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意志地區的現代化進程
第二節 改革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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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從自給自足的利用方式中解放出來，才能夠進一步影響土地與農業的利 用及發展方式。其次，16至17世紀一系列戰爭為德意志帶來穩定的邦國制 度，但也使經濟發展呈現相對停滯的狀況；然而，邦君為了拓展本身的實力 而介入城市與農村的政治經濟自治生活，對於莊園制度的瓦解也是助力之 一。
當時專制體制及重商主義政策的方興未艾，要求傳統經濟組織與社會生 活範圍的超越，而把單一政治領域作為基準將過去小規模的地方式經濟、社 會單位整合，以成為符合其疆域的較大單位；在此政策下，首當其衝者即為 固定等級制度下的農村農民及城市手工業者。從大一統的繭中生出的邦國制 度要求經濟發展服從政治需要，破壞原有結構、打亂等級制度，對以穩定、
平衡作為標準的秩序產生威脅，加上社會上的人口增長使固定制度在根本上 受到破壞(從固定人口、固定工作變成太多人與太少工作)，產生前所未有的 問題。
第二節 改革時期
宗教戰爭為德意志地區帶來小邦國林立的政治情況，也意味著領土諸侯 成為邦國中的絕對統治者，當時羅馬法的復興為尊君及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 基礎。然而在戰爭結果尚未明朗前，各邦國出於對戰爭持久性的預期，進行 一系列以軍隊的維持(長備軍建立的必要性)、債務的支付、人口安置與土地 的 開 發 等 項 目 上 的 改 革 ， 以 公 共 財 政(public finance) 及 稅 收 (taxation or revenue)支付這一切。當各領土邦國主權確立後，接著而來的是以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為典範的專制主義統治及領土國家的形制，在德意志 地區受到仿效，宮庭文化於焉形成。許多城市被改建為王公府邸和行政中 心，這些城市因政治性機能再度發展起來。39然而，無論是宗教戰爭期間的
39 對於領土國家之興起是德意志地區兩種法權之結合(Grundherrschaft, Gerichtsherrschaft)，形 成了一種對於領土中一切相關事物之支配權(Gutsherrshaft, hegemony over a territorial complex)。見J. A. Perkins, “Dualism in German Agrarian Historiography,” 293. 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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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措施或領土邦國的政治追求，其改革的用心都在謀求權力之擴大與集 中；為確保政令的有效實踐，邦君通常建立一支直接對其負責的行政官僚體 系；至於由貴族組成的議會則只維持其形式，但邦君皆儘量減少兩者共治的 關聯性。一些被頻繁戰事所削弱的地方小貴族由於仰賴統治者的支持與保 護，甚至成為庭臣(courtier)或國家公務員。40
改革的目的乃為得到政治、經濟之優勢，以此二者之需求調整、影響其 他層面的發展，而這些發展往往並非統治者有意的考量；比方為了富強而在 經濟上實施自由化政策，其產生的政治性結果，雖然到保守統治集團的節 制，但這種阻礙的壓力不會維持得太久；政治出於其需求考量而引導經濟發 展，自由化的過程便在重重限制下展開。這些侷限的存在在政治結構強大之 處顯得十分牢固，它使開明專制(Enlightened Depotism)的成果看起來不那麼 有效，而必待外來力量加以解放，法國的入侵便完成了這個環結。
一、 開明專制
專制統治者握有領導權，積極處理經濟政策以便增加稅收，並進一步規 範城市生活、取消城市原有的自由與自主權，不容其有任何機會挑戰當局。
領土邦國的政治目標是中央集權，在經濟目標上則致力於農、工業之發展，
並在貿易上謀求達到恰當的平衡(而這取決於國庫是否提供資金)──這種政 策稱之為「官方經濟學派」(Kameralismus)。4118世紀的德意志邦國已經歷過
40 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 43-44.及瑪麗‧富布盧克(著)，王軍 瑋、萬芳(譯)，《劍橋德國簡史：一個不斷尋找自我的國家》，120。
41 「官方經濟學派」常和重商主義(mercantilism)政策加以類比，但兩者之比較實際上並不相 襯。官方經濟學派發展於17、18世紀，意指為了國家能夠繼續徵收高額賦稅而不損毀土 地和人民，其前提必須提升國家的財富。這眾所周知的經濟政策內容，就是斐特烈‧威 廉(Frederick William)所追求的一種刺激農業和製造業的進取性政策，為了減少不必要的 支出，甚至剝奪其宮庭中的許多皇家標誌之物(royal trappings)。用出口禁令保護原料、以 禁奢法限制無謂的浪費；城市自治受到皇家官員(commissioners)的節制，他們的權力包括 了對城市生產之監督。整個社會由上而下充滿了工作的整套價值觀(ethos)，國王禁欲式的 喀爾文主義(Calvinism)透過虔信派的教士為其路德派的臣民灌輸努力勞動的習慣、節儉樸 素的生活以及服從國家的本分。而重商主義則是尋求把所有的財物貨幣全部囤積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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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程度或多或少的改革歷程，42在這些歷程中製造出一批新階級的出現，
改革的程度更可視這些以社會地位而言稱之為中間階級、以經濟水準而言稱 之為中產階級者，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的改良而論。在政治上，君主與他們 結合以共同打擊舊貴族勢力，也因為受過教育、訓練，而堪為官僚以解決教 士干政的局面；他們也更能夠推動國家發展，改良行政管理及追求經濟富 裕。43因而，許多邦國──包括奧地利(Österreich)、普魯士(Prussia)、薩克森 尼(Saxony)及符滕堡(Württemberg)等，紛紛建立了更高的教育機構以便產生 這類人才。44
這些受到邦君期待的新興階級在很大部分是日後自由主義者的主要發 言人，尤其是司法體系的官僚(儘管其影響力在不同的邦裡有差距頗大的差 別)。45固然18世紀末的德意志地區已有鼓吹亞當史密思的思想理念(包含自由 貿易[laissez faire]理論)，46但在此際只是微小的呼聲；此一時期這些鼓吹者 也同樣只是此一階層中的少數分子，是小集團的孤軍奮鬥，47這很大部分也
內，因為重商理論的前提認為財富以及全球的貿易規模無法改變，所有的物資是一定的，
本國的利益必定建立在他國的損失之上，進而創造貿易壁壘，透過禁止入口所造成的貿 易出超。一方面可以保護本國小企業之發展，另一方面這也是提升國家地位的方式。重 商主義的理論從18世紀後逐漸衰落。見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 40. "Germany."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Ultimate Reference Suite. Chicago: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11.
