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理論
第一節 政治場域與男性氣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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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理論
本研究觀察男性政治人物在身體形象的轉變上，主要牽涉到兩個問題: 一是 政治場域與男性氣質之間的關係。政治場域本身乃是一個高度性別化的場域，透 過排除與限制女性的現身，男性在歷史上主導了政治場域、並界定了場域的邊界 與氣質；然而，隨著整體社會上的性別權力鬆動，男性氣概逐漸異質化，多元的 男性氣質也可能改變了政治場域的男性氣概。究竟政治場域如何維持著性別的分 界，異質化的男性氣質又是如何更動著政治場域中的男性身體與氣質的呈現？其 次，更根本的問題是，究竟身體和權力的關係為何？當男性政治人物的身體被媒 體解讀時，同時也透過鏡頭的傳送，「發散」理想的身體形貌(周慶華，2005)。必 須追問的是，身體如何在權力的作用下既屬客體、又同時是主體？身體的性別展 現並非靜態的，還包含了行為、語言與實踐(Whitehead and Barrett，2001:15)。男 性氣概研究發現，性別權力關係透過男性／女性氣概的認知系統，得以無止境地 複製與再生。男性政治人物身處此認知系統中，是否也「繼承」了男性氣概的實 踐定義？男性氣概又是如何被男性政治人物所實踐？透過文獻的討論，本文將由 政治場域與男性氣質，以及身體與權力的關係，來分別思考這兩個問題。
第一節 政治場域與男性氣概
政治一向被視為男性的專業領域。男性透過政治場域的壟斷再製了性別權力 的不平等關係，女性則處於被支配的地位。政治場域的運作如何使男性得以宣稱
「男人的政治場域」？除了男性身體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政治場域所「需要」
的男子氣態展現，似乎也有利於男性的存在。那麼，政治場域中的男性氣概為何？
和傳統男性的性別角色扮演有何不同？而在女性主義的挑戰下，男性政治人物的 男性氣概是否有所轉變？以下將分兩部分檢視相關討論：
一、男人的政治場域？
父權制下的「男／女」性別位階，透過「公／私」領域的劃分被嚴格地遵從。
如同Young(2005；何定照譯2006: 226)所言：「在父權性別系統中，男人是築造者，
女人是築造者的滋養者，也是男人放在其創造物中的裝飾品。」女性在私領域內 不僅成為男性的附屬，也無法立足於男性主導的公領域。再加上男、女不同的特 質，女性適合待在家庭負擔「價值較低」的家務勞動與再生產，男性則從事「較 具意義」、「較困難」的政治、經濟事務。「公／私」領域區分和「男／女」性別 結構兩者相輔相成，建構了性別化的社會與政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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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場域的性別化運作如何有利於男性？過去研究發現，由於女性身體在政 治中總是被系統性排除，男性得以在女性缺席的前提下進行權力分配。例如，國 族論述往往將女性身體等同於再生產，作為國家人口來源的保證(Yuval-Davis，
1997)。為了戰爭、稅收等國家利益，女性被要求增加生育力；而有關生產補助、
反對墮胎等人口政策，不僅讓女性的身體成為國家財產，也顯示政策制定背後的 性別化意涵：女性應該待在家裡。
女性一直要到二十世紀以後，才陸續取得投票權而能「現身」政治場域。這 主要來自於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主張：要求女性法律和制度性的平權，並在公領 域受到平等對待。然而，即使獲得法律保障，女性參與政治的比例依然很低；女 性被納入體制，並不代表能參與男性主導的運作。問題不只在是否排除女性，更 在於如何排除女性；亦即，「公民權」的內涵和認定，仍是基於男性的經驗。Pateman 和Yuval-Davis曾指出(Yuval-Davis，1997)，這種古典自由主義下的形式民主所發展 出來的公民權本身，必須擁有資產和納稅的能力，但女性長久以來就被排除在這 些領域外。女性通常在家從事無酬的養育照顧工作，相對地也剝奪其勞動財產的 權利和政治參與的機會 (Narayan，1997)。傳統自由主義式的思考雖然強調平等，
仍未從根本挑戰「公／私」領域的性別分工、及如此分工下所造成的政治領域男 性化困境。
透過排除以及控制女性的身體，政治領域有效地被男性化。而建立在「公／
私」領域分工基礎之上的政治領域性別化過程中，不僅使男性在政治參與上成為 主體，也界定了政治競爭的男性氣概展現。Blair等學者曾指出(轉引自Reingold:
1996)，美國的女性政治人物在象徵性少數的處境時，為了避免「性別」衝突，
會設法遠離與女性氣質或女性主義相關的活動。這樣的觀察顯示出政治場域存在 一些「潛規則」：沿著性別區分的界線，女性必須接受男性主導的政治場域的規 則。這些規則除了對行為的限制，更包含了身體的規範；「被加入」政治場域的 女性，必須接受男性所偏好的政治遊戲規則。然而為何不是男性妥協？為何「妥 協」的解決途徑不會是兩性面臨衝突時的選擇？為何男性氣質較適合從政？
Gilligan(1982；轉引自戴育賢，2000)在討論為何男性會被認為比女性更適合 扮演公共空間角色時，提出了以下的解釋。女孩在社會化過程中，往往被教導應 具有著重情感依賴、關懷他人、在意身體敏感度等特質；而男孩卻比女孩更容易 被要求學習獨立、客觀、拋棄情感。也就是說，男性經由社會化形成的去身體化 (disembodied)自我，似乎更容易訴諸形式的、抽象的原則問題；而女性所關懷的、
