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初公使生涯
第一節 駐奧公使前期的交涉及外交活動
三、 收集禮儀暨獎章等資訊、受託鑄幣承攬事及其他外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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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許可與漢口訂立此項借款」，請將此事報呈回國，代為澄清37。
上兩則報導均與借款案有關，奧款案已然訂定，作為關係國駐外公使，仍如 前項奧款被蒙在鼓裡，心情想必五味雜陳。以中國當時財政狀況，非借外款無以 為繼，列強各個虎視眈眈，無論自身金融資本強弱與否，均想分一杯羹。借款事 項雖非駐外公使業務，然定案後實有必要完整告知，否則出現問題，又須再由其 辦理交涉，一次大戰爆發後，奧款案問題出現即是如此。詳見下節討論。
三、 收集禮儀暨獎章等資訊、受託鑄幣承攬事及其他外交活動
民國共和政體成立，外交部以「前清與各國國際上之禮儀多不適用，亟當重 新參訂，以便循行」。1912 年 11 月 11 日，著令沈瑞麟設法收集奧國國際禮儀供 作制訂新禮儀參考。沈瑞麟隨即面託奧國外交部典禮股長，「請其按照開列各條 詳悉見示」。該股長答稱，「所開各條有為本部可以直接奉告者，有須諮詢宮內禮 官方能詳告者，必須寬以時日，俾得完成」。3 月 17 日，沈瑞麟將奧國送來禮儀 冊，譯成漢文，連同洋文函寄外交部。該禮儀冊內容，主要是「各國大使呈遞到 任國書及辭行國書儀節」38。各國大使由外交部呈遞國書至皇宮覲見奧皇，禮儀 極其繁複，包括服飾、座車及隨行人員等，沿途禮儀安排等不一而足。另一件禮 儀資訊收集，則是應大總統府禮官處來函辦理。1914 年 6 月 16 日，外交部轉來 該函文，稱：「各國關於元首誕日及國慶紀念日，想自有相當之儀式。民國剏立 伊始，尚無先禮可援，請分別咨飭駐外公使代辦，詳細調查」。並請代購各該國 典禮專書，以資參考。沈瑞麟於 6 月 24 日即電覆外部，告知奧國並無國慶紀念 日39；至於奧皇誕日及命名日典禮，經向奧外部禮節股詢問，「茲接外部送到此 項典禮規程一則」，7 月 22 日，將該規程譯稿寄發覆命。而典禮專書經向奧外部 及坊間探詢，奧國尚未刻印此項專書，故無從採購40。
關於獎章圖樣收集，源於 1914 年夏天外交部以「所存各國寶星章程圖說原 不完備」，加上銓敘局新經設立，時來外交部借用留作參考，「兩處互用一份，甚 屬不便」，函令沈瑞麟「將奧國寶星獎牌最新圖說及酬贈佩帶章程，購覓一份，
37〈駐奧使館函一件〉，民國 3 年 1 月 9 日，《三年訂借洋款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 館藏，檔號：03-20-005-05-001。
38〈駐奧使館函一件〉，民國 2 年 4 月 6 日，《調查各國各項禮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 案館藏，檔號：03-41-013-01-004。
39〈駐奧沈公使電復元首誕日禮節〉，民國 3 年 6 月 25 日，《調查各國各項禮節》，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41-013-01-017。
40〈駐奧使館函一件〉，民國 3 年 8 月 5 日，《調查各國各項禮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 案館藏，檔號：03-41-013-0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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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郵寄，以資考鏡」41。惟奧國官版寶星圖說曾由奧外部贈送，沈瑞麟早已寄 發外交部，只得再向奧外部相商，再代為搜集。持續數月，毫無訊息，後經沈瑞 麟「向坊間覓得私家著述奧國寶星獎牌圖說一冊，詳加查閱，尚屬完備」42。1914 年 3 月 9 日，方將該圖冊寄回國內。
