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會主義的興起
第一節 社會問題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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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者具備了足以被標誌出來的因素，其主體為知識分子。最後則是討論德 意志的社會主義組織之形成，此一部分的實踐者則為真正的「無產階級」；
本節的重點放在德意志人如何接受社會主義並在政治上的組織起來，如果發 展力量以在未來如何成為統治集團的政治威脅。
第一節 社會問題的成因
前文已提及，政治經濟制度的轉變是造成社會問題的重要成因，尤其十 八世紀後，窮人的經濟角色也逐漸被承認，116貧窮與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問 題也受到了重視，人們雖然已經觀察到許多相關現象，但在這個時期裡試圖 總結政治、經濟對社會問題的影響的理論思想還未有真正的開展。從價值觀 上來看，傳統的安全和集體主義逐漸被競爭及自文藝復興以降的個人主義信 念所取代，甚至因為等級制度及其相應的精神基礎被破壞，打亂了個人對自 身處境的認同；117這些價值雖然只流行在上層階級之中，但是當其作為政策 而實踐時則大大地影響了下層階級原本安定的生活。農村和城市中最主要的 團體──農民和行會工匠受到衝擊而從原來的生活環境中被拋出，他們為了 重拾安定的生活而不斷暴動或四處流動以尋找工作機會，118這些人正是社會 問題的主要根源。其結果是社會關係一步一步地走向緊張對立，這些負面的 壓力則可窺自1830年代到1840年代之間的犯罪率及暴力行為的增加(其中許
116 Anthony Arblast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Western Liberalism (Oxford; New York, NY: B.
Blackwell, 1984), 174.
117 在基督宗教的世界觀影響下認為每個人在宇宙中都有一個自己的定位，或者作為農民、
或者作為工人，故每個人各司其職，各得其所共同創造社會秩序，等級制度正和此一觀 念呼應，故等級制度中的不對等從來就不是個問題，因為這體現上帝安排下的個人命運。
一位巴伐利亞的修道士曾經寫道：「上帝所給予的是這樣的合適，衪為每個人規定了位 置和職業，每個人都要認真地維護它。……按照共同選擇的格言：你統治、你每日祈禱、
你征戰、他勞動。……」轉引自：里夏德‧范迪爾門(著)、王亞平(譯)，《歐洲近代生活：
村莊與城市》，頁199-200。
118 前文已提及的各種食物暴動或損毀機器的暴行。自歐洲從黑死病(Black Death)的重創中恢 復過來後人口不斷持續增長，不斷成長的人口以及有限的資源下，農村人口不斷朝向城 市集中而且農村的產業結構也不斷地遭受破壞(專業化)，而城市的人口在工業化時期也成 為四處流動的鐵路工人或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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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對財產權的侵犯)；119對大部分現正享有「個人自由」的農民與工匠來說，
他們還沒準備好進入這令人缺乏安全感的自由經濟時，卻已經預先承擔了所 有來自經濟變化的困境──窮人的增加和廣泛存在的貧窮狀況積聚了大量 對現狀的不滿。
部分受益於早期農業改革、人口爆增以及大量可用的廉價勞工，部分來 自於德意志的工業在這個時期裡的成長、關稅系統的改革對貿易活動的促 進、年輕一代所受新式技術教育之利益，以及透過國內、外旅遊的機會而自 傳統的信仰、習慣中解放出來──120這些有利於工業擴張之條件中，因為工業 發展和快速人口成長造成的農村危機，令被經濟環境轉變和現代化開展所傾 輒的一般大眾無法蒙受其利益，至少受益者不多而且大體上惡化成「後備產 業大軍」(reserve army of labour)。121這批從農業社會溢流出來的人們雖經人 身解放，但解放的同時又在經濟上被剝奪了人格(這種解放也只是自由經濟要 求的前提條件)，他們從一個完整的人變成用數量單位來計算的「人手」
119 1838年的紀錄，在巴門(Barmen)，每5人中有一人接受貧窮救濟；在科隆(Köln)，每6人中 有1人接受貧窮救濟；在許多城市中市政預算(municipal budget)中約有一半乃支出在濟貧 項目中。Nathan Bates Withem, German Workers Insurance: 1869-1914, 4.
120 德意志地區19世紀初具有影響性的事件之一即是普遍的學校體系的建立，在普魯士地區 透過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建立起來的教育體制型式，包括人民學校 (Volksschule)、較高等的教育(higher school)及大學的組成，他的原則被普遍採用──國家 是教育的唯一權威，教育延伸到每一階級的人民──每一個小孩都要受到一般性的教育 (general education)，之後再進入附屬學校學習各種特殊專業技能。雖然基礎教育建設花費 了一段時間(特別是在鄉村地區)，但在十九世紀的初期和中期，德意志這類公共教育系統 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其目的應為政治教育及為工業發展培養好工人(這種教育也可說是使 教育的知識追求目的逐漸被忽視的原因)，但某種程度上確實有助於人民素質之提升(且其 就學率也相當高)。見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648-1840, 474-475. 霍 布斯邦(著)，張曉華(等譯)，《資本的年代：1848-1875》(臺北市：麥田出版：城邦文化 發行，1997)，頁135-137。David McLellan, Marx before Marxism, 4.
121 工業與農業之間的關係應是互相增長，但是在工業化的初始時期，至少直到1845年時，
一般人的生活水準還落後於1800年。前文所提及的德意志易北河以東的大地產式農業，
基於市場的擴大下，對於糧食、牲畜和羊毛等農作物需求的增加，使得農業經營更加的 資本主義化，而且在農村也有農村信用貸款(rural credit)的發展，鐵路則提供了方便的運 輸工具──富裕的平民也可以因此得到利益，但這並不包括缺乏資本的一般人。W. E.
