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五節 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因素之性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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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青少年心理健康影響因素之性別差異
兩性在身心發展上有所不同，尤其是青少年時期更為明顯，故過往學者在探 討青少年心理健康時，經常會加以討論性別差異的議題（Cyranowski, Frank, Young, & Shear, 2000; Hyde, Mezulis, & Abramson, 2008）。並且，許多研究亦將整 體樣本區分出男性樣本與女性樣本，探討兩性在心理狀態與環境因素之間的差異 程度，在學術與實務上均具有重要意義（江守峻、陳婉真，2017；趙梅如、王世 億，2013；Pan, Zhang, Liu, Ran, & Teng, 2016; Treloar, Martens, & McCarthy, 2014;
Zona & Milan, 2011）。Ensminger、Brown 與 Kellam（1982）認為，縱貫性研究 若能加以探討性別差異之議題，對實務與學術研究皆具有相當的重要意義，因為 瞭解青少年男性與女性的發展性差異，有助於實務工作者擬定相關的介入計畫，
以及在學術上釐清整體與男女群組之間的異同。同樣的，Windle 和 Barnes（1988）
相信，透過分析性別差異，能探討隱含於整體樣本下，男性與女性在不同變項上 的性別差異，得以更有效地提供教育工作者針對男性與女性族群實際且具體的建 議。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相關變項之間的關係，亦特別在整體樣本分析後，將 樣本切割為男性與女性兩個群組，進行多群組分析。以下接續說明各變項在性別 上的差異與意義。
壹、教養方式對心理健康的性別差異
教養方式對心理健康之關係具有性別差異，尤其是對女性有更高的影響性。
McLean 與 Anderson（2009）認為，教養方式對於男性與女性而言或許具有不同 的意義，教養方式會受到性別角色社會化所影響，男性子女被鼓勵呈現出果斷的、
勇敢的樣貌，焦慮與退縮並不符合其在社會上的性別角色，因此，男性較容易學 習到積極的因應方式去面對情緒低落。相反地，女性子女被鼓勵呈現出柔弱的、
情緒的樣貌，面對心情低落時，較不會刻意地去隱藏或採取正向因應，故其展現 出來的憂鬱與焦慮程度也會較高（van der Sluis, van Steensel, & Bögel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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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le（1992）針對 277 位青少年男女進行六個月的追蹤調查，研究發現家 庭低支持能預測青少年女性的六個月前後之憂鬱程度，但不能預測青少年男性在 兩個時間的憂鬱程度，也就是說，低支持僅能影響青少年女性的憂鬱，但卻不能 解釋青少年男性的憂鬱，女性受到家庭系統的影響更盛於男性。Van der Bruggen、
Stams 與 Bögels（2008）的研究顯示，父母嚴格控制對女性焦慮情緒有顯著效果，
但對男性則無。陳杏容（2016）的研究指出，當家庭危險因子數目增加時，女性 比男性憂鬱上更加脆弱，換句話說，女性較容易受到家庭負向因素的影響，而提 高其憂鬱程度。Gerard 與 Buehler（2004）指出，當環境中的危險因子提高時，
女生憂鬱受到的影響比男生來得高。
綜合上述文獻的觀點，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教養方式而影響其憂鬱狀態，
是故，本研究假設教養方式中的關愛支持、監控管教與嚴厲教養，三者對憂鬱之 關係存在著性別差異，並且影響力是女性高於男性。
貳、社經地位與學業表現對心理健康的性別差異
社經地位與學業表現對心理健康之關係，在女性上可能比男性來得高。
Richman、Brown 與 Clark（1984）認為，社經地位較高的女性，其憂鬱也容易較 高，但對於男性，社經地位卻沒有影響。也就是說，雖然同樣是高憂鬱者，但女 性受到社經地位之影響程度比男性為高，且為正相關。陳杏容（2016）指出，當 家庭危險因子愈多（如貧窮、衝突關係、精神疾病等），男性的偏差行為和女性 的憂鬱愈容易受到影響，說明女性情緒狀態與家庭因素有較緊密的關係。Hong、
Patricia 與 Lawrenz（2005）的研究發現，對男性青少年來說，只有自尊能顯著預 測憂鬱與焦慮；但對女性青少年來說，學業表現、家庭收入、自尊與教養方式均 能顯著預測憂鬱與焦慮，此結果說明，家庭收入以及自身的學業表現，對於女性 青少年的影響皆大於男性青少年。一項以台灣新住民青少年為主的研究顯示，父 親教育程度對男性之預測係數為 -.17 且達顯著水準，對女性之預測係數為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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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女性新住民子女的憂鬱程度卻愈高（王雅倩、陳宛庭，2016）。因此，綜合上 述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假設社經地位與學業表現，對於憂鬱程度之提高，女性青 少年會高於男性。
參、小結
總結來說，本研究希望透過檢驗關愛支持、嚴厲教養、監督管教、社經地位 以及學業表現五個測量變項，對於青少年憂鬱的影響程度是否具有顯著地差異，
亦即男性青少年與女性青少年的憂鬱症狀與這些影響因子之關係是否有所不同，
如此一來才能針對不同性別，提供適切的建議與具體介入。根據文獻推斷，首先，
不論是關愛支持、嚴厲教養或監督管教，三種教養方式對於女性憂鬱的影響應高 於男性，並與性別角色社會化有關。第二，社經地位與學業表現對於女性憂鬱的 影響應高於男性，此點已有部分文獻間接地證明，但兩者在不同性別上是否達到 顯著差異，亦有待本研究釐清。