鑑於前清貨幣紊亂，1914 年 2 月，民國政府頒布國幣條例暨施行細則，以 統一國幣鑄造。在此之前，為承攬中國國幣鑄造，奧國業者克虜卜（Krupps，通 譯克虜伯，為德國軍火製造商遠親）廠經理即來使館求見，聲稱：「該廠建立有 年，向為奧、德及巴爾幹各國承造鎳幣，工料最佳。現值中國改良圜法之際，願 受國庫券承造此項新幣」。沈瑞麟答以「現聞北京正在商議幣制借款」，「可具函 來館，當為轉呈政府詧核」。1 月 7 日，沈瑞麟趁前往奧外部之際，順便提及其 事。奧外大臣言：「奧國所用鎳幣確係該廠所造，克虜卜氏近因此事亦曾來談」。 返回官邸後，沈瑞麟不禁思索，去年中國由瑞記洋行轉借奧款，「條件雖未宣布，
而利重期短，人所共知。推厥原因，皆由奧財政部阻止金融流出，不准發行公債」
所致。如果能利用此一機會，取得奧國財政部同意在維也納設立公司，「發行中 國長期公債數兆鎊，當令該廠承造鎳幣以為酬報，未始非吸取外資，少濟財困之 機會」43。於是，次日，即將上述構想函呈外交部。2 月 3 日，外交部將造幣事 行文財政部，並抄錄該信函一份，供作參考44。克虜卜廠為爭取中國國幣承造權，
復致函駐奧使館，並附上英、法文五金質料書各一冊暨純鎳幣一匣。2 月 9 日，
沈瑞麟將之函送外交部轉致財政部45。其間，克虜卜廠也曾透過駐京公使納色恩 為其說項，然因財政部已決定國幣由天津造幣總廠自行督造46，奧國爭取中國國 幣承造權終致落空。
籌設中奧銀行，是奧國繼國幣承造權落空後，在爭取在華金融利益的另一敗 筆。早在 1912 年 9 月，訥色恩照會外交部表示，奧國資本團欲在中國興辦銀行，
41〈駐奧使館函一件〉，民國 3 年 3 月 31 日，《各國勛章圖考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 館藏，檔號：03-41-018-03-016。
42〈駐奧使館函一件〉，民國 3 年 3 月 31 日，《各國勛章圖考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 館藏，檔號：03-41-018-03-016。
43〈駐奧沈公使函一件〉，民國 3 年 1 月 29 日，《奧國克羅卜廠承造鎳幣案》，中央研究院近史研 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22-003-01-001。
44〈駐奧沈公使函一件〉，民國 3 年 2 月 3 日，《奧國克羅卜廠承造鎳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22-003-01-002。
45〈駐奧沈公使函一件〉，民國 3 年 2 月 24 日，《奧國克羅卜廠承造鎳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22-003-01-004。
46〈財政部函一件〉，民國 3 年 2 月 24 日，《奧國克羅卜廠承造鎳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檔案館藏，檔號：03-22-003-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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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須有中國資本始能許辦47，經外交部行文財政部，惟在此之前，因前財政總長 熊希齡（1870-1937）已允同與法人合辦中法銀行，故繼任財政總長周學熙遂否 決其事48；然奧方並未就此作罷，仍積極運作。1913 年 6 月，訥色恩返國休假前，
「聞有中國財團曾赴京奧館重申前議」49，故其返國後，極力在各種公開場合，
發表演說，鼓吹其事。1914 年 2 月 12 日，維也納工商俱樂部舉行例行性月會，
訥色恩受邀演講「中國政治狀況」，重申設立中奧銀行的重要性。蓋「以助兩國 金融之流通，而奧在華之利益庶可與列國相頡抗」。沈瑞麟也出席該次會議，因 該俱樂部係奧國工商界最大機關，「訥使對中國之言論自有密切之價值」，遂將其 演說稿原文寄送外交部存參50。訥色恩除對奧國財團進行鼓吹之外，亦多次來駐 奧使館，與沈瑞麟晤談設銀行之事，藉此尋求支持以影響財政部決策。沈瑞麟以 為該銀行籌設，對中國「金融流轉多一交通機關，即實際外觀，均有起色」，遂 力表贊成。3 月 16 日，訥色恩啟程返回北京任所，沈瑞麟再向外交部報告其事，
謂：「所有中奧銀行辦法已由奧京各銀行團酌擬條款交由訥使帶京，如得中國財 團同意，即可開辦」51。外交部在收到報告後，於 4 月 7 日行文財政部52，未得 回應，中奧銀行籌設可謂胎死腹中。