Mosse, Liberal Europe: The Age of Bourgeois Realism, 1848-1875, 27-28. Hajo Holborn, 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40-19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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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power)。
本節擬由經濟發展、政治決策(立法與政策)及社會問題說明農村與城市 正在發生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如何藉由當時的人口流動結合成各種「左派」
運動──相對於保守統治階級的所有左派，這包括了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及 嗣後的社會主義──所仰仗的主要力量。由於農村與城市的差異隨著時間而 擴大，雖然此二者皆受到相同的潮流所侵襲，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在城市中所 產生的影響絕對遠大於農村；文藝復興前後的城市已成為形塑西歐文明的最 主要場所，其傳統制度雖遭受破壞但仍保持著活力，因此農村與社會的情況 並不能合在一起加以討論，故本節仍循農村、城市兩方面的情況分析其社會 問題的成因及發展。
一、 農村
德意志地區的農業形式通常以易北河(River Elbe)作為畫分的基準，易北 河清楚地將以東地區的大地產、農奴制度及德意志西─南地區的小農耕作、
自由農民制度區別出來；其農業歷史發展的歧異卻在最後走上類似的道路，
封建瓦解下的經濟發展變化在此緩慢的過程中顯示出來，同時這些變化帶來 的問題也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源以及塑造社會主義的主張。在前文已提及封建 制度的經濟根本是土地，一個人是否擁有土地以及擁有多少土地已大致上將 其社會地位標誌出來；此外，每個階級都依賴土地生產滿足日常需求，最下 層的階級甚至於「附屬」於土地上而沒有獨立的人格，可稱之為農奴(serf)。
122封建晚期經濟問題的變化之所以嚴重，那必須是因為土地、農民及農村三 者的徹底破壞，一旦改變了土地的基本性質後，以土地建立起來封建秩序自
122 奴隸制度中的人被視為是「會思考的牲口」，農民在啟蒙哲士眼中被視為一種怪物；有 位啟蒙運動者曾提到：「今天，鄉下人是所有造物中最可憐的人：農民是奴隸，是奴僕，
和他們放牧的牲畜幾乎沒有分別。……農民就像愚蠢的牲畜一樣，沒有受過任何教育，
他所擔心的是服徭役，供人差遣、圍獵、挖壕溝、掘墓穴，以及類似的事情。……」見 里夏德‧范迪爾門(著)，王亞平(譯)，《歐洲近代生活：村莊與城市》，18-23。彼得‧蓋 伊(著)，梁永安(譯)，《啟蒙運動──自由之科學》(台北縣：立緒文化，2008)，6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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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瓦解，農民相對於土地、相對於政治的身分自然也發生變化，土地貴族 及由耕作土地的農民組成的農村範圍自然再難以維持──自由化政策加速了 這些事件的發展。
由於宗教戰爭期間造成農村地區人力、財產嚴重損失，以及戰爭末期農 業生產崩潰等結果，123導致易北河西─南部地區的穀價下跌；對一般農民而 言生產的作物主要作為自用及交租，因此農村破落及農業蕭條的狀況使農民 已難負擔同一水準的賦稅，領主卻因穀物收成不佳而收取農地租金，加重農 民負擔；124但相對而言，領主也知道對納稅階層的保障也就是對本身利益的 保障，為了解決受到戰爭破壞的農業荒廢及農村人口流失的問題，許多領主 通過法律中止、降低農民的土地租賃利息以縮減農民負債程度，致使其下農 民的社會地位受到改善且其生活條件受到法律的保護，以至於有部分地區的 農民從此脫離農奴地位(農村中本來也有為數不多的自由農)。125然而在法律 的人身自由保障下，取得此權利的相對義務卻使另一部分農民背負「自由」
的代價(補償性債務)反而對「前」地主更具經濟依賴性。領主對農民所負的 封建責任已被新的自由化經濟要素取代，缺乏本錢的佃農變得更為貧困；然 而農民對領主承擔的義務被折算成金錢以償付其人身自由(由政府規定折算 方式)，對處於「侏儒經濟」(dwarf economy)狀況下的農民來說付出相應的金
123 三十年戰爭期間德意志地區受到很大的損害；但西北部地區的城市則未受太大影響，在 此時處於勃興的狀態，尤其是漢堡(Hamburg)。從奧地利出逃的難民帶著資產來到了德意 志北部的城市促進了城市商業的發展，而且這一波宗教改革下的出逃者也為德意志地區 帶來了優秀的技術人才(尤其是普魯士)；還有因為1685年南特詔令(the Edict of Nantes)而 從法國出逃的預格諾派(Huguenot)信徒，在柏林(Berlin)有六分之一的移入人口是回應斐特 烈‧威廉的邀請。由於城市受到的損害較低而吸引農民從鄉村到城市謀生，因此在戰間
123 三十年戰爭期間德意志地區受到很大的損害；但西北部地區的城市則未受太大影響，在 此時處於勃興的狀態，尤其是漢堡(Hamburg)。從奧地利出逃的難民帶著資產來到了德意 志北部的城市促進了城市商業的發展，而且這一波宗教改革下的出逃者也為德意志地區 帶來了優秀的技術人才(尤其是普魯士)；還有因為1685年南特詔令(the Edict of Nantes)而 從法國出逃的預格諾派(Huguenot)信徒，在柏林(Berlin)有六分之一的移入人口是回應斐特 烈‧威廉的邀請。由於城市受到的損害較低而吸引農民從鄉村到城市謀生，因此在戰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