42 除了普魯士與奧地利外，從前的幾個大邦因為西班牙、奧地利繼承戰或者統治階級的內部 因素而失去了他們傳統的領導地位，像是處在兩邦之間的薩克森尼、巴伐利亞(Bavaria)、
符滕堡(Württemberg)等等，再加上他們未能進行系統性的改革，致其在經濟或行政組織 方面仍然不是現代化的，而被普、奧兩邦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加以排除。見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 291-292.
43 瑪麗‧富布盧克(著)，王軍瑋、萬芳(譯)，《劍橋德國簡史：一個不斷尋找自我的國家》，
120。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 p. 291-292.
44 William Carr, The Origins of the Wars of German Unification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1991) p. 15.
45 James J. Sheehan,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19.
46 東普魯士的科尼斯堡大學(Königburg Uni.)是亞當史密斯學說在德意志地區散播的最重要 的中心。
47 自由主義是法國大革命的遺產，自由主義者質疑傳統、權威以及既存的制度，進而對政府 產生分裂與無政府的威脅，這種與法國大革命之間的關聯性，使政府對自由主義疑慮有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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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於群眾識字能力(潛在的讀者群)的不足，以及知識、資訊、交通等傳播 條件的缺乏，難以形成公共討論的風氣及影響力。48傳統上，中間階級作為 官僚而與國家政府緊密聯結，固難有自由主義發展之餘地；這種緊密關係的 破壞可謂源於法國人的征服，由於傳統的斷裂，反讓自由主義能夠在德意志 地區有成長的機會。49
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征服帶來的改變，固然加速德意志地區的現代化進 程，但對德意志地區而言這些成果嚴格而論是對既有的自由化工作的促進，
而非無中生有；這些改革的內容很大程度便是原來開明專制君主所推動的自 由化政策的深化(儘管在此以前總是受到阻礙或進度遲緩)；50因此，當拿破崙
48 在1848年之前，用報紙及期刊傳播自由主義的強度日益增加，使各地的自由主義者相互之 間產生了解，而不再侷限於地方性、封閉性團體或學院。18世紀的奧地利警務大臣曾說：
「各色各樣的報紙太便宜了，連最下層的階級也買的起，而報紙上發表的不適宜的內容對 讀者產生了惡劣的影響。」甚至連農民也有了自己的報紙。德意志地區最重要的自由主 義中心為：巴登(Baden)、巴伐利亞(Bavaria)、帕拉丁地區(the Palatinate)、符滕堡部分地 區以及普魯士的西部省分。見James J. Sheehan,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8, 20. 彼得‧柏克(著)，楊豫、王海良(譯)，《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324、
326。
49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稍後的時期才會顯示出來(1830及40年代)。由於在公職體系中已沒有 太多的良好工作機會提供給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而且升遷減緩又競爭激烈；政府必須 引進考試制度來減少過多的競爭人選在有限的職位中的競爭。然而大學仍一直不斷生產 官僚人才，導致考試不過或考試通過卻無法立刻就職的人愈來愈多，而形成社會中有潛 在危險的不滿分子。在此情況下，這些「多出來的有教養者」也紛紛轉向其他的領域，
這其中包括了政治上活躍的新聞業及律師等職。見John Breuilly, 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German Nation-State, 1800-1871, 22. Frank B. Tipto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Since 1815, 81. 關於德意志地區自由主義思潮的早期概況，詳見A. J. P. Taylor, 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History Since 1815, 29-30. 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 386. James J. Sheehan,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6-18, 20-21. 艾瑞克‧霍布斯邦(著)，王章輝(等譯)，
《資本的年代：1848-1875》(台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1997)，52-53。
50 法國大革命的消息來到德意志地區時，人們對此普遍的反應是冷漠的；即使是受過教育的 少數分子，對此也只懷抱著消極贊成的態度。對德意志人來說，法國透過革命的過程得 到已在德意志地區享有的啟蒙的好處，對他們而言，這些早已透過各邦國慷慨大方的君 王的授予得到了；諸如成文憲法、法典、特權的廢除、法律上的平等以及向才智之士開
50 法國大革命的消息來到德意志地區時，人們對此普遍的反應是冷漠的；即使是受過教育的 少數分子，對此也只懷抱著消極贊成的態度。對德意志人來說，法國透過革命的過程得 到已在德意志地區享有的啟蒙的好處，對他們而言，這些早已透過各邦國慷慨大方的君 王的授予得到了；諸如成文憲法、法典、特權的廢除、法律上的平等以及向才智之士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