去官」所留下的空缺。 107 根據史籍記載，在書成上奏，賜贈名單中有「直館王伸」。詳見[宋]王溥撰：《五代會要》卷十八「前代史」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98。. 19.

(24) 本紀》）唐長興中，史館又奏，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實錄，請下兩浙、荊湖等處，購募野史，及除目朝報、逐朝日曆、銀臺事宜、內外制詞、百司簿籍，上進，若民間收得，或隱士撰成野史，亦命各列姓名請賞。從之。（原註：《舊五代史· 後唐明宗本紀》及《五代會要》）聞成都有本朝實錄，即命郎中庾傳美往訪，及歸，僅得九朝實錄而已。（原註：《舊五代史·後唐明宗本紀》）可見唐書因載籍散佚，歷梁、唐數十年未潰於成，直至晉始成書，則纂修諸臣搜剔補綴之功，不可泯也。108. 趙翼匯集了《五代會要》、《舊五代史》中的記載，以明《舊唐書》在正式編纂以前，後. 政治大. 梁、後唐二朝已費盡心思網羅唐代史料，即使如「隱士撰成野史，亦命各列姓名請賞。」. 立. 其揭示後梁、後唐二朝為《舊唐書》的正式編纂起著前期準備工作的作用，與此同時，也. ‧ 國. 學. 在在的説明，易代之際，典籍散失，實為修史之困。. 直到後晉正式下詔編纂《舊唐書》時，仍感史料的匱乏，致使監修史官趙瑩爲此用. ‧. 力至深。其撰有〈論修唐史奏〉一文，其中論及史料的搜集，文曰：. y. Nat. sit. 臣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請下敕購求。昔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伸、皇甫煥. er. io. 撰武宗、宣宗兩朝實錄，皆遇國朝多事，或值皇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 al. n. v i n Ch 能，不拘資地，與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獎酬，以勸來者。 engchi U. 傳。……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寮，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進納，請量其文武才. 自會昌至天復，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丞訓定徐方，有武寧本末之傳。如此色類，記述頗多。……請下中外臣寮，及明儒宿學，有於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台事、史館日曆、制詔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納。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109. 108. 以上兩條引文，詳見《廿二史劄記校證》卷十六「《舊唐書》源委」條，頁 340-341。. 109. 詳見《全唐文》卷八五四，頁 8963-8965。. 20.

(25) 110. 倘若結合上引趙翼所言，可知唐紀傳體國史的修撰「止於代宗」，而自武宗朝以後的各朝實錄皆闕略。111 以致自會昌（841-846）至天復（901-904），凡六十餘年間的的歷史空白，有待補正。因此，後晉朝廷不惜以「除官」、「獎酬」、「簡拔」等實際的名利權位「以勸來者」。不論是「家傳史筆」、「制書」、「文集」、「傳記」、「中書銀台事」、「史館日曆」、「制詔冊書」等都是史臣所冀求的材料。112 這對《舊唐書》的編纂確實起到實際的作用。《舊唐書·懿宗本紀》中詳細記載康丞訓大敗柳子寨賊兵事，並全文載入唐懿宗〈罪己詔〉一文，以具體反映出唐末時期叛黨勾結於外的情況。113 除此之外，纂修史官張昭遠、賈緯、趙熙等都為《舊唐書》的編纂作出貢獻。張昭遠，宋代史家稱他初即有意精於史學。根據《宋史》本傳的記載，張昭遠曾私藏（唐）昭. 政治大. 宗朝賜武皇（李克用，即後唐莊宗李存勗之父）114 之制詔九十餘篇，又「長於筆述、銳於. 立. 採求」。因此，「不三嵗，取天寶前舊史至濟陰少主實錄、野史，共纂成二百卷以聞，有. ‧ 國. 學. 110. ‧. 賈緯〈上唐年補遺錄奏〉言「《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詳見《全唐文》卷八五六，頁 8982。惟岑仲勉、賈憲保分別從《太平御覽》與《譚賓錄》的殘留内容中，透過文獻比較的方法，將紀傳體國史修撰時限一直下推到晚唐。李南暉則從制度上認定唐代史館原本就有不時修撰名臣傳. sit. y. Nat. 的任務，晚唐的史館依舊運作，紀傳體國史的修撰當然繼續進行。其亦指出紀傳體國史的修撰過程是開放的，隨時補充新内容，因此，史書中有關定本進呈的記載，並不是判斷紀傳體國史修撰是否仍然進行的充分條件。對於唐紀傳體國史的修撰「止於代宗」之說，賈憲保推測五代所存代宗以前的國史大概是完整的，. n. al. er. io. 而代宗以後，或許只有稿本，或許已散落不全，所以忽略不談。相關論述，參見岑仲勉〈《舊唐書逸文》辨〉，收入氏著：《岑仲勉史學論文集》，頁 589-597。賈憲保〈從《舊唐書》《譚賓錄》中考索唐國史〉，收入黃永年主編：《古代文獻研究集林》第一集，頁 141-165。李南暉〈唐紀傳體國史修撰考略〉（《文獻》. i n U. v. 2003 年第 1 期），頁 31-45。 111 趙翼所言本於《五代會要》，據《五代會要》引賈緯奏言：「伏以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略。」《五代會要》卷十八「前代史」. Ch. engchi. 條，頁 298。根據史籍記載顯示，大順二年（891）二月，「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三朝《實錄》（宣宗、懿宗、僖宗）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玭、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允、太常博士鄭光庭等五人修之。」惟「踰年，竟不能編錄一字。」詳見[宋]王溥撰：《唐會要》卷六三「修國史」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1296。有關唐實錄的修撰，參見陳光崇〈唐實錄纂修考〉，收入氏著：《中國史學史論叢》，頁 73-114。 112 謝保成以爲代宗以前的紀傳體國史，穆宗以前的編年體唐史（按：柳芳曾私撰編年體《唐曆》四十卷，記事起於高祖訖代宗大曆（766-779），後宣宗下令崔龜從等續修三十卷《唐曆》，記事止於憲宗元和末（820）），武宗以前的各帝實錄，宣宗以前有關「禮法之沿革」的各種典志，以及大臣奏議、諸公文集，乃至雜史、小説、行狀、家傳、墓志銘，《舊唐書》的纂修者都曾採摭，都可能是《舊唐書》人物傳記的史料來源。詳見謝保成〈《舊唐書》的史料來源〉，頁 353-376。 113 詳見《舊唐書》卷十九上，頁 664-668。懿宗〈罪己詔〉一文，並收入《全唐文》卷八四，頁 879-880。 114 《舊五代史》將李克用立於本紀，名為〈武皇本紀〉，參見《舊五代史新輯會證》卷二五、二六，頁 623-715。.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