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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四節 多群組分析之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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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多群組分析之性別差異

壹、測量不變性檢定

為了比較男女在潛在變項之結構係數是否存在性別差異,需要先檢驗理論模 型的測量不變性,後續結構係數比較才有意義。首先檢驗男性與女性群組之模式,

表 16 結果顯示,男性及女性在個別模式中皆有可接受的適配度(RMSEA=. 086 / .076、CFI= .94 / .96、NFI= .93 / .95、IFI= .94 / .96),故可使用多群組分析之巢 套模型(nested models)將兩組同時檢驗。由於卡方差異值(△χ2)和卡方值一 樣容易受樣本數波動,故有學者指出測量不變性的寬鬆標準為△NFI 與△IFI 之絕 對值應小於 .05,嚴格標準為△CFI 之絕對值小於 .01,即表示模式的恆等性成立

(Little, 2013)。所以,本研究依據上述三項指標作為測量不變性之判準。

多群組分析是建立在巢狀模型之中,將整體樣本切割為指定群組。Hair 等人

(2006)認為不同群組之比較,達到因素負荷量不變性即可,故本研究的測量不 變性檢定僅設定至因素負荷量固定模式。基準模式指兩組的因素個數和因素設定 均相同;因素負荷量固定模式則多設定兩組的潛在變項因素負荷量相同,以檢驗 固 定 情 況 下 模 式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基 準 模 式 顯 示 本 模 式 具 良 好 的 適 配 度

(RMSEA= .031、CFI= .94、NFI= .93、IFI= .95),可作為模式比較的基準指標。

在因素負荷量固定模式方面,結果顯示模式同樣具良好的適配度(RMSEA= .031、

CFI= .94、NFI= .92、IFI= .94),且△NFI、△IFI 的絕對值為 .004、.005,皆小 於 .05 的標準,△CFI 之絕對值為 .004,亦小於 .01 的標準,代表基準模式與因 素負荷量固定模式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故裁決測量不變性成立,本研究會 在因素負荷量固定模式上,檢定後續之性別差異的相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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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青少年心理健康之測量不變性檢定

模式比較 χ2 df RMSEA CFI NFI IFI CFI NFI IFI 男性樣本 149.70 59 .050 .98 .97 .98 -- -- -- 女性樣本 136.30 59 .045 .99 .97 .99 -- -- -- 基準模式 1685.36 474 .031 .94 .93 .95 -- -- -- 因素負荷量固定 1787.12 491 .031 .94 .92 .94 .004 .005 .004

貳、多群組之結構係數性別差異

男女群組的結構係數係根據一次限制一條為原則,檢視限制前的男女群組與 限制後的相等模式是否具有顯著差異,比較結果如表 17 所示。結果發現,共有 三條結構係數呈現顯著差異,分別是嚴厲教養對憂鬱症狀截距(△χ2 = 5.41,p

< .05)、監控管教對憂鬱症狀截距(△χ2 = 4.87,p < .05)及學業表現對憂鬱症狀 截距(△χ2 = 130.32,p < .001)。三者結果皆為女性群組顯著高於男性群組,代 表嚴厲教養、監控管教與學業表現對於女性青少年憂鬱起始狀態的影響程度高於 男性青少年。

表 17 青少年男女多群組之結構係數差異檢定

潛在變項關係

女性 男性 相等模式 差異檢定

未標準化係數 未標準化係數 未標準化係數 △χ2 嚴厲教養對截距 .34*** .22*** -.24*** 5.41*

監控管教對截距 -.40*** -.15* .26*** 4.87*

學業表現對截距 .49*** .12* .33*** 130.32***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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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討論 第一節 假設驗證

整體來說,本研究結果大致符合文獻評閱,八項研究假設中,有六項獲得支 持或部分支持、兩項被拒絕,整理本研究假設之檢定結果如表 18 所示。研究者 認為,原先的研究假設之所以未能獲得支持,係由於過去研究多未能分析完整的 青少年時期,尤其是臺灣學者大多僅分析青少年的國中時期,並沒有涵蓋青少年 中後期發展趨勢(吳齊殷、黃鈺婷,2010;黃鈺婷,2007、2011)。以及,過去 學者在探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相關因素時,多採用單一時間的橫斷面研究(王雅 倩、陳宛庭,2016;張高賓等人,2007; Conger et al., 1999; Zychinski & Polo, 2012), 故獲得之實徵結果未必能推論至長期的縱貫性研究(例如:社經地位與學業表現 對憂鬱症狀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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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青少年初期至晚期心理健康發展軌跡

壹、青少年初期至晚期之心理健康發展軌跡,為一非線性成長曲線

研究假設「H1:青少年憂鬱症狀會隨著時間變化,初期至中期為上升趨勢,

之後下降,直到晚期又再次上升」獲得支持。本研究先以描述統計進行平均數檢 定,由結果可以得知,青少年整體的憂鬱症狀得分在初期至中期逐漸攀升,隨後 在進入高中時陡降,中期至晚期又再次逐漸上升。接著,本研究進行青少年心理 健康發展軌跡的潛在成長模型,由憂鬱症狀斜率項的因素負荷量可知,第一波至 第六波的因素負荷量為 0、.22、1.76、-1.47、-1.82 及 1,代表青少年初期至中期 憂鬱症狀的成長速率逐漸加速(0 .22  1.76),隨後成長速率轉正為負(1.76

-.147 -1.82),直到晚期又轉負為正(-1.82 1)。最後,本研究進行潛在成長 模型的競爭模型比較,結果發現未指定軌跡模型比起線性成長模型與非線性二次 項模型有更佳的模式適配度,說明未指定軌跡模型較符合青少年心理健康之發展 軌跡,且其成長趨勢為先上升、再下降、又上升的 S 型曲線。

