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理論
第二節 身體的權力作用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3
力」關係上。
第二節 身體的權力作用
身體作為自我與他人的潛在界線，同時也是權力的發生場域。事實上，權力 的作用時常超越了個體的身體界線。例如「處罰」某一個體時，對其他個體也達 到了「宣示」和「警惕」的作用。此外，權力的發生也不必然具有可見性。例如 男性氣概的身體實踐時常透過髒話「語言」被表現。那麼，身體是如何體現權力 對待的？相反地，除了承接權力外，身體是否也可能有自主性？而男性政治人物 又呈現什麼樣的「身體－權力」關係？以下則分三層次討論上述提問。
一、身體就是權力？
在政治場域中，政治人物的言行和個人特質受到格外關注。研究指出，政治 人物的「形象」不僅影響他們的政治生命(Mauser，?；9王淑女譯，1992)，「明星 化」更成為政治候選人的主要條件之一(鄭自隆，2004)。而這些言論發表和個人 特質都是透過身體被呈現。身體，不僅是肉身表象的運作所在，也是內在情緒的 表達場域。10 此外，身體還具有「社會性」及「文化性」，並涉及權力作用 (周 慶華，2005)。 如 Foucault 指出，身體遭遇社會的制約是無時無刻的(黃金麟，2001)。
然而，過去有關男性政治人物身體的論述卻時常隱密不顯。雖然採訪鏡頭總是長 時間、直接地面對他們，但身體仍未被談及，或是「點到為止」。11
男性政治人物的身體看似透明，又同時是政治權力的掌握體。相較之下，女 性政治人物的身體卻「顯而易見」。女性即使身處政治場域，仍體現著符合既定 性別權力結構的女性氣質身體論述。Kahn(1994a)曾指出，女性政治人物出現在新 聞媒體版面的頻率遠小於男性。然而，一旦他們被報導，舉凡身材、容貌、衣著、
髮型或化妝等身體符碼，也就跟著被招喚出來(倪炎元，2000)，甚至更常因為身 體特質而出現在流行版(Carroll & Schreiber，1997)。
政治人物的身體為何沿著性別被差異對待? 政治場域中的身體，是否暗涵更 深層的權力形塑? Foucault(劉北成、楊遠嬰譯，2003)曾指出，社會支配與控制往
9 該書《政治行銷》無法查及原作者 Mauser 之著作年份。
10 「身體作為一種權力的場域，可以從肉體來定位，也可以從心靈來定位；而每一種身心的合離 觀所保障的影響力、或支配力的作用或被作用的強度各有差等。」引自周慶華《身體權力學》， 頁 25。作者並且將「肉體」和「心靈」定義為「生理性」和「心理性」。
11 例如蘋果日報：「國、民兩黨候選人馬英九、謝長廷昨出席『總統大選公民提問電視辯論會』，……
不過，在整體外觀、儀態、妻子造型及整場辯論的表現上，經各界專家評分後，馬英九的表現還 是略勝一籌。」(2008 年 2 月 24 日，頭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4
往訴諸於身體的形塑。從古典時代開始，身體便是權力的對象及目標，透過各種 機構和機制使人變得有用與理智。而權力對身體的控制，最重要的技術之一就是
「規訓」 (discipline)。規訓使得身體運作的更細微控制成為可能，使身體力量能 永久服從，成為「柔順的身體」(docile body)。Tuner(轉引自黃金麟，2001:13 )也 提到社會對人口在時間和空間上管制的可能。這使得社會傾向要求每一個身體具 有一種內在、自我克制的理性發展，讓慾望不致於超越集體利益的要求，也使得 秩序在自我的情慾上產生規制的效果。
在女性的身體觀上，Wolf(1991，何修譯，1992)提出，過去幾百年來文化對 女性要求美時，主要就是藉著「規訓」女性身體而達到「掌控」女性的能力，如 對女性理想身體的標準化、或限定女性特定穿著等，而大眾媒體則強化或再生產 此種美貌知識。於是，社會中存在著規約女性身體的強大權力。即使女性逐漸在 政治場域中掌握政治權力，仍須時時接受身體的檢驗。
相同卻較為隱蔽的，即使居處性別權力結構的優勢地位，男性的身體也可能 是被規訓的對象。男性也可能順服各種論述規範，透過每天的身體實踐與自我監 督使身體柔順化。例如，男性身體可能為了符合陽剛特質而崇尚結實、充滿肌肉 的體格；也可能轉為關注力氣(strength)的外貌(不僅僅是力氣的大小，而是一種「展 示用的身體」)，而狂熱於健身(Woodward，1997；林文琪譯，2006)。傅大為(2005) 解析帝國勢力採取的殖民醫學路線，透過知識與生活經驗的規範，使男性的身體 規訓成為可能。12而當代男性身體在醫療權威的詮釋下，「性能力」成為台灣男性 最關注的身體議題。另外，消費文化研究發現，男性不再缺席於美容保健的消費 市場。他們對自己的身體條件越來越感興趣；除了實踐某些身體規範論述外，也 從事許多如保養、化妝、減重……等以往屬於「女人的東西」的身體規訓(林雲、
湯志寧、賴耿欣，2004；徐智伽、楊曉惠、劉育昌，2005；邱士芬，2007；郭道 遠，2009)。
那麼，政治場域中的男性身體如何被呈現？在特定的社會認知價值下，他們 可能也服膺一定的規訓過程。而這些規訓過程如何被運作？當鏡頭對焦政治人物 的身體時，他同時也受到更多人的注視。身體不僅面對鏡頭、記者，更面對著廣 大的收看者。或許，權力正不知不覺地在身體所承受的目光中發揮作用。
二、觀看身體，或身體觀看?