關於其他的交涉事項，如 1912-1914 年間修改稅則、1914 年徵收印花稅等事 宜交涉，均涉及在華各個邦交國的經貿利益，奧國政府的回應不外是：「如各國 承諾，奧匈必可照允，但在經理此事之萬國委員會前必須聲明其特別利益」53， 或「須商各國一致辦理」54。沈瑞麟對此等事項辦理有限，故在此存而不論。至 於拓展邦交方面，則有希臘建交的提議。此事緣起於希臘駐奧公使的提議。該公
47〈函財政部〉，民國元年 9 月 30 日，《奧商在華設銀行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檔號：03-21-016-01-001。
48〈周學熙函一件〉，民國元年 10 月 3 日，《奧商在華設銀行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 館藏，檔號：03-21-016-01-002。
49〈駐奧沈公使函一件〉，民國 3 年 4 月 3 日，《奧商在華設銀行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藏，檔號：03-21-016-01-004。
50〈駐奧沈公使函一件〉，民國 3 年 3 月 10 日，《三年雜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
檔號：03-46-003-02-008。
51〈駐奧沈公使函一件〉，民國 3 年 4 月 3 日，《奧商在華設銀行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檔案館藏，檔號：03-21-016-01-004。
52〈致財政部公函〉，民國 3 年 4 月 7 日，《奧商在華設銀行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 館藏，檔號：03-21-016-01-005。
53〈收駐奧沈代表電〉，民國 2 年 11 月 27 日，《修改稅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藏，檔號：03-19-033-02-020；〈駐奧館函一件〉，民國 2 年 12 月 17 日，《修改稅則案》，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檔號：03-19-033-02-029。
54〈收駐奧沈公使致本部電〉，民國 3 年 4 月 9 日，《修改稅則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 案館藏，檔號：03-19-018-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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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與沈瑞麟同時派駐奧國多年，「情誼頗篤」，屢有「願與中國訂約通好之意」。 1913 年 12 月，在即將返國升任外相臨別之際，重提舊事，並稱待回國就任後，
再令駐奧公使向沈瑞麟正式提議辦理。沈瑞麟思及外交總長孫寶琦（1867-1931）
於光緒年間使法期間，希臘公使「亦曾有願與中國訂約之請，部議未准」。但又 覺今昔情形不同，遂請示外交部「如駐奧希使果用政府名義，再來商談，應如何 因應」55？外交部於 1914 年 1 月 16 日收到沈瑞麟信函，次日，即指示核覆，謂
「今昔情形不同，訂約修好亦屬各國通例，前任駐奧希使既以此事為請，自不宜 於拒絕」。如其果以政府名義正式提議，可與之接洽，「如能確守通商範圍互訂公 平條款，屆時再為酌量情形，妥行核辦」56。只是後來新任駐奧公使上任後，並 未奉命辦理訂約通商之事，直到 1917 年 10 月有希臘人名為荔克思（Leckos）者，
由美國抵達北京，以商務委員身分請見外交總長汪大燮（1860-1929），要求通商 訂約事，汪大燮雖因法國駐北京代辦瑪德（Damien Martel, 1878-1940）推薦信函 接見他57，但對其身分抱持疑慮，曾對該代辦表示：下次此人若無希臘政府正式
由美國抵達北京，以商務委員身分請見外交總長汪大燮（1860-1929），要求通商 訂約事，汪大燮雖因法國駐北京代辦瑪德（Damien Martel, 1878-1940）推薦信函 接見他57，但對其身分抱持疑慮，曾對該代辦表示：下次此人若無希臘政府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