所繫屬的自我，卻傾向於對個別道德問題的不同內容做出反應。
社會對性別刻板印象的複製與強化，使得男性置身政治場域具有正當性與優 先性。男性由於理性、果決等特質，因此男性政治人物在處理如經濟、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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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較「硬性」的議題時，會更有效率；相對的，女性在感性、具人道關懷方面的 特質，讓女性政治人物被期待更擅長教育或社會福利等軟性議題 (Kahn and Goldenberg, 1991b )。而當女性公職的職掌逾越了軟性議題時，這種事實與成為社 會價值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衝突，媒體就開始猜忌與嘲諷女性的能力(陳玫霖，
2002)。相反地，若女性完全效法男性政治人物，也不太可能獲得社會的認同。
展現男性氣質的女性，更容易招致媒體的負面報導，總被描繪為「令人畏懼」、「干 政」或「缺乏女人味」、「缺乏男人」等汙名化形象（Hall，2000；Bradley，1994；
陳玫霖，2002；李美馨，2004）。
不僅如此，女性在政治場域也時常被「去政治化」。林鶴玲(2002)指出，男性 公眾人物在新聞媒體中常明確地以公共身分出現，而女性公眾人物在新聞報導中 的公共角色經常被簡化為傳統的女性角色；也就是將她們的公眾角色去政治化，
只剩下可供男性利用的「性別」扮演：溫暖、體貼、不喜歡衝突。Pozner(2001) 在其「女性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的研究發現，即使兩性候選人被報導的數量相 同，但對女性候選人在年齡、個性、穿著等個人特質的報導偏好，更甚於她們在 政治角色上的表現；而男性即使談論社會福利或教育等軟性議題，媒體仍把他們 塑造成具知識性及有能力的正面形象。女性被社會關注的焦點仍停留在她們的私 生活領域(紀欣，1998；王怡君，1999；王元賢，2002；陳美華，2003)。
由於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在詮釋上的壟斷，男性至今依然在政治場域仍享有
優勢。即使女性主義運動聲稱目前已進入「第三波女性主義」的時代，現代社會 中大部分的家務及孩童照顧，多半仍由女性負責；婦女在公領域現身的機會往往 低在於男性，她們所能得到的資源通常也比男性少(Connell，2004；劉泗翰譯，
2004: 13)。女性進入政界的機會，仍須要制度設計予以保障，或屬於「情境式的 參與」－必須在擁有政治家庭、政治父親等附屬於男性政治資源的情境下，女性 才有參政機會(姜貞吟，2005: 31)。
然而，這種政治場域的性別不平等階序正逐漸鬆動。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於 一九六○和七○年代喊出「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口號，徹 底挑戰「公／私」領域下的性別權力界線。Okin(2004；轉引自彭渰雯，2007)透 過分析婚姻下的「公／私」領域二分謬誤，指出家庭內的性別分工模式，正是「造 成女人無法參與社會其他公共生活的心理和實質阻力的原因」。台灣則自解嚴後 出現眾多婦女團體，積極推動制度面的性別平等改革。至此，女性才逐漸從家庭 中解放，走入以往男性獨占的公領域。這種變動對政治領域的影響，最明顯即表 現於女性政治人物在數量上的成長。北歐國會女性議員的比例至今已跨越四成指 標(Siim，2000)，許多先進民主國家的女性參與公領域的比率也逐年攀升。3在台 灣，女性參政比例與性別平權較為進步的國家相比雖有相當差距，但已達到30%
3 參見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公佈之「人類發展報告書」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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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臨界規模(critical mass)、並領先亞洲鄰國。4台灣女性社經地位教育程度上升所 帶來的「賦權」力量，更有助於強化女性政治地位。5而除了上述「在場政治」
概念的量變推動外，尚有如「性別主流化」等的質變實踐，強調所有政策都應有 性別觀點的檢視。
此時，男性政治人物在政治場域享有的優勢位置已經受到挑戰。女性逐漸從 權力分配場域的陪襯者，轉為權力的參與者、分享者、甚至是指導者。當政治場 域的性別化結構逐漸崩解時，將會如何影響男性政治人物與的性別權力關係？是 否也造成男性政治人物在性別身體形象上的轉變？
二、男人的多元樣貌？
隨著傳統性別權力的鬆動，政治場域的男性特質也開始出現多樣的可能。男 性研究於1970年代後逐漸興盛，響應女性主義對性別不平等提出的挑戰。這些研 究欲解決的共同問題是，在現代社會中，「男人」究竟意謂著什麼？ 「男人」和
隨著傳統性別權力的鬆動，政治場域的男性特質也開始出現多樣的可能。男 性研究於1970年代後逐漸興盛，響應女性主義對性別不平等提出的挑戰。這些研 究欲解決的共同問題是，在現代社會中，「男人」究竟意謂著什麼？ 「男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