Kaufmann(1995)曾指出，「目光」在社會交流和知識系統中，一直起著核心作
12 「在清末馬偕的教會中，近代知識與技術，都是由男人掌控與指導，且絕大部分都是傳授給男 學生。」(頁 67) 然而，作者亦指出當時台灣南北教會系統有著不同「性別化」的近代化：北台 灣教會系統幾乎以男性為主，南台灣教會性別落差的程度則較為緩和(頁 68-8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5
用；而對身體觀看的每種方式，也都具有某種意義。有關權力如何作用於身體的 體現，「凝視/觀看」的過程一直是重要的途徑。當男性政治人物的身體開始被新 聞媒體「發現」，我們不禁要問：為何他們的身體在以往被忽略了？「被發現」，
是否也代表了何種意義？
較早的研究指出(John Burger，1972；吳莉君譯，2010），觀看其實存在一種 既定的性別視野：男人行動而女人表現。男人注視女人，女人注視自己被男人注 視。這不僅解決了大部分的男女關係，也決定了女人與自己的關係；男性是女性 的檢設者，女人只是個被檢測的人。也因此，她將自己視為一個對象，尤其是視 覺的對象：一個「景觀」。此外，Laura Mulvey(1975；轉引自張嘉倪，2009)提出
「男性凝視」(male gaze)的概念。她認為，在男性凝視中，女性是男性投射其幻 想的對象，他們僅是意義的承受者，而非製造者。然而在這過程中，女性並非受 到強逼壓迫承受男人的幻想意義；相反的，有時女性是無自覺地，甚至是自願地 迎合男性目光。和 Foucault 的「圓形監獄」觀點相比，監獄裡的犯人時時因獄卒 的監控、但卻無處逃躲而感到不安；女性卻常是積極迎向觀看的目光，將視野與 男性凝視結合，在展示身體的同時，也在進行自我檢視與監督。
因此，男性的存在並非不曾發生過；是因為以往整個世界都是由男性的眼光 所構成、亦即是男人在看這個世界，所以才讓人看不到他們的存在(王浩威，1998)。
然而，女性永遠只能是被觀看者、男性慾望的被動接收者？她們沒有「凝視/觀 看」男性的權力嗎？女人是否也在觀看、也從中獲得快感？研究旨趣中的新聞報 導呈現出由女性視角來觀看男性身體的置換，似乎挑戰了既有的觀看理論。事實 上，當現今大眾文化中的女性主義(popular feminism)逐漸形成一股勢力時，女性 的獨立自主形象，已經由七零年代女強人的中立形象，轉為性感、時尚、擁有職 業、不掩飾對男人感興趣、或表現出性致勃勃、具有能動性的女人(陳韻如，2009)。
女性翻轉了觀看的相對位置，成為享有觀看權力的角色。此外，女性也不再被視 為男性凝視的客體，而是自戀凝視下「性的主體」；也就是說，在看與被看的空 間裡，當女性「選擇」自己成為性客體時，她們反而享有主動的「主體位置」
(subjecthood)(Gill，2007)。身體並非只是社會過程的受體，它也主動參與了社會過 程(Connell，2002；劉泗翰譯，2004)；身體的回應就意謂著自主性的發聲。
然而，當男性政治人物的身體轉而被期待時，是否就表示「男/女」、「主體/
客體」結構被置換，女性身體終於享有主體位置？或者，女性的觀看視野依舊是 符合男性的自我想像？男性覺得自己應該是要有雄壯體格的，而觀看的女性竟然 也採取同樣的標準。這似乎暗示，即使觀看主體轉為女性，原有的性別刻板框架 並未因此消解；女性可能處於一種「愉悅的自願服從」狀態。女性不僅思考過、
也履行這些自相矛盾的經驗(Woodward，1997；林文琪譯，2006)。正如 Gill(2007) 所言，大眾文化對女性主義的詮釋，可能使得女人和男人之間的區分更加鞏固。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6
即使女性身體擁有了主動觀看的權力位置，性別關係不見得跟著轉變。同樣地，
男性即使打造了客體化女性的歷史，也不全然處於絕對的宰制地位；他們不見得 具有管理自我身體的能力。例如，即使科學研究已指出每個男性都具有不同程度 的「陰柔」氣質，但現實社會中大部分的男性仍傾向認同陽剛的身體。如此看來，
身體的能動性似乎有其限制。
三、身體的自由限度?
身體遭遇權力作用時即使享有能動性，但也可能同時受到權力的限制。如同 Foucault 在晚期的研究(《性史》、《性經驗史》)中提出的「自我科技」概念，自 我會從社會既有規範、與相關的「自我科技」中(如寫日記、告解、懺悔等)，來 進行自我監督、自我管理與自我照顧(轉引自吳秀瑾，2007: 95) 。「自我科技」下 的身體並非「完全具有自律性的主體」(subject as autonomy)；而是在無法完全避 免社會影響力的前提下，身體仍被賦與能動性，足以產生不同作為(Bevir，1999: 68，
轉引自吳秀瑾，2007: 101)。 因此，身體的重要性並不僅止於早期觀看理論下的 全然客體地位、也並未侷限在「主體已死」下的完全服從性，而是轉為一種「施 為的主體」(subject as agent)：身體被賦予有限自由的可能，但仍不致於到享有完
轉引自吳秀瑾，2007: 101)。 因此，身體的重要性並不僅止於早期觀看理論下的 全然客體地位、也並未侷限在「主體已死」下的完全服從性，而是轉為一種「施 為的主體」(subject as agent)：身體被賦予有限自由的可能，但仍不致於到享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