因此,臺灣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發展軌跡,大致上符合 Adkins 等人(2008)、

Ge 等人(2006)認為青少年心理健康呈現非線性發展的觀點,但是不同的是,

這兩篇國外文獻係指出青少年中期至晚期青少年憂鬱為下降趨勢,但本研究卻發 現相反結果,或許反映出國外文獻未必能完全推論至本土樣本的情形。尤其,對 於臺灣青少年來說,需要考量臺灣的社會文化與環境脈絡,青少年整體的心理健 康發展軌跡在國中階段與高中階段有所不同,國中階段為憂鬱症狀隨著年級逐漸 提高,高中階段則是高一至高二憂鬱症狀持續下降,到了高三才又提高,並不像 Adkins 等人(2008)與 Ge 等人(2006)發現的單一鐘型曲線。

貳、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具有個別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之變異數皆達顯著 水準,代表青少年初期個體的憂鬱症狀已具有個別差異,且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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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狀成長速率亦具有個別差異。由於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

都沒有報告潛在成長模型的分析結果,故未能得知究竟臺灣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 始狀態與成長速率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結果可補足此一缺口,證實 臺灣青少年在國一時憂鬱症狀程度已有所不同,且發展速度亦不相同。

參、憂鬱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有正相關,國一憂鬱症狀愈高者,青少年時期憂鬱 成長速率也愈快

本研究結果發現,青少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之間為正相關,且 共變數達顯著水準,代表青少年初期憂鬱症狀愈高,青少年初期至晚期憂鬱症狀 成長速率愈快。此結果和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黃鈺婷(2011)的研究結果 不同,兩者共同發現國中階段的起始狀態並不會影響成長速率,不過,兩位學者 的研究僅分析青少年在國中三年內的憂鬱症狀變化,故無法完整掌握青少年初期 至晚期的發展軌跡,所以結果不同亦可接受。因此,本研究說明了在國一時憂鬱 症狀愈高者,整個青少年時期的憂鬱成長速率也會較快。

肆、青少年憂鬱症狀具有自我迴歸的特性,過去憂鬱程度會影響未來的憂鬱程度 本研究透過自我迴歸分析與潛在自我迴歸分析發現,青少年憂鬱症狀具有跨 時間的連續性,前一波的憂鬱程度會影響後一波的憂鬱程度。此結果符合賴慧敏 等人(2017)之研究結果,該研究發現青少年憂鬱在國一對國二、國二對高二、

高二對高三都具有顯著影響,而本研究則進一步證實憂鬱在國一對國二、國二對 國三、國三對高一、高一對高二、高二對高三都具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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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養方式對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關係

壹、關愛支持對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有顯著影響,但對成長速率沒有影響 研究假設「H2:關愛支持會降低憂鬱症狀之截距與斜率」獲得部分支持。

本研究結果發現,關愛支持對憂鬱症狀截距具有負向降低效果,有助於降低青少 年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支持因素。

因此,本研究結果與文獻評閱相同,過去文獻發現關愛支持有助於提升青少 年心理健康(周玉慧,2015;陳婉琪、徐崇倫,2011;Wang et al., 2015)。和陳 婉琪與徐崇倫(2011)的研究相比,該研究顯示關愛支持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效 果遠大於監控管教,但本研究發現,關愛支持對心理健康的結構係數小於監控管 教,亦即監控管教比起關愛支持,對於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有更大的效果,因此 與該研究結果有所差異。究其緣故,可能是因為本研究係採用 SEM 作為估計方 法,該研究則以多元迴歸分析進行,而 SEM 比起迴歸分析更全面性地考量了測 量誤差、模型適配與潛在變數等內涵,故得出的結果往往會比迴歸分析更接近於 樣本資料的特性。所以,本研究指出關愛支持有利於降低青少年起初的憂鬱症狀,,

但影響程度小於監控管教,且不會影響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憂鬱症狀成長速率。

貳、嚴厲教養對憂鬱症狀的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皆有顯著影響

研究假設「H3:嚴厲教養會提高憂鬱症狀之截距與斜率」獲得支持。本研 究結果發現,嚴厲教養對憂鬱症狀截距與斜率具有正向提高效果,不利於降低青 少年的憂鬱症狀起始狀態與成長速率,亦即嚴厲教養會提高青少年初期的憂鬱症 狀,也會提高青少年初期至晚期的憂鬱成長速率,係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壓力因 素。

因此,本研究結果與文獻評閱相符,嚴厲教養為一負面教養方式,且對青少 年心理健康有不利影響(張高賓,2009;McLeod et al., 2007; McKee et al., 2007)。

和吳齊殷與黃鈺婷(2010)的研究相比,該研究發現嚴厲教養只有對憂鬱症狀截

發展有利(陳婉琪、徐崇倫,2011;Kim & Ge, 2000; Weisz et al., 2001),與另一 派學者認為的有負面影響不同(林耀盛等人,2006;Hasebe et al., 2004; Parker et al., 1979)。此結果說明父母親採取監控管教的教養方式,確實對於青少年來說具 有重要意義。Han 與 Miller(2009)認為,當父母親有較多時間監督子女,其實

發展有利(陳婉琪、徐崇倫,2011;Kim & Ge, 2000; Weisz et al., 2001),與另一 派學者認為的有負面影響不同(林耀盛等人,2006;Hasebe et al., 2004; Parker et al., 1979)。此結果說明父母親採取監控管教的教養方式,確實對於青少年來說具 有重要意義。Han 與 Miller(2009)認為,當父母親有較多時間監督子女,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